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玉乾:大禹立“中”建都阳城

文化复兴 2021-08-14 16:21:40

◎牛玉乾

“禹都阳城”,这是几千年前史书早有的记载。然近百年来,关于这个结论,学界引发诸多争论,说法不一。有的说大禹建都是在山西省的阳城县,或安邑或晋阳;有的说在河南省的周口市阳城区,或者说是禹州古之阳翟,更有的说是登封市告成镇古之阳城。笔者认为,禹都阳城,就是登封市告成镇古之阳城,这个结论不容置疑。

这是考古学界的共识

早在29年前的1992年,我带领郑州电视台摄制组实地拍摄《禹都阳城》电视纪录片的时候,不但对大禹治水和建都的史料进行认真分析研究,而且还和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时任河南省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原考古第一人安金槐先生,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专访,并共同在登封告成镇的王城岗遗址,进行了实地考察。安先生风趣地告诉我:他1975年在告成镇八方村头的土路上转悠时,当地一位老农问他:“老安,你在这转啥哩?”安金槐说:“找禹王爷呗!”老农说:“村东北那块高地,俺都叫王城岗,你到那里去找找禹王爷吧!”一句话让他喜出望外,当即就率队到王城岗上去开探方,从此就有了夏代王城岗遗址。接着,安金槐先生又在距王城岗古城东、春秋战国古城遗址上挖掘出了带有“阳城”字样的陶器。这座春秋战国阳城的发现和确认,为禹都阳城在王城岗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旁证。

大禹的纪年大约在距今4200—4100年间,而王城岗古城的年代约为4100年。这绝不是一般的巧合,安金槐根据《水经注》禹都阳城在“嵩山之阳,箕山之阴”的文献记载,根据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等人的考证以及现在的考古成果,认为这极有可能就是禹都阳城。王城岗古城址的发现,迎来了1977年国家文物局在登封告成召开的夏文化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怀着浓厚的兴趣考察了王城岗古城的发掘现场,对王城岗古城的发现给予积极的评价和肯定,认为这是探索夏文化中的一次重大突破。王城岗遗址,也是1949年以来中国确认的第一座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

2002年至2005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课题组,对王城岗遗址重新进行发掘。结果在王城岗小城遗址的边上,又发现了一座面积达30余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和城壕。城墙夯土为平地起建,逐层夯筑而成。大城的北城壕向东通往五渡河;西城壕向南直接通往颍河。在这里发掘出土了陶器、石器、骨器等大量龙山文化晚期遗物,还有王者祭祀坑、玉石琮、白陶等重要遗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方燕明先生认为:大城城址的这个年代,已经进入了公元前2070年,而小城的年代要稍稍早于2070年,所以有证据推测,小城可能和鲧有关,鲧是禹的父亲,那么大城很可能和禹有关,就是禹都阳城。

2005年初,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委员会对外公开宣布:王城岗遗址是目前在河南境内发现的最大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王城岗是夏朝初期都城即禹都阳城,约在公元前2070年。距今在4400年至4000年之间。这为古典文献的记载和民间一直流传“禹都阳城”的说法,作出了科学的定论。

2010年春,也就是距今11年前,我又率队拍摄大型电视纪录片《中岳嵩山》,对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委员会专家组首席专家、北京大学著名历史学教授李伯谦先生,进行了专访,他十分肯定地说:“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情况来看,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能推翻大禹在登封阳城建国立都的结论。”

夏人的祖根在嵩阳

那么,大禹为什么要在登封阳城建国立都呢?

首先,嵩山是夏部族的祖山,嵩山地区是夏人活动的中心。《国语•周语》载:“夏之兴也,祝融降于崇山。”韦昭注云:“崇,崇高也。”禹都阳城,崇高所近。崇山就是嵩山,大禹的父亲鲧被封于崇山,史称崇伯鲧。《史记•三代世表》记载:“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颛顼生鲧,鲧生禹”。这就是说,从黄帝到他的子孙鲧和禹,其活动范围始终在中岳嵩山一带。

尧舜时期,华夏大地发生了一次罕见的大洪灾,洪水滔滔,民不聊生。经四岳的推荐,崇伯鲧担当起了治理洪水的重任。但他只知堵挡,不知疏导,虽然四处奔波,竭尽全力,但治水九年,水害不仅未除,反而越来越大。于是,尧就让舜派人杀死了他。《国语•周语》载:“有崇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

