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淮失守前，毛主席有意派徐向前赴鲁领导，思前想后为何作罢？

1946年的秋天，华东战场风云激荡。在这个关键时刻，毛主席曾经有过一个重要决定 —— 派遣徐向前同志赴山东，统领鲁南前线。这个决定若是实现，或许会改变整个华东战局的走向。然而就在万事俱备之际，局势突然急转直下。两淮根据地危在旦夕，而徐向前最终未能走马上任。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个意义重大的人事调动在千钧一发之际改变？为何毛主席和陈毅等人在当时都认为这是最佳选择，却最终不得不作罢？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

一、两淮战局的危急时刻

1946年7月，国民党军队发起了对两淮根据地的全面进攻。这次进攻经过精心策划，采取了三路并进的战术。左路由薛岳指挥，实力最为雄厚；中路为主攻方向；右路则是战斗力强悍的桂系部队。国民党军队这样的部署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意在分散解放军的兵力，逐步蚕食两淮根据地。

面对这种严峻局势，中央军委立即做出反应。7月中旬，命令陈毅率领山东主力部队南下，准备在津浦路沿线展开反击作战。这是一个极具战略意义的决定，因为津浦路是国民党军队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控制这条线路就等于掐住了敌人的咽喉。

7月19日深夜，陈毅带领韦国清的第二纵队、谭希林的山东第七师和何以祥的山东第八师，开始了向南进军。这支部队在当时可谓精锐尽出，每个单位都是久经沙场的劲旅。他们昼伏夜行，避开敌人的侦查，终于在朝阳集与敌人展开了激战。

朝阳集战斗成为了这次南下行动的第一场硬仗。解放军采取了突然袭击的战术，在夜色掩护下包围了敌军驻地。战斗异常激烈，我军付出了800人的伤亡，但最终歼灭敌军5000余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这场胜利极大地振奋了部队士气，也打乱了敌人的进攻节奏。

然而，战局很快出现了新的变化。在中路遭受打击后，左路的薛岳立即调整战术，命令部队收缩阵型，改变了原先积极进攻的态势。这时，陈毅和参谋长宋时轮敏锐地发现，右路的桂军出现了战术失误，他们派出两个团孤军深入，占领了泗县。

这个发现让陈毅和宋时轮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改变原定计划，不再攻击敌人左路，而是集中19个团的兵力对泗县发起进攻。这个决定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华中分局的同志们基于过往与桂军作战的经验，认为应该继续打击薛岳部队，而不是去挑战战斗力强悍的桂军。

但陈毅和宋时轮坚持了自己的判断。他们认为，如果按原计划打击左路，最多只能打一场溃仗，无法达到歼敌的目的。相比之下，桂军虽然战斗力强，但此时已陷入孤立境地，正是歼灭他们的最佳时机。

然而，天气成了影响战局的重要因素。7月正值雨季，连日大雨导致泗县地区积水严重，到处都是泥泞。部队行军速度大大降低，每晚最多只能行进20至30里。更严重的是，许多手榴弹被雨水浸泡而无法使用，大大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

二、徐向前的山东之行筹划始末

1946年8月初，在两淮战局日趋紧张之际，中央军委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的核心议题之一就是关于徐向前同志赴山东的人事安排。这个决定的提出并非偶然，而是基于当时复杂的战场形势。

在这次会议上，陈毅向中央军委详细汇报了山东战场的情况。当时山东战场面临着独特的挑战：一方面，山东解放区内部的各支部队尚未完全统一指挥，各自为战的现象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国民党军队正在加紧对山东解放区的包围，企图分割包围，各个击破。

徐向前在此之前已经在晋绥地区取得了显著的军事成就。他指挥的部队在1946年初就粉碎了阎锡山部队的进攻，并在五月间连续打败了胡宗南的进攻部队。这些战绩证明了徐向前在指挥大规模作战方面的卓越能力。

中央军委认为，派遣徐向前赴山东有三个重要考虑：首先，徐向前具有丰富的军事指挥经验，尤其擅长组织大规模的运动战；其次，他在晋绥地区的成功经验，特别是在协调不同部队方面的能力，正是山东战场所需要的；第三，他对国民党军队的作战特点非常熟悉，这对于应对即将到来的大规模战役具有重要意义。

8月中旬，中央军委进一步细化了这个计划。根据初步安排，徐向前将担任山东军区司令员，统一指挥山东境内的所有部队。这个任命意味着山东军区将实现真正的统一指挥，有利于集中力量打击敌人。

为了配合这个人事调整，中央军委还制定了一系列配套措施。首先是重新调整山东军区的指挥体系，将原来分散的指挥权统一起来；其次是加强后勤保障体系，确保各项军事行动能够得到充分的物资支持；最后是制定了详细的交接计划，以确保指挥权的平稳过渡。

