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与中苏关系，在近100多年中出现过不同的具体特征。这些特征有属于不同时期的烙印，更多则是源于两国之间过往历史存在的一些争议。

众所周知，戈尔巴乔夫是苏联解体前最后一任国家领导人。他在位期间曾大力与中国修复关系，并且在1989年五月中旬亲自访华，与邓小平同志有过深入交流。

令戈尔巴乔夫没想到的是，与邓小平见面时，对方抛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有些“犀利”。

众所周知，在清朝末年与中华民国时期，沙皇俄国包括苏联通过各种手段侵占了150万平方公里的原中国土地。

小平同志就针对这一历史问题，半开玩笑地询问戈尔巴乔夫：何时归还给中国这么大片土地？

那么，邓小平为何会在公开场合提出这样的问题？戈尔巴乔夫又该如何应对？身为第二代领导核心的小平同志，他对俄国包括苏联有着怎样的认识呢？

1904年8月，邓小平出生于四川广安。青年时期，曾远赴法国勤工俭学，后前往苏联学习革命理论。

1976年10月，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重新回到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他主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手主持中国的改革开放。

在这一阶段，小平同志积极发展对外关系，促成中美、中日建交，还实现了中苏关系的正常化。

包括退休后，他老人家一如既往地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1991年苏联解体，他进行了一次“南巡”，发表了一系列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讲话。

可见，在邓小平的一生中，他对这个北方邻国一直高度关注，形成了一整套极具规模且符合实际的观点。

抚今追昔，邓小平一生对俄国和苏联的认知经历了复杂的过程转变，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近代中国饱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甚至一度面临亡国的民族危机，许多中国人为此焦虑不已，他们上下求索，或通过留学，或通过开办实业，渴望找到救国救民的道路。

鸦片战争爆发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发动戊戌变法。在一系列政治与实体改革上，当时的中国极力传播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引进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至20世纪初，大批官派留学生赴法或赴欧洲留学。他们将从国外学习到的先进革命理论化为己用，在华夏大地上进行传播。

苏联的前身俄国最终的命运与清政府颇有相似之处。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整个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俄国在战争中遭到惨败，加剧国内阶级和民族矛盾。1917年秋，列宁同志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发动武装暴动，这便是震惊中外的俄国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尤其对中国产生重要影响。1918年下半年，李大钊同志陆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

他认为十月革命是世界劳动阶级的胜利，更是20世纪新潮流的胜利，“将来的环球必将是赤旗的世界”。

经过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开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包括许多青年才俊接受这一思想体系。

后来在苏俄的指导帮助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掀开了新的一页。

这段时间里，邓小平从重庆到达上海，再从上海抵达法国。抵达法国后，邓小平与其他中国留学生曾在工厂里当工人，一边工作，一边积攒学费。

在繁重的劳动过程中，邓小平对资本主义有了深入的认知。加上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令他的思想有了转变。

说白了，当工人时所获得的知识与启示已经大于邓小平在课堂中学到的，这样的生活让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随后不久，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让许多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振奋不已。1922年，他们自发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2月，邓小平加入该组织。

由于当时的法国经济萎靡不振，生存环境的艰苦，让邓小平与其他中国学生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用于了工作而无法学习。

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决定将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分批转移到苏联继续学习。抵达苏联后，邓小平先是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然后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一所以培养革命政工干部为主旨的学校，所以课程偏重于政治教育。在这一环境里，邓小平不仅政治领导能力得到突飞猛进，也初步形成了他的俄国观。

晚年邓小平回忆：在一年的短暂时间里，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苏联革命运动经验，包括政治经济学、世界经济地理、现代世界观、中国革命运动史。这些课程的学习，为回国后的革命事业奠定了新的基础。

不仅如此，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邓小平还发现当时的苏联国内正实行新经济政策，中小工商业可以发展，还能请外国企业来投资。

这一新的政策令邓小平大开眼界。1926年8月，他在一篇作文中写道：“集中权力要自上而下行使，服从上级命令是绝对必要，允许多少民主要视环境变化而定，千万不可拘泥于小节。”

这便是邓小平对俄国世界观的初步形成，即民主完全服从于政治，二者缺一不可。

回国后，邓小平立即投入到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作为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之一，他担任了共产党和人民军队许多重要职务。

为顾全大局，邓小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了战争中，没有过多了解苏联。

新中国成立前后，以邓小平为首的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突然发现，苏联已经与他们理想中的情形不大一样。

二战结束后，以社会主义国家龙头老大的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的龙头老大美国形成“冷战”格局。

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他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样留下惨痛的教训。当时苏联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存在非常严重的弊端，这些弊端已经严重阻碍苏联的整体进步。

毛泽东与邓小平是最早认识到苏联模式弊端的两位中共领袖。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报告《论十大关系》。

在这篇报告中，他明确指出：必须以苏联出现的问题作为教训，中国不同于苏联，不能将所有的权力和体制高度集中，还是应当坚持民主。

至于邓小平，他在1956年11月会见国际青年代表团时就强调：无论革命还是建设马列主义，一定要与自己国家的实际相结合。革命和建设不能照搬别国的经验模式，要探索适合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

从这时起，邓小平对俄国以及苏联的观点又进入了新一阶段，形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想法。

晚年的小平同志就是按照这条路领导中国人民改革开放。

20世纪50年代中至60年代初，中国与苏联两个大国外交关系曾起伏不定。虽然同处一个社会主义大家庭，但苏联共产党非常傲慢，始终认为中国就是他们的“小弟”。

在一些重要事件上甚至不与中方打招呼。比如著名的长波电台建议、中苏两国建立联合舰队的设想，无一不是损害中国主权，遭到毛主席的严词拒绝。

邓小平当时在国务院工作，他主要负责外事交流，经常率领中共代表团去苏联访问。与苏联共产党人来往时，邓小平发现“老大哥”对其他兄弟国家只会蛮横霸道，在一些问题上还是坚持“一言堂”政策。

