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对日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研究背景和意义有哪些？本文将阐述个人观点。

二百余年前，马尔萨斯曾断言，生产资料呈算术级数增长与人口规模呈几何级数增长之间的巨大鸿沟将使人类深陷贫困的恶性循环。这一担忧促使他提出“积极性抑制”和“预防性抑制”以减少人类的“罪恶与贫困”。然而，时过境迁，当全球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65—1970年的20.5‰快速滑落至2015—2020年的10.9‰，同时老龄化率从5.2%攀升到8.8%时，各国学者和政客却为人口减少忧心忡忡。特别是发达国家人口自然增长率已跌破1.0‰，老龄化率也正在向20.0%迈进。

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几乎相携而行的是，同期内发达国家政策利率也呈现出自高向低的趋势性轨迹，并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逼近、甚至击穿了零利率，导致货币政策空间收窄，有效性下降，如日本、瑞典、丹麦和欧洲央行等。据此一个十分自然的问题是：人口变迁与货币政策效果弱化之间是否存在潜在关联？本文将以老龄经济体日本为例对该问题展开研究。

第一，全球人口老龄化形势异常严峻，并引发了显著的宏观经济效应。从经济意义上看，“人”是进行生产、消费、储蓄和投资的基本单位，人口数量、结构和分布变化势必会对宏观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数据显示，得益于战后婴儿潮，1960年时全球0~14岁少年人口比例曾高达37.15%，而到2020年时已萎缩至22.45%，同期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则从4.98%提高至9.35%。其中，发达国家人口变迁形势极为迅速：1960—2020年，0~14岁人口比例从28.3%下降到16.4%，而65岁以上老龄人口则由8.5%攀升至19.3%，此外，大约从2005年开始，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也开始递减。

在众多发达国家中，日本人口老龄化问题最为严重，从年龄结构上看，0~14岁人口比例在1960年还高达32.3%，但到2020年时仅剩12.5%，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从1992年时的69.8%开始下降，到2020年为59.2%，相较之下，同期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则从5.6%提高到了28.4%，75岁以上高龄人口已接近15.0%。

然而，人口变迁进程似乎还尚未结束，随着人口年龄中位数逐渐上移，预计到2050年时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口和75岁以上高龄人口将分别高达37.7%和23.7%，同时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将收缩至50.7%。快速、严重的人口年龄结构变迁触发了严重的经济后果，比如劳动力供给短缺、养老金给付压力加大、财政可持续性减弱和经济潜在增速下降等。美国前财政部长Summers复兴了Hansen的“长期停滞”假说，认为人口增速下降会导致经济潜在增速和实际均衡利率下滑。有经济学者们基于理论模型和经验数据均证实了该假说。在此背景下，作为宏观调控的基本手段，货币政策应如何调整以化解老龄化冲击值得研究。

第二，发达国家宏观调控效果显著弱化，非常规货币政策大行其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发达国家政策利率快速下降，逼近甚至击穿零利率，导致常规性货币政策空间大幅收窄，政策效果严重弱化，于是各国中央银行纷纷推出量化宽松、负利率和前瞻性指引等非常规手段调控经济。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先后于2008年11月、2010年11月和2012年9月实施了三次以长期国债和抵押担保证券为主的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并辅之以扭曲操作和时间依存型前瞻性指引。

在英国，英格兰银行分别于2009—2012年、2013—2014年和2016年三个阶段开展了多轮量化宽松与状态依存型前瞻性指引。在欧元区，除采取长期再融资操作、美元货币互换和放宽抵押物资质等措施外，欧洲中央银行还直接参与购买了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国债，并从2013年起引入了前瞻性指引、负利率和更大规模的资产购买计划。丹麦、瑞士和瑞典等国家也引入了负利率。

在日本，非常规货币政策由来已久，20世纪90年代资产价格泡沫破灭以后，日本银行部门与企业部门交叉感染，并触发了资产负债表衰退，导致经济滑入通货紧缩陷阱。继1999年2月将无抵押隔夜拆借利率削减为零后，2001年3月至2006年3月，日本央行又率先启动量化宽松政策，极力提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余额，以期为资本金受损的商业银行和经营困难的企业提供流动性支持。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爆发，2010年后，日本货币政策宽松尺度进一步加码，在引入通货膨胀目标制基础上，分别于2016年1月和9月启动负利率与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

尽管如此，发达国家经济表现却不尽如人意，除美国退出量化宽松外，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则深陷央行资产负债表持续扩张与经济增速下滑、通货膨胀率低迷的两难境地。特别是在日本，始于2001年的巨量流动性投放与持续的通货紧缩并存令人匪夷所思。因此，有必要分析导致日本货币政策效果持续弱化的潜在诱因。

深入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影响货币政策效果的潜在机制，有利于加强对老龄化冲击下货币政策传导的理论认识。货币政策理论诞生、成长和发展于年轻型人口年龄结构，这种以代表性经济人假设为前提的货币政策分析框架虽有助于提高我们对现实经济运行和货币政策调控的理论认知，但近年来却与各国人口年龄结构格格不入，由于老年人在消费、储蓄和投资等方面与年轻人相比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如果不能在理论分析中对其予以体现，显然有悖于经济实践。

因此，通过将老龄化因素纳入IS-LM模型和CC-LM模型，本文为研究人口老龄化与货币政策效果的潜在关联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分析起点。理论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对货币政策利率渠道的影响主要取决于边际投资倾向、边际消费倾向、投资的利率敏感性和预防性货币需求的收入敏感性对老龄化的反应程度；对银行贷款渠道的影响主要取决于贷款需求、贷款需求的利率敏感性和货币乘数对老龄化的反应程度。第二，以老龄经济体日本的货币政策调控实践为镜鉴，有助于加强老龄化冲击下中国货币政策制定的前瞻性和针对性。与发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后的情况类似，中国目前正经历着快速的人口老龄化过程，主要表现在：

⑴从人口年龄结构上看，1990年时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共6368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5.57%，但截止2019年，已突破1.76亿人，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12.57%，与此同时，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则出现下滑迹象，目前已从最高时的10.06亿下降到2019年的9.89亿；⑵平均预期寿命显著增加，从2000年71.40岁提高到了2015年71.34岁；⑶第一孩次生育率从2003年26.12‰下降到2015年16.43‰，新生婴儿数量大幅下滑，到2020年时仅为1003.5万；⑷预计到2030年和2050年，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将进一步增加至16.87%和26.07%。在此背景下，研究人口老龄化对日本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能为老龄化冲击下中国货币政策制定提供政策参考和借鉴。

本文聚焦人口老龄化与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研究，围绕该主题，主要从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阻塞和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脱靶视角进行了剖析。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了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就具体问题而言，还运用了如下理论和实证方法。

第一，基于IS-LM模型和CC-LM模型的比较静态分析法。将老龄化因素纳入标准的IS-LM和CC-LM框架，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渠道和银行贷款渠道的潜在影响和作用机制。与大部分文献采用世代交叠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相比，该框架虽然较为简单，但也能为剖析老龄化影响货币政策效果的理论机制提供参考。第二，包含随机波动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

由于能精准捕捉到外部环境变化对模型参数的持续影响，TVP-VAR-SV模型作为基本的货币政策效果分析工具目前已得到广泛运用。本文基于该方法先后分析了日本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果、银行贷款传导效果以及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果在制造业部门和非制造业部门之间的结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