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武汉长江大桥是新中国在长江上建造的首座跨江桥梁，它打破了长江天险的阻隔，成为贯通我国南北交通的关键纽带。这座大桥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南北区域的经济交流与发展，还以其雄伟的姿态成为长江沿线的重要地标。作为新中国桥梁建设史上的里程碑，武汉长江大桥在国人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见证着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成就。
武汉长江大桥充分展现了设计师的智慧和施工人员的高超技艺，经过几十年的考验，至今依然稳固如新。毛泽东曾为这座大桥题词，称赞它“横跨南北，化天险为坦途”。
【王任重：主席，你就写‘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吧】
1957年9月6日，毛泽东与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一行人乘车前往汉阳桥头，在凉亭内观察武汉长江大桥的施工进展。
毛泽东那天身着朴素的灰色中山装，脚踩布鞋，展现出平易近人的形象。
毛主席一下车，杨在田和杜景云就快步上前迎接。这两位分别是武汉大桥工程局的副局长和政治部主任，他们站在桥头已经等了一会儿。见到主席到来，两人立刻热情地握手致意，表达了对主席的问候。
毛主席从容不迫地踏上武汉长江大桥的公路桥，精神焕发地眺望着武汉的全貌。
杨在田向毛主席详细介绍了武汉长江大桥的基本情况。他提到，这座大桥设计为公路和铁路双层结构，整体长度达到1670米。其中，主桥部分长1156米，由8个桥墩支撑，形成9个桥孔，每个桥孔的宽度均为128米。
杨在田向毛主席汇报后，主席问道：“建这座桥用了多少钢材和混凝土，总共花费多少？”杨在田回答说：“钢材用了5万吨，总费用是一亿三千万元。”
毛主席在考察武汉长江大桥时，对其实际效用表示质疑，认为“作用有限”。接着，他指着江心方向询问：“鹦鹉洲不是应该在江中央吗？”王任重解释说：“以前确实在江中心，但现在汉阳江岸的那片区域就是鹦鹉洲了。”
王任重说完后，毛主席略带失望地回应：“这样，鹦鹉洲看不到了，那黄鹤楼？”
王任重提到，历史上的黄鹤楼早已不复存在，现今人们所说的黄鹤楼其实是晚清时期建造的奥略楼。由于修建大桥的需要，这座结构简单的建筑已被拆除。目前，正筹划重建，旨在重现古代黄鹤楼的宏伟风貌。
王任重发表意见后，毛泽东表示赞同，强调这些遗址是重要的历史遗产，应当予以保护和修缮。
毛主席走到武汉长江大桥的中央，注意到栏杆上涂着灰色、黑色和天蓝色三种不同的颜色。他感到有些疑惑，于是问道：“为什么栏杆要刷成三种颜色？这是给谁看的？”
武汉大桥工程局政治部主任杜景云解释道：“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听取公众的意见，看看大家更倾向于选择哪种颜色来涂装大桥。”
听完杜景云的汇报，毛主席露出赞许的神情，高兴地说："不错嘛，你们搞建设懂得依靠群众！"
毛主席随即转向王任重，直接问他：“你是湖北的负责人，你觉得漆该选什么颜色合适？”
王任重表示自己尚未有明确想法时，毛主席随即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更倾向于灰色。灰色与江水的色调更为搭配。”
毛泽东没有继续深入讨论，转而关切地询问杨在田："厂里工人最多时达到多少人？"杨在田立即回答："最高峰时有一万三千名工人。"
毛主席继续询问：“咱们这儿有多少技术工人？”杨在田回答：“有三百多个。”毛主席接着问：“那修武汉长江大桥，苏联派来了多少专家？”杨在田说：“来了二十四个。”
杨在田毫不犹豫地回应道：“没问题，能修好。”
面对主席的询问，毛主席再次确认道："现在能修了吗？"杨在田信心十足地回应："完全可以，我们的技术水平已经取得了显著进步。"得到如此肯定的答复，主席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随着天色渐暗，武汉的夕阳悄然沉入地平线，整座城市逐渐被温暖的灯光点亮，市民们纷纷回到家中，享受夜晚的宁静与温馨。
毛主席站在武汉长江大桥的护栏旁，眺望着远方，欣喜地赞叹道：“灯光璀璨，真是一片美好景象！”
片刻后，毛泽东转过来问杨在田：“桥面离水面有多远？”
杨在田提到水面到桥面的高度有40米，旁边有人开玩笑说，这高度游泳时能当跳台用。王任重听了，转头对毛主席说：“这高度当跳台可太危险了。”
毛主席当时打趣道：“这可不行，要是真跳下去，可就直接掉到岩石上了。”他这番话逗得在场的人哈哈大笑。
不久后，毛主席一行人步行至武昌桥头堡的凉亭。主席站在亭中，俯瞰下方，询问：“这儿能下去吗？”杨在田回答：“梯子上的灯还没装好。”主席听后说：“行，这次就不下去了，改天再说。”
