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战国策》二卷记载，我国娼妓制度开始于周襄王朝代，而创始人就是诸葛亮常常自比的那个古代先贤管仲。

当时，管仲以卓越的谋略辅佐齐桓公登上了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的宝座。又因，他倡导的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治国理念。所以，他对商业非常的重视，并为此在齐国都城淄博设立了七百处“女闾”，也就是俗称的“青楼”或“妓院”，而且还是官营，并以此来吸引四方商客到齐国经商。

从此，娼妓行业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并且一直延续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也因此，古代青楼供奉的祖师爷便是管仲。

还因，当时并未形成“士农工商”的社会体系。所以，当时的商人和娼妓还不算“贱业”，而且娼妓的地位也并不算低，毕竟是吃公家饭、受公家庇护的。

又据《史记·楚世家第十》记载：楚庄王（中原五霸之一，也是那个‘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典故中的主角）即位的前三年，他常常日夜作乐，“左抱郑姬，右拥越女”。

▲古代的豪华青楼

据说，楚庄王左抱的那个来自郑国的“郑姬”，就与后世的娼妓极为相似。地域远近、年龄大小、容貌美丑等，都不是问题，只要有人付钱，均可提供特殊服务。甚至，从那时起，娼妓就已开始研究取悦他人的技艺，如：美容艳妆、眉目传情、弹奏音乐等，可谓是费尽心机。

也就是说，娼妓从一出世，就成了历史的参与者与缔造者了。

不过，自从“士农工商”的社会形态固化后，娼妓就被彻底归入了“贱业”一行，几乎为社会所不齿，可为何还能继续成为历史的参与者与缔造者呢？

春秋时期，齐国管仲为了促进经济发展，设立了国营妓院，并收取税金。据说，此举是中国历史上娼妓业发展的开始。

到了汉武帝时期，又创立了营妓制度，让妓女作为慰安妇服务军中的将士，以解戍边将士长期无性生活的苦楚。

到了隋朝时期，隋炀帝设立教坊，广纳歌舞艺人，纵情声色。

到了唐朝时期，沿袭了隋朝的教坊制度。风流皇帝唐玄宗更是将教坊机构扩大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地步，教坊艺人多达11409人。可他还不满足，同时又设立梨园，统4万宫妓作乐，极尽荒淫。

▲管仲

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有所恶，下亦从之。”在唐玄唐与杨玉环的风流韵事传遍朝野后，各级官员纷纷效仿。于是，各地方诸道、方镇、府司、州县军镇都设立了官妓。每逢节日宴请、迎送官员、招待宾客，都要有妓女歌舞陪侍。例如：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就曾让元稹把杭州歌妓商玲珑借去玩了一个多月。

同时，官妓营妓向长官无偿献身也被认为是一种义务，即使为官员们生出孩子的事情也是屡见不鲜。甚至，有的官员还曾为妓女争风吃醋，闹得不可开交。

难怪，大唐盛世会在唐玄宗的手中一落千丈，并逐步走向衰亡。

此后，直到明代中晚期，更是达到她的巅峰状态。

不过，这些宫妓、营妓、官妓的乐籍制度一直持续到了满清雍正时期，才被取消，国家不再正式供养妓女，甚至还用制度规定官员不得嫖妓。但是，现实中，却因大多官员不愿执行这项制度，而使这项制度接近于名存实亡。

这，应该也是清朝灭亡的一大原因。明明是好制度，却无法得到有效执行。

到了民国时期，娼妓业更是到了一个惊人的地步。

据鲍祖宣1935年出版的《娼妓问题》一书记载，经调查，上海的公娼和私娼相加约在6万至10万之间（因私娼流动性大，且很难确切统计，故上下辐度较大），公开挂牌营业的公娼就有近2万人。

当时，上海的总人口约为360万，其中女性经销商150万人左右。也就是说，20名上海女性中，可能就有一名是娼妓。如果，剔除十几岁以下的幼女和五十多岁以上的老年妇女，娼妓所占比例很可能还会更高。