嵩山地区是崇伯鲧和大禹的封地,大禹的一生当然和嵩山有着不解之缘。大禹生长于嵩山,家居于嵩山,治水于嵩山,建都于嵩山。大禹分别被评为登封市和郑州市的十大历史名人。因文献记载明确,神话传说众多,文化遗迹丰富,民俗影响深远,2008年元月2日,登封市被国家命名为中国大禹文化之乡。

《孟子》、《史记》都记载:“禹生石纽。”而石纽就在河南登封的祖家庄。少室山东麓的祖家庄,所涵盖的马庄、尚庄、刘庄、张庄、王庄、左庄等小山村,自古即被称为一溜石纽屯儿。左庄村息壤岗上有一块石头,被称为石纽石,人们一直视为神石而膜拜有加,祛病消灾,灵验非常。

太室山的万岁峰下,也有一块大石头,被称为“启母石”,相传是大禹第一个夫人涂山娇的化身。《淮南子》载:“禹治鸿水,通轘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曰:‘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

原来,大禹的妻子涂山娇非常支持丈夫的治水大业。大禹在轘辕关治水时,为了加快工程进度,就化身为力大无比的黄熊。由于不想让妻子知道自己变成黄熊,便与她约好听到鼓响再去送饭。有一天,大禹在凿山时,不小心让一块大石头砸到了鼓上,发出“咚咚”响声。涂山娇听到鼓响,连忙前往送饭。到工地左看右看,都找不到大禹,后来发现有只大熊正在拱山,涂册娇大吃一惊:原来自己的丈夫是只大熊!她感到非常羞愧,提起饭篮就往家跑。大禹见到此景,连忙化为人形,返身去追。气急交加的涂山娇跑到太室山万岁峰下家门口时,变成了一块大石头。此时涂山娇已近分娩,大禹思子心切,就对着大石高喊:“还我儿来!还我儿来!”声音刚落,“轰隆”一声巨响,巨石从北边崩裂成两块,他的儿子从石缝中跳了出来。大禹由此把儿子取名为“启”。后来,人们就把涂山娇变成的这块大石头,叫做了“启母石”。

涂山娇化石后,她的妹妹涂山姚爱慕大禹的才干,自愿嫁给大禹,照顾小夏启。大禹非常感动,就把家从太室山下搬到了少室山下。现在登封还流传着涂山姚代姐育婴的故事,并把涂山姚生活的地方叫作涂窑、姚沟。因为大禹分别和涂山氏姐妹结婚成家,所以后人把他们居住过的地方分别命名太室山和少室山。人们为纪念她们姐妹,分别在太室山下和少室山下建造了启母庙和少姨庙,东汉时又分别在庙前建造了启母阙和少室阙。启母阙上现在还保存有大禹化熊和启母化石的画像。启母阙铭文明确记载:“洪泉浩浩,下民震惊。禹有大功,疏河泻玄。九山甄旅,咸秩无文。爰纳涂山,辛癸之间。三过亡入,实勤斯民。”这说明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家”就在嵩山脚下。嵩山地区至今还流传着“一过家门听骂声,二过家门听笑声。三过家门捎口信,治平洪水回家中”的民谣。

大禹治水被评为影响中国的100个历史事件。这段历史,过去仅有《禹贡》等史书记载,没有实物佐证,因此有人一直对大禹治水有所怀疑,认为这是神话传说,不足为信。2002年5月,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国宝级文物,名叫“遂公盨”。经专家鉴定,这是一件西周中期的青铜礼器,距今已有2900多年的历史。上面所铸的99字长篇铭文,生动记录着大禹治水的故事和功德。这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也最为详实的关于大禹治水的文献记录。这一新发现,进一步证实了,人们传说称颂的大禹,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

遂公盨铭文载:“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差地设征”。意思是,上天命大禹敷治下土,随山刊木,疏浚河川,以平定水患。和《禹贡》中讲的“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两相对照,其观点和言词,完全一致。更让人震惊的是,遂公盨铭文比《禹贡》这部古典文献,还要早上700多年。这件遂公盨铭文表明早在2900年前,人们就广泛传颂大禹治水的故事了。

为什么大禹的父亲鲧被害之后,还要让大禹继续治水呢?

据考证,当时只有夏部族掌握有两种先进武器:一是治理水害的本领;二是冶炼青铜器的技术。近年来,在嵩山南麓的汝州煤山遗址出土有熔铜坩埚残片,残留铜液最多者达到6层,说明坩埚被反复使用过。在嵩山王城岗遗址发掘的青铜容器残片,是用多合范法铸造的青铜器,距今有4000多年的历史。这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青铜器的残片。这说明,在其他氏族部落和邦国的先人们,还在使用石器的时候,大禹和夏部族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已经能够运用先进的青铜工具,治理洪水,从事农耕生产了。因此,虞舜只能依赖掌握先进治水经验和青铜工具完美结合的华夏部族的首领大禹了。

面对江、河、济、淮诸水系的滔天洪水,大禹是治水的呢?