随后，杨在田拿出一本《武汉长江大桥工程》的画册，交给了毛主席。
杨在田递上画册时，毛主席欣然接过，笑着问道：“这是专门给我的吗？你们那边还有没有？如果你们需要，就自己留着用吧。”
杨在田提到，书中还夹着一封工人们集体写给毛主席的信。
杨在田随即取出预先备好的笔墨纸张，邀请毛泽东为武汉长江大桥题字。毛泽东回应说需要仔细斟酌。
王任重提议：“主席，不如您就写‘一座大桥横跨南北，天险化为坦途’这句话吧。”
毛主席表示：“先去东湖好好想想，然后再动笔。”
没过多久，工作人员就将毛主席亲笔题写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送到了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现场。这幅题词不仅表达了毛主席对大桥建设的高度重视，也寓意着这座桥将彻底改变南北交通的格局，使天堑变为通途。工地上的人们看到这幅题词，无不感到振奋和鼓舞，更加坚定了他们早日完成大桥建设的决心。
这句题词并非王任重当场创作的，而是源自毛主席为武汉长江大桥所作诗词中的一句。
【毛主席：我到武汉游泳不要告诉他们】
1949年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集结百万兵力，成功渡过长江，正式展开了南方地区的解放战役。紧接着，同年5月，武汉顺利获得解放。
1949年9月，新中国即将诞生之际，63岁的桥梁工程专家李文骥携手茅以升等业界权威，共同向政府提交了《筹建武汉纪念桥建议书》。他们提议在武汉修建一座横跨长江的大桥，以此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永久性纪念标志。
1950年年初，经毛泽东主席同意，铁道部组建了专门负责武汉长江大桥项目的测量和勘探团队，命名为"武汉大桥测量钻探队"。这支队伍迅速展开行动，为大桥的筹建进行了全面的前期准备工作。
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面临巨大技术挑战，前期准备工作进展较为迟缓。针对这一情况，毛泽东并未急于求成，而是反复强调要在充分论证、确保万无一失的前提下，才能着手实施工程。他始终坚持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对待这一重大建设项目，充分体现了对工程质量的重视和对技术难题的清醒认识。
1953年4月1日，在周恩来的批准下，铁道部设立了武汉大桥工程局，专门负责武汉长江大桥的前期准备和建设工作。
7月份，彭敏带领的团队经过充分筹备，携带了武汉长江大桥的完整设计图纸及相关技术文件，启程前往苏联。此行的目的是邀请苏联专家对大桥建设方案进行技术评估和认证。
为了支持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苏联派遣了一个由28名桥梁专家组成的技术团队，由康坦斯丁·谢尔盖耶维奇·西林担任组长，专门前往武汉，负责大桥设计和施工的技术指导工作。
1954年1月，在周恩来总理的主持下，政务院召开了第203次会议。会上，与会人员讨论了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方案，并最终通过了《关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决议》。根据苏联交通部提供的专业意见，会议批准了大桥的初步设计方案。这一决策标志着武汉长江大桥建设进入实质性阶段。
不过，这座大桥可不简单。它是新中国成立后，跨越长江这个天然屏障的首座桥梁，肩负着贯通南北交通干线的重任。可想而知，建造它的技术挑战有多大。
在深入勘查武汉长江大桥地基时，工程师们发现多个桥墩位置的水深已突破35米，逼近40米大关，这一深度已经触及沉箱施工技术的最高承受范围。
按照苏联的沉箱作业安全标准，工人在水深35到40米的环境下，每天只能干2小时活儿，其中在高压气舱里只能待24分钟。出舱前还得在气闸里坐1小时减压，工作效率低得不行。武汉长江大桥工程需要大量气闸和沉箱班组，空压机、医疗气闸、高压水泵等设备都得配齐，施工进度被拖得很慢。
在勘探过程中，7号墩区域发现了由断层碳质页岩和燧石交替构成的岩层，这些岩层因断层作用而变得软硬不均且破碎严重，导致地基承载力仅为0.9兆帕。这一情况迫使沉箱的尺寸必须加大，且需要下沉到更深的位置。此外，碳质页岩可能释放有害气体，增加了沉箱工人中毒的风险。这些因素使得沉箱施工面临重大挑战。
在武汉长江大桥的沉箱施工过程中，康坦斯丁·谢尔盖耶维奇·西林提出了一个创新的解决方案。
我们放弃了传统的气压沉箱工艺，转而借鉴苏联煤矿竖井施工技术。具体做法是：在湍急的深水区域，先固定一个大型钢筋混凝土管柱。这个管柱直插到岩石层，利用钻头配合缆绳在圆孔内进行上下作业。随着钻探的进行，管内会形成泥浆，将钻出的碎石带出孔外。当岩石被冲击出一个足够深的圆孔后，清理掉剩余的碎渣，然后放入钢筋笼，浇筑水下混凝土。这样，管柱就能与岩层牢固地结合为一体。