虽然，这些调查数字未必精确，但也反映出上海娼妓从业人数有多么的惊人了。

▲那个“左抱郑姬，右拥越女”的楚庄王

此外，还据史料显示，1912年北京公娼数量为3096人，1917年增加到3889人；1912年北京妓院数量是353家，1917年增加到406家。若加上约7000人的暗娼，1917年北京的妓女数量可达到10000人以上。而当时北京的女性人口约为296021人，相当于每30个女性中就有一个可能是妓女。

可见，当时北京妓女的从业人数同样的十分庞大。

后来，到了新中国成立，通过开展大量的娼妓改造工作，娼妓从此也成为历史的过客，只留下了许多难以磨灭的历史痕迹。

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改开后娼妓又开始死灰复燃了。

当营妓由军队扩展到社会后，嫖娼阶级也便由单纯的武夫，上升到了官员乃至士大夫的文化层面。

为了迎合官员以及士大夫阶层的文化需求，娼妓们的求生本能也便不断向这一方面提升。

纵观我国古代名妓，几乎都是文化妓，而且其文化水准还相当的高。甚至将纯粹的淫荡提升到了一个高雅的精神享受。这种享受，较之底层野妓与嫖客的兽行肉搏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当然，嫖客所付出的嫖资，同样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例如：秦淮八艳（马湘兰、卞玉京、顾横波、柳如是、董小宛、李香君、寇白门、陈圆圆），无一不是一代才女，品茶饮酒、吟诗作画、抚琴弈棋，无所不精。

▲秦淮八艳

不过，在这些文化妓中，尤以北宋私妓李师师的“成就”最高，甚至就连堂堂的宋徽宗赵佶，都是她的入幕之宾。因此，她也成为了当时文人雅士、公子王孙竞相追捧的对象。

尤其在唐宋元明以及民国时期，风流才子与佳人（娼妓）的传奇故事更是屡见不鲜。

同时，除了官妓与私妓之外，家妓则是两晋时期的一大文化特点。其中，最为著名就是石崇家蓄养的那位“百年离别在高楼，一旦红颜为君尽”的坠楼才女绿珠。当时，仅石崇蓄养的家妓就有上千人之多，因绿珠“美而工舞”，而被称为“魁首”。

这种家妓，其实相当于后世被包养的二奶、三奶……

若去研究古代娼妓业的发展走向，则不难发现这样一种现象：经济越发达的城市，娼妓事业越兴旺；官场越腐败，社会风气就会越糜烂，也就更容易带动娼妓业的发展；贫富差距越大，娼妓业同样越发达……

早期，中国的北方经济远超南方，娼妓便以北方为盛；可是，随着中国的经济中心南移，南方便成为了烟柳繁华之乡。例如：南宋时期的苏杭扬州一带，更是高档妓女麇集的都会。即使到了雍正时期，已取消了乐籍，可扬州一带的妓船却多到能够遍布江面。

唐代中后期，官场特别腐败，贫富差距已大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地步，而在这个阶段的娼妓业就特别兴旺。例如：前面讲的唐玄宗时期。

到了明清时期，商品经济都远较前面的朝代繁荣，但其繁荣的背后却是贫富的悬殊差距，并因此使得娼妓队伍迅速壮大。

据万历进士谢肇淛的《五杂俎》记载：

“今时娼妓满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偏州僻邑，往往有之，终日倚门卖笑卖淫为活……”

也就是说，到了明朝中叶，娼妓事业更是步入了一个鼎盛时期，娼妓业已发展到“满布天下”的程度。既有达官贵人、豪门巨贾在娼门一掷千金，也有普通市民“投钱七文，便携手登床”。

