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虽然历朝历代都有很出名的忠臣和奸臣，但若论影响力之大，名声之响，人数之多，走向之极端，可能无有出宋朝之右者。

因为，一提到忠臣，相信很多人都会第一时间想到岳飞，而他“精忠报国”思想的影响力应该也不是其他忠臣的思想所能够相比的；一提到奸臣，也相信很多人都会第一时间想到秦桧，毕竟上下五千年来，跪着被千千万万人边打耳光、边吐口水、边咒骂的奸臣，唯有他一人。

同时，纵观历史，在中国历史上的十大忠臣和十大奸臣中，宋朝占据的席位同样也是最多的，例如：寇准、包拯、岳飞、文天祥就是其忠臣的代表（当然了，个别人会有所出入）；虽说宋朝在十大奸臣中所占的席位并不多，但秦桧的奸臣臭名却是几乎无人能及的。

▲岳飞

此外，宋朝有名的忠臣和奸臣，同样多的难以计数。忠臣：武将有杨业、狄青、岳飞、韩世忠、孟珙等，文臣有范质、寇准、晏殊、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狄青、包拯、王安石、司马光、苏轼、宗泽、陈东、虞允文、辛弃疾、陆游、杨万里、文天祥、李庭芝、张世杰、陆秀夫、陈宜中等；奸臣： 蔡京、梁师成、童贯、高俅、王黼、朱勔、蔡攸、杨戬、张邦昌、刘豫、秦桧、万俟卨、史弥远、贾似道、丁大全、董宋臣、刘整、留梦炎、范文虎等。

尤其令人震惊的是，群体性投降事件也多发生在宋朝（南宋更甚），如：1124年，金国入侵北宋时，易州守将韩民毅不战而降，金军不费一兵一卒得到许多兵马钱粮；燕山府守将郭药师率领7万宋军以及各级官员、数百将领一同集体降金，金军再次兵不血刃得到大量粮草辎重、器械军资以及战马万匹等。

随后，就发生了震惊历史的“靖康之耻”。

建炎三年，在金兵渡江攻打南宋时，右相、江淮宣抚使杜充率领大军集体投降，而他也是南宋时期变节者中名望和地位最高的一位。

后来，岳飞与金军作战时，就曾遇到大量的昔日“战友”。

其实，若是翻阅“两宋史”，这样的群体性变节事例可谓是比比皆是、触目惊心。

通过这些群体性的变节事件，再次将宋朝的忠与奸演绎到了一个历史极致。

▲秦桧跪像

因此说，宋朝大臣的忠与奸，都走向了历史的一个极端，也同样是历史的一个极致。

不过，明朝末年与两宋的情况较为相似，但同样没有宋朝这样的忠奸极端。

那么，宋朝大臣的忠奸极端究竟是如何造成的？

这就不得不提一下宋朝的治国理念：

一是宋代认为古法不能适应当时的社会环境，所以主张实行新法。

例如：范仲淹的庆历新政、王安石的熙宁变法。这也说明，宋朝确实想要改变一些不好的社会现状，可惜都半途而废了。

二是宋代强调君臣之义，尤其是臣子的忠君思想。

例如：关羽的忠勇地位就是到了宋代才真正受到尊崇，早在宋仁宗时期，就已开始逐步把关羽推上了神灵的位置。据清乾隆本《解州全志》记载，宋仁宗天圣七年，关羽的老家盐池出现异常情况，人们认为这是远古恶神蚩尤在作怪。于是，宋仁宗派龙虎山道教天师张继先前往治理，因张天师无力降妖，就将关羽“请”出来帮忙，最终清除了妖孽。又据《宣和遗事•前集》记载，在崇宁五年，盐池再次出现妖魅，张继先再次“请”出关羽协助平妖。

尤其在北宋末年到南宋期间，关羽的地位被不断推向了一个个高度，如：宋徽宗先后四次册封关羽为忠惠公、崇宁真君、武安王、义勇武安王；宋高宗册封关羽为壮缪义勇武安王；宋孝宗册封关羽为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

▲王安石与司马光

可以说，除了清朝为了压制岳飞的影响力，处于政治考量对关羽的推崇册封多于宋朝外，宋朝就是册封关羽最多的朝代。

或许因此，即使宋朝“崇文抑武”，也始终不乏忠贞报国的忠义之士。

三是宋代较其他朝代更加的关注民生。

也因此，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没有爆发过全国性农民起义的王朝之一，仅有的几次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如：李顺王小波起义、宋江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幺起义等也都不超过一省的范围。

另一个朝代就是西晋，而西晋只存在了五十一年，可能连爆发全国性农民起义的机会都来不及。

四是宋代的极致文化，甚至造就了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巅峰。

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1、理学的“内圣外王”文化。宋代理学从二程到朱熹、陆九渊，都是希望统治者能做到“内圣外王”，却在社会现实矛盾和民族危机的时代背景下，宋代的这种经世致用的教化思想，又逐步转变为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从而鼓舞和激励了无数有识之士“以天下为己任”。因此，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发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之声，而这也是宋代文化的一种极致表现，同样激励了无数人的报国之志。2、包容的取士文化制度，给了全天下平民一个科举登第的机会。尤其在南宋时期，取士更是不受出身门第的限制，除重刑罪犯外，即使是工商、杂类、僧道、农民以及杀猪宰牛的屠户，都可以应试授官，这种包容式的取士文化制度，相当对传统“士农工商”文化的大变革，同样也进一步增强了朝廷对百姓的凝聚力。3、宋代的君子政治文化。虽说，宋朝的士大夫中不乏小人，但同样不乏身怀正气的敢言直臣。例如：专权的秦桧，也有正直之士敢于对他直面抨击，即使获罪最多也只不过流放岭南；范仲淹曾多次激烈抨击宰相吕夷简，但吕夷简仍然提拔他；王安石和司马光因政见之争多有激烈之举，却更多的是为了国家利益。其实，纵观宋代历史，这样的君子之风随处可见。也因此，使得宋朝的政治斗争不再像其他朝代那样充满血腥气，官员对朝廷的归属也相对较强。4、“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君臣文化，使君臣之间的关系显得更加的和谐。例如：包拯敢于在朝堂上当面指责皇帝，而皇帝却只能举起袖子挡住飞溅的唾液，即使想要发牢骚，也要等回到后堂，可他依旧还要对包拯加以重用。也因此，有更多的大臣愿意为皇帝尽忠，尤其到了南宋灭亡时，更是不乏尽忠之臣，如：文天祥、陆秀夫等。

▲推行“崇文抑武”思想的赵匡胤

又因，宋朝是历史上“崇文抑武”最为极端的朝代，所以宋朝统兵之臣群体性投降事件相对其他朝代也是较为极端的。

还因，宋朝太过的君子政治文化，也使朝廷充满了扯皮之风，甚至为了权争而相互打压。这也使得一些大臣离德离心，或者做出投降的可耻行径来。

也就是说，由于宋朝的各种极致文化，这才造成宋朝大臣忠与奸的极致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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