这项技术属于当前全球最先进的深水桥墩施工工艺，采用"管桩钻孔"的创新方式。与传统方法相比，它通过将预制管桩直接钻入水底基岩来构建桥墩基础，显著提升了施工效率和结构稳定性。该技术特别适用于深海或复杂水文条件下的桥梁建设，能够有效克服传统施工方法在水深、流速等方面的限制。其核心原理是利用特殊钻具将钢管桩精确嵌入水底岩层，形成一个稳固的支撑结构，为上部桥墩提供可靠的基础。这种施工方法不仅降低了施工难度，还减少了环境影响，是当代桥梁工程领域的一项重要突破。
1955年9月1日，新中国首个五年计划中的重大工程——武汉长江大桥正式破土动工。这一工程经过周密筹备，标志着我国基础设施建设迈出重要一步。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关键项目，武汉长江大桥的开工建设不仅体现了国家意志，更展现了新中国在工程技术领域的雄心与实力。这一历史性时刻，为后续长江流域的交通网络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彰显了我国在大型工程建设方面的组织能力与技术水平。
1956年5月，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进入关键阶段，施工团队开始在江心区域建造8个桥墩。到了10月，所有桥墩的下沉管柱安装完毕，并且完成了从管柱内部向岩层钻孔的作业。
毛主席在广州珠江畅游时，正值武汉大桥建设阶段。他纵身跃入江中，显得格外兴奋，在激流中奋力划水，并高声呼喊：“我解放了！”
毛主席灵机一动，决定立即前往武汉，计划在长江中游泳。得知这一消息后，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迅速返回武汉，着手为毛主席的游泳活动做安排。
毛主席考虑到罗瑞卿等人出于对他身体状况的关心，可能会阻止他前往武汉畅游长江，因此特别叮嘱随行人员：“我去游泳的事别让他们知道。”
考虑到事情的严重性，李银桥将情况汇报给了罗瑞卿。
罗瑞卿得知情况后，立刻赶到毛泽东身边劝阻：“长江水流湍急，风险太大，您最好不要去游泳。主席，作为您的警卫负责人，我必须确保您的安全。如果您执意要去，我无法承担这个责任。”
面对这一提议，毛泽东明显流露出不悦的情绪。尽管如此，罗瑞卿并未因此退缩，他继续耐心地解释道：“主席，这并非单纯的个人意愿，横渡长江这样重大的行动必须经过集体讨论，按照组织程序进行审批，目前来看，组织上恐怕难以批准这个计划。”
听到罗瑞卿的话，毛主席提高了嗓门，严厉地反驳道：“你们不就是担心我出意外，连累你们吗？谁告诉你们我一定会淹死？”
罗瑞卿回应道：“主席，您误会了。确保您的安全是我的职责，这是党和人民赋予我的使命。我不能让您置身于任何危险之中，即便是微小的风险也不能存在。”
尽管罗瑞卿多次劝阻，毛泽东仍然坚持前往武汉的计划。面对这种情况，罗瑞卿建议先派遣人员实地考察，确认条件允许后再做决定。这一提议最终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
很快，派出的工作人员返回了。当毛主席了解到此人并未亲自下水，只是听信他人说法便认定不能下水时，他十分不悦。随即，他指派孙勇再次前往，并特别强调必须亲自下水确认情况。
接到报告后，毛主席对罗瑞卿表示：“这就对了，想知道梨子什么味，得自己尝一口。谁说长江不能游？孙勇不是已经游过了吗？”
面对这一局面，罗瑞卿最终同意了毛泽东前往武汉游泳的计划。随后，毛泽东迅速搭乘飞机抵达武汉。
1956年5月31日，在武汉长江大桥武昌段的8号桥墩附近，毛泽东跳入长江，开始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游泳。他沿着江水游了大约26华里，最终在汉口的谌家矶上岸。这是毛泽东首次在长江中长距离游泳。
在与人讨论游泳的好处时，毛主席提到：“游泳对身体有很多益处，不仅能增强体质，还能接触到不同背景的人，是观察社会的绝佳机会，同时也是一种极好的放松方式。”
6月2日，毛泽东在汉阳鹦鹉洲附近的长江中游泳，持续了两个小时。次日，他又在武昌造船厂旁的平湖门下水，从武汉长江大桥的7号和8号桥墩之间穿过，顺流而下。经过一小时的游泳，他游了约25华里，最终在武昌任家路附近登船。
毛主席在东湖宾馆休息时，依然兴致勃勃，灵感涌现，提笔创作了《水调歌头·长江》，后来这首诗更名为《水调歌头·游泳》。
刚在长沙喝了水，转眼就在武昌吃上了鱼。横跨长江，放眼望去，楚地的天空格外开阔。任凭风浪再大，也像在院子里散步一样轻松自在，今天终于有了片刻的悠闲。孔子曾在河边感叹：时间就像这流水，一去不返！船帆在风中飘动，龟山和蛇山静静伫立，宏伟的蓝图正在展开。一座大桥连接南北，天险变成了通途。西江的石壁巍然矗立，截断了巫山的云雨，高峡之间出现了平静的湖泊。神女若还在，一定会惊叹这世界的巨大变化。
毛主席在词中写道“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这句话充分展现了他对武汉长江大桥的高度评价。不仅如此，这首词还流露出毛主席对祖国光明前景的深切期盼。
