前几天，几乎所有媒体都在写一个叫沙白的上海姑娘。
初看之下，这是个天妒英才的故事。主人公沙白今年43岁，是个精通多国语言的海归女精英，也是一名红斑狼疮患者。除去生病20多年，她的人生剧本比一般的江浙沪独生女更完美。就说原生家庭吧。爸妈是典型的中产高知，本就不缺钱，还赶上拆迁，在上海分了五套房。她自己也很优秀，从小学习好，不管是语数英，还是钢琴舞蹈，都能驾轻就熟。留学归来，她先做了几年托福教师，后来创业开了工作室，喜提百万年薪。
照理说，红斑狼疮患者需要打激素治疗，切忌晒太阳和剧烈运动。然而沙白有自己的人生观，追求活在当下。她热爱去海边沐浴阳光，厌恶激素药造成的肥胖。在她看来：
“宁可少活40年，也要充分享受阳光海滩，还有美好身材带来的各种男性的爱慕。”
一路走来，她去过40多个国家，尝试过各种极限运动。徒步、滑雪、跳伞、蹦极……玩得不亦乐乎。
就在她热切拥抱生活的时候，病情急转直下。水肿、疱疹、肺部感染、脏器衰竭，接踵而至。尤其是肾衰竭和尿毒症，一度让她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连跳楼的力气都没有。在上海40度的三伏天里，还得开着电热毯取暖。
面对镜头，沙白总带着精致的妆容，精神矍铄侃侃而谈。可在无人知晓的角落，她的求生欲已经被一次次痛苦的透析消磨殆尽。某次，经历了近五个小时的透析后，她告诉护士，那感觉如同被轮奸了一样，没有任何尊严。
（沙白向老师讲述病情）由于找不到合适的肾源，她明白自己命不久矣。因此，即便有人劝她坚持透析，好好活下去，她也并不愿苟活。
（沙白与网友的对话）念及自己永远不可能康复；又想着爸妈年事已高，不想拖累他们。
她决定今年十月去瑞士，用安乐死的方式寻求解脱。陪她一起去尊严机构的，还有年近八旬、中度阿兹海默的老父亲。此前，他多次劝女儿放弃安乐死，“再陪爸爸一年”。可沙白拒绝了，因为爸爸为了照顾她，已经很累了。
看着父女俩生离死别，几乎每一个旁观者都跟着热泪盈眶。
有人感动于父爱的伟大。
也有人佩服沙白看淡生死，活得清醒通透。
能笑着和世界说再见，也是一种美德。
按照沙白给出的时间表，她现在已经离开人世。可舆论仍在持续发酵。随着更多细节被披露，这个让人唏嘘的故事袒露出了极具争议的B面。公众对她的态度也从同情转向质疑。有人发现，沙白自称在瑞士，可IP却显示在国内。据此，他们怀疑这场张扬的“安乐死”纯属网红摆拍。
还有好多医疗大v感慨，这姑娘根本没好好接受治疗。及时行乐，看似洒脱，实则是对生命不负责任。要知道，红斑狼疮并非绝症。“规范治疗加上生活注意，可以让病人安稳生活几十年。”
可沙白却不遵医嘱。
固执到让中医西医都头秃。
更让网友感到难评的，是她的家庭观。一次视频采访中，学生问她：是否觉得自己的决定很不孝？
（类似声音网上也有。）她直言：“我的字典里没有孝顺二字。”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应该是情感的双向涌动，不该被所谓的“孝道”绑架。“我肯定把自己放在首位，因为我不好，我爸爸也过不好。”
这些观点可以自圆其说，但无法强求每个人都接受。即便拿到推崇多元化的西方，保守主义人士也未必悉数赞同。沙白家里，宽厚的爸爸总能包容她的种种追求，保守的妈妈却不喜欢她的生活方式。尤其当她消极治疗，妈妈屡劝无果后，母女情义消耗殆尽。面对水肿到无法自理，只能搬到父母家里养病的女儿，妈妈只甩了一句：“你知道生这个病给我带来多少麻烦？”而当沙白拿着基因检测报告，告诉母亲，是她把红斑狼疮带给自己的时候……妈妈脸上没有歉意，只有不屑。同样拧巴的，还有沙白和表妹的关系。她曾提出用房子换表妹的肾，可表妹没给回应，甚至连配型都不做。这种冷漠的态度，让沙白感到无语。