对此，邓小平追求两党两国平等的前提下，大力维护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展示出高超的外交才能，给毛泽东乃至赫鲁晓夫都留下深刻的印象。

20世纪60年代后，中苏关系彻底交恶。在苏联撤回全部专家的情况下，朱光亚、于敏、邓稼先、钱学森等“两弹一星”元勋为中国成功研制出原子弹、氢弹。

由于中苏两国关系持续恶化，原先的“老大哥”已经成为威胁中国安全的邻国，邓小平有着清晰的认识。

老一辈革命家们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及时调整外交战略。比如毛主席的“三个世界”理论指的就是苏联。

1974年，邓小平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在会议上，他全面阐述“三个世界”理论。所谓“三个世界”，即美国和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属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中国是第三世界国家，永远不称霸。

把苏联定为第一世界国家，便是准确定位了苏联强大的实力，更重要的是中国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明确定性。

正因如此，20世纪70年代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动与中国建交。包括毛主席去世后，邓小平恢复党和国家领导工作，他把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作为我国国际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时间进入到80年代，邓小平一方面坚决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一方面出于国际环境的新变化，表示改善中苏两国关系的愿望。

苏联入侵阿富汗后，面对的国际环境更加恶化，因此，苏方非常希望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1982年，勃列日涅夫公开发表讲话，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宣称台湾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不久后，邓小平与外交部有关人员开会。会上，他老人家提出了著名的“三大障碍”的说法，即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大量驻军、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武装侵略阿富汗。

这三大障碍必须解除，如果不解除，不仅令中国安全受到威胁，而且还影响两个国家正常交往。

1985年10月，邓小平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时就说：“请你帮我向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带个口信，如果苏联同意与中国达成谅解，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我或者胡耀邦同志便愿意和戈尔巴乔夫会见。”

经过两国长期努力，1989年5月中旬，戈尔巴乔夫正式访华。在交谈中，邓小平明确提到中苏两国关系已经实现正常化，今后的目标将是“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1992年1月，邓小平踏上“南巡”之路，他用刚刚解体的苏联举例，劝诫干部们在新的历史时期不要怕“左”，更不要怕“右”，坚持走改革开放的道路。

显然，邓小平已经洞悉苏联，包括社会主义各国最终失败的真正原因。如果此时的中国还把争论焦点放在走资本主义道路或社会主义道路上的话，将会错过改革发展的最后黄金机遇。

正因如此，邓小平才会告诫大家想要发展就不能畏首畏尾，不管是姓资还是姓社，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都要在正确的轨道上继续前进。

因此，邓小平生前确立对苏交往基本原则和对俄交往的基本方针，乃中国在新时期取得辉煌成就的奠基石。

既然谈到了邓小平对俄国苏联观念的形成，那就不得不提到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时，他提出的一个犀利问题。

1989年5月16日，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苏共中央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进行了一场历史性会晤。

谈话刚刚开始，邓小平便提到了苏联对中国的侵略：“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联还有侵害中国的事情，例如黑瞎子岛，就是1929年苏联从中国强行占据。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时，美苏英三国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划分势力范围，极大损害中国的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同蒙古国建立外交关系达成协议，划定边界。可后来中苏进行边界谈判时，我们总是要求苏联承认沙俄与清王朝签订的是不平等条约。尽管如此，鉴于清代被沙俄侵占地150万平方公里是通过条约规定的，这一历史问题该如何解决？”

戈尔巴乔夫听了邓小平的这番话后感到不安，他想了一会才回答：“对于不太遥远的事情，我感到有一定过错和责任。至于两国比较遥远的事情，那是历史形成的，重新提到领土的变迁、边界的改变，就会使得局势不稳定，很有可能引起冲突……”

戈尔巴乔夫的话还没说完，邓小平就摆了摆手：“我之前讲那么长，不是要翻旧账，而是要结束过去，目的是让苏联同志们理解我们是怎样认识过去历史的问题，新的问题便能够迎刃而解，当然这也是这次会晤取得的一个成果。”

可见，即使苏联快要解体时，戈尔巴乔夫包括一众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还是不愿意放弃任何他们强行侵占的他国领土。

对邓小平而言，谈论这些历史问题是在更坚实的基础上前进，表明中国不会侵略别国，我们只会和平发展，对任何国家都没构不成威胁。

戈尔巴乔夫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总是疑神疑鬼，担心中国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后，会不会通过武力或者其他一些手段“抢占”苏联领土？

但戈尔巴乔夫却无法自圆其说，因为这些苏联固有领土在100多年前其实是沙皇俄国，包括苏联通过一些不平等的条约强行掠夺过去。

邓小平只是简单提了这么一个问题，并没有把谈判的重点放在这一方面。

总之，这次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历史性会晤，标志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这次会谈为中苏两国，乃至中俄两国关系后续发展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彼时，两国关系不再像20世纪50年代那样“抱团取暖”的关系，而是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国家平等关系。

终其一生，邓小平对俄国观点在不断变化中。

20世纪80年代，他积极营造有利于中国改革开放、和平建设的环境。为此，他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进行会晤，集中表述了他对俄国和苏联的观点，结束了20多年的中苏对抗。

苏联解体后，邓小平告诫同胞要以苏联为前车之鉴，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