在这首词里，毛主席写道“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展现了一种全新的心境。与1927年他在《菩萨蛮·黄鹤楼》中写下“龟蛇锁大江”时的低沉情绪相比，此时的他已焕发出截然不同的精神面貌。这两处描写虽同以“龟蛇”为意象，却传递出完全相反的情感基调，反映出他心境的变化。
当时，毛泽东看到自己投入巨大精力的大革命面临失败，内心充满悲凉，于是创作了《菩萨蛮·黄鹤楼》这首词。
中国大地江河纵横，一条铁路贯穿南北。在朦胧的烟雨中，龟山和蛇山仿佛锁住了长江。昔日的黄鹤早已不知去向，如今只剩游客在此流连。面对滚滚江水，我举杯祭奠，内心激荡，如同江中翻涌的波涛。
毛主席在词中描绘“龟蛇锁大江”的意象，透露出他对大革命未来走向的深切忧虑。而在结尾处，他以“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抒发了与反动势力抗争到底的坚定意志。这样的词句，读来令人热血沸腾，斗志昂扬。
此后，"龟蛇锁大江"逐渐演变为武汉长江沿岸的标志性景观，吸引了众多革命先驱和文化名人的青睐。这一独特景致不仅成为当地的地理标志，更承载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成为武汉城市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的自然风貌与人文价值相互交织，在长江两岸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城市景观，为武汉的城市形象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武汉长江大桥施工期间，武昌蛇山西侧约一公里区域被划为工程用地，直接纳入大桥建设范围。这一地段作为关键施工区域，承担着桥梁主体结构的建造任务，为大桥的顺利建成提供了重要保障。
1957年3月16日，武汉长江大桥的桥墩施工正式完工；随后在5月4日，大桥的钢梁结构成功对接，并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仪式；到了7月1日，最后一根钢梁被安装到位，标志着整个大桥的合龙工程圆满结束。
1957年10月15日，新中国首座兼具铁路和公路功能的双线桥梁——武汉长江大桥正式投入运营。该工程于同年9月25日完成建设，标志着我国桥梁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这座横跨长江的大桥不仅实现了铁路复线通行，还具备公路运输功能，极大促进了武汉及周边地区的交通发展。
1962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推出了第三套人民币。这套新钞票中，贰角纸币的正面图案选用了武汉长江大桥。
经过多次检查和维护，武汉长江大桥进行了设备升级和照明改造，使其不仅实用，还兼具观赏价值，成为连接南北的重要交通枢纽。
2013年5月3日，国务院发布了《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武汉长江大桥被列入其中，成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之一。
2016年9月，武汉长江大桥被列入"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单。时隔一年多，在2018年1月27日，这座大桥又成功入选首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这两次入选充分体现了武汉长江大桥在建筑和工业领域的重要地位。
2019年4月，汉阳琴台绿化广场的樱花林举办了一场名为“桥头樱花节”的活动，地点选在武汉长江大桥与江汉桥的交汇处。这场活动主要面向年轻群体，结合了樱花观赏与潮流文化元素，吸引了大批热爱樱花和新奇体验的市民前来参与。
4月14日，武汉举办了一场盛大的马拉松赛事。当天，两万四千名参赛者齐聚武汉长江大桥，共同体验了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选手们在奔跑中欣赏了武汉的壮丽景色，感受了这座城市的活力与美丽。
2021年3月8日，武汉长江大桥入选了“武汉十大景”榜单。这座桥不仅是武汉的标志性建筑，还因其独特的设计和历史意义，成为了当地的重要地标。它的入选不仅展示了其自身的魅力，也反映了武汉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和发展成就。武汉长江大桥不仅是交通枢纽，更是武汉历史与现代交融的象征，为城市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