我不想多评她们的家务事。只能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既然自己不想被家庭伦理捆绑，那也别去pua亲人。
上面这些争议都在伦理学、社会学的范畴内打转。可当下面这段发言被人挖出，整件事开始往政治学的维度走了。由于找不到合适的肾源，沙白抱怨到：中国不允许活体器官移植，某种程度上侵犯了穷人的自主权。因为器官是他们的，应该由他们决定用在哪里、怎么使用。
穷人本可以用自己的器官换来一笔钱。可现行法律却堵住了这条谋生出路。
推而广之，所谓“法律”、“道德”的合理性都可以被质疑、被解构。“禁毒”未必是好事。
抓嫖亦然。
沙白认为，“大麻合法化”、“嫖娼合法化”都有合理性。每个人都该学会质疑，学会思考，而非盲从于既有的社会契约。
炸裂的发言让部分粉丝心生幻灭——他们为她的自由摇旗呐喊，可她却想要他们的肾。其实，这些观念并不稀奇。我身边很多定居国外的“世界公民型”亲友，都讲过类似的话。说白了，这就是屁股决定脑袋。国外的生活经历，肯定会让他们多一些国际比较的视野；但同时也意味着他们没有多少在中国社会摸爬滚打的经验，未必了解各阶层的生存实况。只要多看看社会新闻，或者多刷两遍《人民的名义》，我们就能想通为啥那些东西不能合法化。就说嫖娼、代孕合法化吧，一旦放开，将难以收拾。小花梅们会被董某民逼着去卖淫；要是当地还有祁同伟式的保护伞，那就可以假借法律之名，把拐卖妇女、卖淫嫖娼、权色交易做成一条高度合规的产业链。器官买卖也是同理。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它不仅无法赋予穷人自主权，反而会加剧富人对穷人的结构性支配。《隐入尘烟》里，那个“自愿”为土豪输血续命的贫苦农民就是典例。
沙白的结局，也让很多人重新探讨安乐死的意义。现在，不少网友呼吁国家放开禁令，让每个病入膏肓的人，都能体面地走向终点。
理论上讲，安乐死确实是基本人权，但考虑到现实因素，推广起来太复杂了。久病床前无孝子。万一那些苦苦求生的老人，被嫌麻烦的子女劝去“安乐死”了，咋办？还有，遇上某些不干人事的医疗机构，他们会不会拿安乐死当挡箭牌，掩盖自己造成的医疗事故？再者，安乐死非常昂贵，开销在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主要贵在心理评估和审核流程上。真放开这项医疗服务，恐怕也未必能照顾到多少基层家庭。考虑到安乐死带来的问题远比它能解决的多，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放开它。
人生在世，各过各的。我们尊重沙白的选择，同时也觉得没必要再吵这事了。斯人已逝。给她贴标签，搞道德审判，都没什么意义。至于把她吹捧成汉娜阿伦特式的独立女性，更是大可不必。这场安乐死，本质上是一次无奈且高调的自杀。既然是自杀，就不值得被大肆炒作。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任何一种保持基本理性的文明，都不会把自杀当成好事，向公众反复宣传。生活中，远有比她更真善美的人，值得我们去见贤思齐；也有比她更假恶丑的人，值得我们去批判鞭挞。非要讲这事带来的启示，那就是：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没有谁能拥有绝对的自由。所以，生了病一定要好好看病，谨遵医嘱。不要想着：“我要像沙白姐姐一样美美地去死”；而要鼓励自己：“她没怎么治病，都活了这么久，我认真配合医生，一定能活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