首先,大禹吸取父亲鲧用“堵截”的办法治水失败的教训,立足于疏导。在治水中,他发现了疏堵结合、顺其自然的规律。所以孟子说:“禹之行水也,行其无所事也。”

其次大禹在治水时,同时发展农业生产。他让伯益教人们种植水稻,让后稷给人们调配食物,调有余而补不足,这样“众民乃定,万国为治”。

大禹治水时,以身作则,言为信,声为律,身为度,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累得面目瘦黑,大腿上没有肌肉,小腿上没有汗毛,走起路来都一跛一拐的。大禹疏九河,陂九泽,通九道,度九山,划九州,最终治理了水患。大禹治水的成功,造就了肥沃的华北平原和黄淮大平原,深受饥寒折磨的人们,纷纷从山洞里或高地上迁移到大平原,过起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生活。遂公盨铭文上说:“降民监德,乃自作配乡民,成父母。”意即大禹恩德于民,百姓爱他如同父母。后世人们对大禹治水的功绩评价很高,《左传昭公元年》载:“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孔子更是连声称赞大禹:“禹,吾无间然矣!”意思是大禹啊,我找不到您的任何缺点。

大禹治水成功,赢得了万民的爱戴。帝舜顺乎民意,封禹为“夏伯”,嵩山周围都成了大禹的封地,《姒氏世谱》载:“甲子八十一载,封禹于夏,赐姓夏氏。”《史记》记载:“颍川,南阳,皆夏人之居也。”

《竹书纪年》中说:“舜十五载,帝命夏后有事于太室。”就是说,帝舜为表彰大禹治水成功,赐给他“玄圭”玉器,并命他祭祀太室山,昭告上天治水成功。这开创了有史记载的祭祀嵩山的先河。

禹都阳城乃大德于中

考古发现,尧、舜建都时间较长的是山西省的平阳和安邑。按理讲,大禹继承舜位,应该到平阳上任,可他为什么不去平阳和安邑,而另起炉灶,在嵩山脚下的阳城建都呢?

大禹建都阳城的原因有四,一是阳城位于嵩山脚下,嵩山地区是其生长、家居和受封之地,也可以说是其大本营和根据地,在此建都可以尽得地利与人和。二是阳城位居九州之中,物产富饶。三是大禹治水成功赢得了天下百姓的爱戴和拥护。《吴越春秋》中说:“让位商均退处阳城之南。万民不附商均,而追就禹之所。状若惊鸟,扬天骇,鱼入渊,昼歌夜吟,登高号呼曰:禹弃我,如何所戴?”四是阳城在当时是理想的建都之地。位于如今告成镇与八方村之间的王城岗遗址,在颍河与五渡河交汇的夹角高台地上,前眺箕山,背靠嵩山,左有王岭尖,右依九顶凤凰山,正是中国古代风水学上“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的最佳地貌特征。

据史料记载,虞舜年老后,举荐大禹接任他的帝位。并告诫他说:“天之历数在汝躬,汝终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意即要大禹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时,诚实地保持中道,否则如果导致四海人民困穷,那天的福命就永远终止了,即上天也不会再保佑了。

禹当储君十七年后,虞舜驾崩,大禹为他守孝三年。这时,舜的儿子名叫商均有野心,想篡夺他的父亲禅让给大禹的帝位。大禹以大局为重,辞去帝位,避居嵩山的阳城老家。然而,由于大禹德高望重,布仁天下,民心所向,所以各个诸侯邦国和民众都不买商均的帐,纷纷到嵩山阳城,朝拜大禹。这样一来,嵩山阳城,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大禹的都城了。朝贺的各路诸侯来了,大禹不接见也不可能;要接见就得有个朝拜的场所,一路诸侯来了就是一路人马,要吃要住要消费,都得有个地方,民众往来也要有商贸交易集市,如此等等,熙熙攘攘,热热闹闹,大禹的老家不想成为都城都不可能。原来他和父亲鲧居住的小城当然就撑不下了、不够用了,不再扩建一个新宫殿也就不可能的了。于是,在公元前2070年,随着各路诸侯和民众的扶持和拥戴,大禹就把阳城定为国都,登上帝位,以“夏后”为国号。《史记•夏本纪》载:“三年丧毕,禹辞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由此看来,大禹称帝,完全是大道布大德,上合圣意,下合民心,“允执厥中”的结果。