在筹备过程中，中央军委特别重视与山东当地领导的沟通协调。他们派出专人与山东军区的主要负责人进行深入交流，确保这次人事调整能够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配合。当地领导也表示，完全赞同中央的决定，并承诺将全力配合徐向前的工作。

然而，就在这个计划即将实施的关键时刻，战场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9月初，国民党军队加大了对两淮地区的进攻力度。他们投入了更多的兵力，采取了更为凌厉的战术。这种变化使得原定的人事调整计划不得不暂时搁置。

特别是在9月中旬，国民党军队在两淮地区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占领了多个重要据点。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不得不重新评估整个战略部署。如果在这个时候调整指挥体系，可能会影响到部队的战斗力，甚至带来不必要的风险。

面对这种情况，中央军委不得不做出艰难的决定。经过反复权衡，最终决定暂时搁置徐向前赴山东的计划。这个决定虽然改变了原有部署，但从当时的形势来看，这是一个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三、陈毅的力挽狂澜

1946年9月下旬，随着徐向前赴山东计划的搁置，两淮战局进入了最为关键的时期。陈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要阻止国民党军队的进一步突破，另一方面还要重新调整部队部署，确保战略防线的稳固。

在9月26日的一次军事会议上，陈毅提出了新的作战方案。这个方案的核心是采取＂以动制动＂的策略，即在敌军推进时，我军不与其硬拼，而是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通过不断调整部队位置，消耗敌人的战斗力。这个战术构想得到了华中局的认可。

具体实施中，陈毅首先调整了部队的部署。他将主力部队分成三个战斗群：第一战斗群负责津浦路以东地区，由粟裕指挥；第二战斗群负责津浦路以西地区，由刘伯承负责；第三战斗群作为机动部队，随时准备支援。这种部署既保证了防御的整体性，又保持了相当的灵活性。

10月初，国民党军队发起新一轮进攻。他们这次采取了＂多路突进＂的战术，试图分散解放军的兵力。面对这种情况，陈毅立即作出反应。他命令第一战斗群在徐州以东地区展开游击战，不断袭扰敌军补给线；同时，让第二战斗群在宿县至蚌埠一线设置多个机动防御点，随时准备反击。

10月5日，在宿县西北的小李庄发生了一场关键战斗。国民党军队的一个精锐师试图突破我军防线，陈毅当机立断，命令第三战斗群前往增援。这场战斗持续了整整两天，最终我军不仅挫败了敌人的进攻，还俘虏了敌军一个团的兵力。

这场胜利极大地提升了部队的士气，也打乱了敌人的进攻节奏。但陈毅并没有因此松懈。他随即召开军事会议，要求各部队加强情报工作，密切关注敌军动向。这个决定很快就发挥了作用。通过情报分析，我军及时发现了敌人准备向淮河以南转移主攻方向的意图。

为了应对这一变化，陈毅在10月中旬进行了一次大胆的战术调整。他将第三战斗群悄悄移至淮河南岸，同时在原驻地留下少量部队作为疑兵。这个决定被证明是非常正确的。当国民党军队向南进攻时，立即遭到了我军的有力反击。

10月下旬的涡阳战役是这一阶段的转折点。在这次战役中，陈毅采用了＂诱敌深入＂的战术。他故意在正面战场表现出防御薄弱的态势，引诱敌军主力深入。当敌军推进到预定位置时，我军三个战斗群同时发起攻击，形成了包围之势。这场战役最终歼敌一万余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

这场胜利不仅稳定了两淮地区的局势，还为后续的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陈毅随即开始筹划反攻计划，准备在适当时机夺回失地。他特别强调要把握战机，在敌军立足未稳时发起进攻。

11月初，陈毅开始实施反攻计划。他采取了＂重点突破、两翼钳制＂的战术，集中优势兵力突破敌军防线的薄弱环节。这次反攻行动持续了半个月，先后收复了多个重要据点，使两淮地区的战略态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四、山东战局的新变化

1946年11月中旬，当两淮战场形势逐渐明朗之际，山东战场却出现了新的变数。由于徐向前未能如期赴任，山东军区的指挥体系仍未完全统一，这种情况在战场上逐渐显现出不利影响。

11月20日，国民党军队开始对山东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他们采取了＂分进合击＂的战术，试图将山东解放区分割成几个互不相连的区域。面对这种局面，山东军区的各支部队虽然奋起抵抗，但由于缺乏统一指挥，难以形成合力。

在胶东地区，解放军第二纵队与国民党军展开了激烈争夺。11月23日，在莱阳西北的一场遭遇战中，我军一个团由于未能得到及时增援，与友军失去联系，被迫突围。这个教训使得山东军区领导层开始重新审视指挥体制问题。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华东局在11月底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在无法等待徐向前到任的情况下，必须采取临时措施加强各部队之间的协调。会议成立了战役协调小组，由华东局直接领导，负责协调各部队的行动。

