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济棠之子回国前试探:能否既往不咎?邓公:解除顾虑早日启程

红色记忆录 2023-11-05 10:33:13

在美国华人科学家中,陈树柏是一个背景和经历都比较特殊的人。他的父亲是陈济棠。陈济棠是原国民党统治时代的“南天王”、广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1949年任国民党海南行政长官、官拜陆军上将。

1979年,思乡心切的他收到了大陆有关部门的邀请函,但他却顾虑重重,他试探性地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三点,其中一点:“能否既往不咎?”对此,邓小平回信:“希望他解除顾虑,早日启程。”

陈树柏的成就

陈树柏籍贯广西省防城县,1929年10月出生,他是原国民党广西省政府主席、陆军一级上将陈济棠的儿子。

年轻时,他曾进入黄埔军校学习,是该校第22期学员。

1948年毕业时,他年仅19岁,被任命为连长,并率兵开赴海南岛。

1950年,他随军退守台湾,去到了凤山陆军军官学校当教官。

1951年,来到美国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他进入了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炮科学习。1955年毕业,获得电机工程学士学位。1957年取得硕士学位后,他回到了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在这里做了三年的讲师。

1957年和1962年,分别获得伊利诺斯大学电机工程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之后,他到圣克拉拉大学电机工程及电子计算机系任副教授。1968年他升任教授时,年仅38岁,是该校最年轻的教授之一。也是该校唯一的华人教授。第二年,他又受聘出任系主任,在这期间,他还发表了30多篇学术论文。

1979年,陈树柏被选为全校最杰出的教授,也是全校薪水待遇最高的教授。

当然,在学术上,他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这些成就也使得他成为了世界电子学界的名人,并获得美国总统“特别科学奖”。

1983年,他被选为世界性的电子工程学会会员。他的名字和事迹也被收入《美国名人录》《国际学人传记大辞典》和《世界名人录》中。

陈树柏虽然身在美国,心中却十分挂念祖国。但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没有回家。

直到1979年,大陆有关部门两次向他发出邀请函,他想到自己在大陆的经历,担心共产党不会原谅他。

因为父亲的背景,和他曾经在海南岛和共产党打过仗,这让他一直迈不过心里这个坎。所以,他犹豫了很久。

但他还是鼓起勇气给美国务院写信,询问如果访华的话是否安全。对方给出回应,你是美国公民,你的安全是有保证的。

之后,陈树柏给邓小平写信试探,提出了三点疑问:一是否能受到一定礼遇;二是能否既往不咎;三是能否可以在中国讲学。

钱三强

不久之后,中国科学院院长钱三强转告他邓小平的回复:“热烈欢迎你回国讲学,希望他解除顾虑,早日启程。”

陈树柏这才放心准备回国,1980年7月,他乘坐飞机到达了北京。

第一次见面,邓小平主动问道:“我是称呼你教授吗?还是陈博士?”“叫我陈树柏好了。”邓小平坚持说,这并不是客气,是要了解一下国际上的习惯。

陈树柏才说到在美国称呼教授更敬重一点。邓小平这才说道:“那我就称呼你陈教授吧!”

紧接着,邓小平接下来的话让陈树柏既意外又感动。其实,对于自己的父亲,陈树柏很是担心有什么不好的言论。但邓小平的直率却让他顿时打消了这个顾虑。他开门见山地说道:

“令尊治粤8年,建树颇多,至今老一辈的广东人都非常怀念他。”

陈树柏听后感动不已,因为他从来都想不到共产党会对父亲有这么高的评价,他听到的只是很多人对父亲的抨击。所以,邓小平的话也让他很是意外。

但陈济棠对广东的功绩是众所周知的。

陈济棠主政广东期间,着手整顿经济,发展实业,让广东变成了现代大城市。

他大力发展城市建设,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他支持并修建了粤汉铁路建设,使这条始兴于清末、历经数十载波折的中国最重要的南北大动脉,在1936年全线修通。

在公路建设方面,也同样取得了成就,1933年建成广东第一条公路干线——广汕公路,公路通车里程跃居全国第一。

当然,他还非常支持教育事业,他认为教育是立国之本,是永久的事业。于是,他增设了大批职业学校,创办医学学校,培养军医人才。在没有建设资金时,他想方设法,不仅要求全省党政军官捐薪,还多次请求蒋介石拨款。

他最伟大的是,在1932年在全省范围启动大规模全面建设,也就是《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这个计划是包括乡村建设、城市建设、交通建设等多个建设目标和步骤的宏伟蓝图。

陈济棠主粤期间,整顿经济,发展实业,让广州繁荣了8年,也是老广州的黄金时代。

陈济棠生前死后,大家对他的看法褒贬不一。但陈济棠对治粤并没有那么自信,他在诗中谦称自己“半生无过亦无功”。

所以,陈树柏对邓小平的话很是感动,认为他对父亲陈济棠的评价很是客观。

在后来的谈话中,他们之间谈得更加热切,还谈到了对祖国未来的建设,陈树柏也提出了一点建设性的意见,认为要在培养后继人才上多下功夫。

虽然两人建立起了融洽的关系,但在意识形态上,他们之间还是有分歧的。

1982年8月,当陈树柏再次来京和邓小平谈话,他建议邓小平替共产党改个名字。他是这样说的:

“现在欧美一般人民,尤以美国为然,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这两个名词,感到非常可怕……为了有利于‘四化’大计的推行,减少外面不必要的阻力,我向您建议共产党改个名字。”

邓小平问该什么名字?陈树柏回答:“社会民主党也好,至少与苏联及其东欧附庸国有区别。”

当时,邓小平掐灭了烟头,什么话都没说,只是笑了笑。

陈树柏和中国大陆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从1980年到1985年,陈树柏曾4次到中国讲学,受到了邓小平和国家其他领导的亲切接见。

在此之前,他的弟弟也为发展祖国的教育事业而奔波,也曾给广西邕江大学捐赠过一辆面包车。

陈树柏回到广东后,想要创建一所中国实验大学,教育部门表示了同意。他很是高兴,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我是中国人,此生功名富贵非我所愿。今能有机会为祖国强盛培养人才,是我一生最大的心愿。”

为了筹办中国实验大学,陈树柏心甘情愿地奔波,赢得了世界各地朋友的支持。在三年的筹办活动中,陈树柏负债达到了8.5万美元,最后不得不卖掉一块地和一幢公寓,才还清了债。

虽然在深圳创办的中国实验大学,因资金原因没能办成而前往美国继续筹建,但他的那份报国之心也让所有人感动不已。

后来,这所大学在美国硅谷创办,名为国际科技大学。一家深圳的公司董事长找到他,主动表示捐款十万美元,并承诺把每年公司收入的80%拿出来办科大,一半给硅谷总校,另一半用来在深圳办分校。

他问周先生为何要这么做时。对方回答说,十年前您在深圳办大学,十年后你还在惦记着办学,说明你不惜代价诚心办教育。见贤思齐,我捐款不附加任何条件。

就这样,这所国际科技大学创办成功,每年招收的学生60%来自祖国各地。

年过七旬的陈树柏先生,希望将大部分的费用花在学生的身上,所以他每年只领1元钱象征性的薪水。虽然他早就应该退休,但每天坚持上班十二小时。

只因为,他常常对人说,我虽然进了世界四大名校之一的黄埔军校深造,但不具备戎马一生的条件,我偏爱教育事业,但愿有生之年,能为祖国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而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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