禹都阳城意义非凡

华夏民族的形成与夏代国家的建立是一个同步的历史进程。因为只有国家的形成才能把失去血缘纽带、进入了阶级社会的各个地域性群体包括在一个新型的更大的共同体之中。夏朝的建立促进了东夷、三苗等部族与华夏族的融合,而形成了统一的华夏民族。

考古成果表明,龙山文化时期,在松辽平原,在南国水乡,在所有的中国版图上,已是“万国”崛起,争相沐浴文明曙光。考古发现,在东北辽河的红山文化中,在甘青高原的齐家文化中,在内蒙古草原的夏家店文化中,在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中,在上海、浙江马桥文化中,到处都有 “天地之中”的嵩山文化元素和因子。事实证明,早在4000多年前,华夏民族便是多种血统融合的共同体了。

在距今4000年前的洪水时代,嵩山的浅山丘陵不仅保护了先民的生命,也保存下了先民创造的文化。考古发现,洪水时代之前,文明曙光犹如满天星斗,闪耀在中华大地上。但洪水过后,黄、淮、海大平原受到毁灭性打击,许多先进文化走向退化乃至消失。例如,山东海岱龙山文化,因受洪水所害,退化为岳石文化而一蹶不振。而河南龙山文化则因嵩山高地和大禹治水成功,发生质的飞跃,将新石器时代推进到了青铜文明,诞生了中国第一个王朝夏后国。大禹借鉴自黄帝到虞舜治国经验,使许多异姓方国都臣服于夏朝。夏禹在涂山会诸侯时,已是“执玉帛者万国”了。茫茫禹迹,划为九州,而豫州为九州之中,即冀、青、扬、豫、兖、徐、雍、梁、荊九州。大禹用九州进贡的青铜器,铸造了九个大鼎,作为国之重器,安放于阳城。使万民都能感受到大禹的声威教化。青铜那么珍贵,为什么大禹要用它铸造大鼎呢?难道只是当作祭祀的礼器吗?

有专家认为,万国的诸候都到阳城来朝拜大禹,并且进贡很多青铜。为什么要进贡很多青铜呢?因为青铜是当时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一个象征,也代表着当时最高的科技水平。所以,人们把青铜当作最珍贵的东西进贡给大禹。大禹收到了很多青铜,他就决定把这些青铜做成鼎。他收天下之铜,而铸鼎。目的就是为了祈求天下太平,要制止各诸候之间的纷争,来使九州大同,九州太平。

“九鼎”后来成了国家政权的象征。这就是“定鼎天下”和“禹鼎”的来历。

大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开创者,其划时代意义在于,从此中国结束了漫长的原始社会,进入了奴隶社会。同时,大禹建都阳城后,立中央熊旗,号令四方。上海博物馆馆藏的《容成氏》简中,讲到了大禹听政三年,天下大治以及立五方号旗的情况:“禹听政三年,因民之欲,会天地之利矣。是以近者悦治,而远者自至,四海之内及四海之外,皆请供,禹然后始为之旗号,以辨其左右,思民毋惑。东方之旗以日,西方之旗以月,南方之旗以蛇,中正之旗以熊,北方之旗以鸟。”这里不难看出,大禹时代以旗帜为符号来号令四方,已经有了以中为正,以中为尊的观念。大禹立中央熊旗,蕴涵着确立文化统合权力的象征意义。大禹更是秉持尧舜“允执厥中”的政治理念治理国家的,他绝旨酒,疏仪狄,闻善则拜,五音听政,广纳谏言,泣罪于途,因此在大禹执政期间,国库充盈,人民富足,“公私三十年有积储”。

大禹上承三皇五帝,下启商汤文武,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和立国始祖。大禹建都阳城,不仅使阳城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华夏第一都,也为天地之中理念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大禹初建的华夏第一个国都,不可能像后来所建的国都礼制那样完备,设施那样周全。史书记载,夏都十迁,每一次都邑的迁徙,都可能比前一次的礼制完备一次。因此,我们不能用后来的眼光、标准来要求初建的国都文化。再说登封王城岗遗址的考古挖掘工作,还仅仅是告一段落,我相信随着野外挖掘研究的推移,必将还有更加惊人的发现。

牛玉乾:中共党员,河南大学政治教育系本科毕业,高级记者。曾任中共郑州市委宣传部新闻科长,郑州电视台首任台长,郑州晚报社副总编辑,中华豫剧文化促进会执行副秘书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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