▲鱼玄机

可见，明代肉体卖买市场之广泛，而国家却又可以通过征收娼妓税（又号“脂粉钱”）来充盈国库。

这样以来，既能满足官员的私欲，又能增加府库税收，可谓是“一取两得”，难怪明代的娼妓业会那么的兴旺。

尤其是明末秦淮河上妓船张灯结彩、彻夜不息的繁盛场景，更是影响深远。

另据《梅圃余谈》记载：

“世风俗淫靡，男女无耻。皇城外娼肆林立，笙歌杂沓，外城小民度日艰难者，往往勾引丐女数人，私设娼窝，谓之窑子。室中天窗洞开，择向路边屋壁作小洞二三，丐女修容貌，裸体居其中，口吟小词，并作种种淫秽之态。屋外浮梁子弟，过其处，就小洞窥视，情不自禁，则叩门而入，丐女队裸而前，择其可者投钱七文，便携手登床，历一时而出。”

可见，明代社会之风气之糜烂，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难怪，明代明明各方面都很领先，文明程度也很高，却最终因朝政腐败和社会糜烂而败给了落后和野蛮的后金以及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

正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新中国成立后，之所以要改造娼妓，消灭娼妓业，或许就是在借鉴这段历史吧。

据说，秦庄襄王的王后、始皇帝的母亲赵姬，就曾是赵国邯郸的舞姬，被商业巨贾吕不韦选中后，送给了“奇货可居”的秦庄襄王嬴楚（又名“异人”）。

“环肥燕瘦”中的主角“燕瘦”，指的就是西汉成帝的皇后，汉哀帝时的皇太后赵飞燕。但是，这位历史上如同神话一般的传奇女性，同样也是妓女出身。

相传隋唐女侠红佛女，曾是隋末权相杨素的侍妓。后来，与大唐名将李靖相识相爱，一个是倾国倾城的绝代佳人，一个是“姿貌瑰伟”的翩翩美少年，遂成一段千古佳话。（《旧唐书》）

南宋时期的梁红玉，虽是营妓出身，但她却是精通翰墨，因生有神力，而能力挽强弓。在京口宴会上，她与韩世忠一见钟情、惺惺相惜，遂结成眷侣。

在黄天荡一战中，她陪同丈夫韩世忠曾大败十倍于敌的金国大元帅完颜宗弼（又名“金兀术”），而威扬夷狄、名震华夏。

后来，更是独率一队女兵，屡败金人、屡立奇功，而留下了“巾帼不让须眉”的㺯名。

▲小凤仙与蔡锷

还有“唐代四大女诗人之一”的鱼玄机、自写自谱名曲《金缕衣》（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的杜秋娘；“冲冠一怒为红颜，争得娥眉匹马还”、“红颜祸水”的陈圆圆；“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李香君；受诰封为“一品夫人”的顾横波（在秦淮八艳中地位最为显赫）；“一时喧誉，独推章台”的柳如是；“风尘奇葩”董小宛；“中国版的茶花女”苏小小；被称“议和人臣赛二爷”的赛金花；“此际有凤毛麟角，其人如仙露明珠”的“小凤仙”；曾与蒋介石有过短暂婚姻的南国名妓姚冶城……不知书写了多少历史名人与她们的传奇故事。

甚至，就连拜占庭和欧洲历史上的第三位女皇狄奥多拉，都是娼妓出身。

在中国历史上，妓女可分为五类，即：宫妓、营妓、官妓、家妓和民妓。前三类属国营员工，相当于体制内，地位虽卑贱，但生活却优裕。

家妓，相当于后世包养的“二奶”，生活的好坏，全靠包养者的心情，生活不太有保障。

民妓，相当于后世的“站街女”，“老司机”们都懂。

虽然，官员与妓女，本是社会地位极为悬殊的两个阶层，按理生活上应该没有太多的交集，但历史上的这两大阶层的关系实际上却是最为紧密。

对于这一点，有兴趣的朋友可去查阅一下上面所讲的“与许多重大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紧密相连”内容中的那些名妓。