这个临时措施很快就经受了考验。12月初，国民党军队对沂蒙山区发起重点进攻。协调小组立即调动周边部队进行支援。在沂水河畔的一场战斗中，我军三个纵队通过协同作战，成功阻止了敌军的突破，并趁机歼敌一个旅。

12月中旬，战场形势出现新的变化。国民党军队改变了战术，开始集中兵力对鲁中地区施压。协调小组随即作出反应，命令胶东和鲁南的部队向鲁中地区靠拢，形成对敌包围之势。这个战术调整收到了良好效果，迫使敌军不得不分散兵力防守。

在临沂地区，发生了一场具有典型意义的战役。12月18日，国民党军队的一个精锐师试图突破我军防线。协调小组立即组织三个方向的部队进行围堵。经过三天的激战，这支敌军不仅未能突破，反而陷入重围，最终被全歼。这次战役的胜利，证明了统一指挥的重要性。

年底前夕，山东战场的形势开始出现转机。通过协调小组的努力，各部队之间的配合日益默契。在平度地区的一次反击战中，我军两个纵队配合紧密，采取＂前后夹击＂的战术，一举攻克了敌军的三个据点，并将战线推进了30多公里。

1947年初，山东军区又采取了一项重要措施：建立了统一的情报网络。各部队必须定期向协调小组报告敌情，协调小组则负责分析整理，为各部队提供全局性的情报支持。这个系统很快就发挥了作用，使得我军能够更准确地预判敌军动向。

在胶济铁路沿线，我军通过情报网络及时发现了敌军的调动意图，提前做好了准备。当敌军发起进攻时，我军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战术，在章丘至淄博之间的地区设下埋伏。这次战斗歼敌三千余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这一系列的战斗表明，即使在没有统一军事主官的情况下，通过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指挥体系的不足，保持战场上的主动权。同时，这些经验也为后续可能的指挥体制改革积累了宝贵的实践基础。

五、1947年初的战略转折

1947年1月中旬，随着山东战场形势的逐步稳定，华东战场迎来了一个重要的战略转折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我军开始从战术防御转向战略反攻，并在多个战场上取得重要突破。

1月18日，华东局召开军事会议，对前一阶段的作战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会议提出了＂积小胜为大胜＂的战术思想，即通过不断地进行小规模战斗，累积胜利成果，为大规模反攻创造条件。

这一战术思想首先在津浦路东线得到了实践。1月下旬，我军在临沂至郯城一线展开了一系列小规模作战。通过精心选择战机，连续突袭敌军据点，先后摧毁了敌军十多个重要据点，切断了多条补给线。这些战斗虽然规模不大，但却极大地削弱了敌军的战斗力。

2月初，在胶东地区展开了一场规模较大的战役。我军采取了＂化整为零＂的战术，将部队分成多个小分队，对敌军据点展开多点突击。这种战术打破了敌军的防御体系，迫使其不得不分散兵力应对。在烟台附近的战斗中，我军一个营级单位成功突破敌军防线，并在后续战斗中扩大战果，最终控制了整个区域。

2月中旬，战场形势出现新的变化。国民党军队开始调整防御部署，试图构筑新的防线。我军抓住这个机会，在沂蒙山区发起了一次规模较大的进攻。这次行动采用了＂点面结合＂的战术，既攻击重要据点，又破坏交通线。经过一周的激战，共摧毁敌军据点二十余处，打开了向南进攻的通道。

在鲁中地区，我军开展了一次成功的＂围点打援＂战役。2月25日，我军先是佯攻一个县城，引诱敌军增援。当敌军增援部队到达预定地点时，埋伏的我军主力立即发起攻击。这次战役共歼敌一个旅，缴获大量军需物资。

3月初，华东局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提出了＂全面反攻＂的战略构想。这个构想的核心是：在保持战术灵活性的同时，加大作战规模，争取在更大范围内改变战场态势。

这个构想很快在实践中得到了检验。3月中旬，我军在沂蒙山区发起了一次大规模进攻。这次行动动用了三个纵队的兵力，采取＂三路并进＂的战术。在泗水河畔的战斗中，我军主力突破敌军防线后，立即分兵向两翼展开，形成了对敌包围之势。这次战役持续了十天，共歼敌两个师，收复失地数千平方公里。

3月下旬，我军又在胶济铁路沿线发起进攻。这次行动的特点是将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主力部队负责正面进攻，而游击队则深入敌后，破坏铁路和公路。这种战术使敌军陷入了被动局面，不得不收缩防线。在即墨地区的战斗中，我军一举攻克了敌军的五个据点，并趁势向南推进。

4月初的淮海地区战役，是这一阶段的收官之战。我军集中优势兵力，对敌军的一处重要据点发起进攻。这次战役采用了＂内外配合＂的战术：外围部队负责切断敌军退路，内围部队则负责主攻。经过三天激战，这个据点被攻克，敌军一个师被全歼，标志着华东战场战略态势的根本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