据《都城纪胜》记载，宋代时的私妓场所极其之多，在“茶饭店”、“包子店”、“散酒店”、“庵酒店”等场所内，均提供有娼妓服务。

其实，这一现象，在其他各朝代也是大同小异。

对于古代娼妓阶层的生存状态，可能有些遥远，下面重点就来说说民国时期娼妓阶层的生存状态吧。

据王无为的《上海淫业问题》一文记载，上海娼妓的名目有书寓、长三、么二、野鸡、花烟间、钉棚等，不同名目对应的才艺、所需价格、场所等也有所不同。

▲旧上海妓院

其中的“书寓”，相当于古代卖艺不卖身的清官人；野鸡，相当于古代的私妓，既没有固定的妓院，也没有营业执照，只能在马路上公然拉客，风险极大。

同时，嫖客选择进入不同的妓院，也是一种嫖客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由此可见，当时的娼妓产业已颇具规模。

又据1946年2月至5月，上海卫生发病防治所对娼妓检验的报告显示：

头等妓女每两个星期检查一次，二等妓女每一星期检查一次，三等妓女每一星期检查两次。1928受检者中有1133人有花柳病，占全数65％，其中：梅毒病约占61.2%,疳疮病约占25.4%，淋病约占12.7%、软疮约占0.1％、夫头湿疵约占0.6%。

据说，“花柳病”一词出自唐代诗人李白的名句：“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

可见，当时娼妓从业者的染病率之高。

还据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研究》一书显示，从1930年至1936年期间，由于上海失业率的不断攀升，绝大多数女性只能从事保姆、女佣、女红等工作，而且工作时间长、强度大，甚至在待遇上还会受到性别歧视。于是，相当一部分失业女工和乡村进城女性就只能选择卖淫为生。

在当时种种困难的衬托之下，卖身似乎已成为较容易的求生之路。

再据贺宛男《上海娼妓改造史话》一书中的数据显示：

1951年，在旧上海沦为娼妓的妇女中，生活所迫的占73.3%，婚姻不幸的占17.5%，自甘堕落的占3.4%，其他原因占5.8%，年龄以21岁至25岁为主；1953年的重新调查数据显示：生活所迫的占60.4％，包括：生活负债、离家出走、另谋出路、被人口贩子和同乡中的不良分子所骗，而掉入陷阱者。

例如：一个叫徐淑敏的妓女，三岁被拐卖，到临解放那年正好二十岁。十多年来，因不堪忍受卖淫的苦楚，曾多次拒绝接客。后果却更加悲惨：肚子被尖刀戳穿、脸颊被竹筷扎破，甚至被捆起来吊在天井里，不给吃喝，差点渴死。

▲正在接受改造的旧社会娼妓

而与她同妓院的妓女翠琴，因企图偷偷从良，竟被妓院老板残忍活埋。还有一个叫小梅的妓女，因重病缠身，“不能赚钱”，还没有断气就被妓院老板戴云卿给钉进了薄皮棺材里，一阵阵微弱的呻吟声从棺材中传来，很是令人难安。

见此，戴老板更加恼火，于是直接将一根长长的棺材钉对着她胸口的位置狠狠的敲了下去……整个过程，简直是灭绝人性、触目惊心。

同时，书中还讲到一个妓女，年仅16岁，在接客时被警察查到。于是，警察叫来老板说：“政府规定：不满17岁不能当妓女。”该妓女一听，心生感激，以为警察会将她救出火坑，于是扑通一声跪下求救。谁知，警察却嘿嘿冷两声，并一脚将她踢开。当晚，她就差点被老板用皮鞭打死。

不久，她染上了性病，若非上海解放及时，自己很可能就会步了小梅的后尘。

以此来看，那时的二、三等娼妓已接近非人的生存状态。显然，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女性千万不要走到这一步。

直到新中国成立，这些因生活所迫的娼妓才得以重见天日，重新做人。按照宣传上所讲就是：“旧中国将人变成鬼，新中国却将鬼变成人。”

又因，二战之后，以法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曾尝试过取缔娼妓，却没有成功。因此，当新中国对娼妓改造成功后，一时间令世界都为之震惊，按照西方人的说法，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因为，这才是真正对人的尊重，对人的关怀，真正的“人权”。

根据以上种种，不难看出，虽说娼妓地位很低，但她们却与历史上的方方面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关联，所以说她们不但没被边缘化，反而始终是历史的参与者和缔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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