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海君的思路颇有点类似于现代外交的准则——“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但在当时有些太超前了。在儒教思想根深蒂固的朝鲜王朝,士大夫奉五伦为正论,视大明天子为君为父
朝鲜第15代国王光海君在东亚史上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由于被废为庶人,连个庙号和谥号都没有,在传统史学的框架下,这种君王也不会有太高的评价。此人经历了两件对东亚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大事,一是参与明朝和朝鲜合力击败丰臣秀吉侵略的“壬辰卫国战争”;二是眼睁睁看着努尔哈赤在鸭绿江对岸高速崛起。他夹在两强之间,既不敢得罪宗主国明朝,也不敢招惹兵强马壮的后金,采取“两端外交”,始终不愿“站队”,虽然维护了朝鲜的国家利益,但最终换来了被废黜流放的悲剧性结局。去年韩国票房大片《双面君王》,用娱乐化的方式,站在今人的视角上,重新审视了这位废王。

迎合韩国民族主义情绪
如果说《双面君王》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韩国古装历史片,恐怕没有什么异议。该片在2012年9月13日上映之后,仅用了38天观影人次就突破千万大关,成为韩国史上第七部、2012年继《夺宝联盟》后第二部观影人数达到千万级别的影片。到12月12日,《双面君王》以1230.4万观影人次的成绩超越2005年的《王的男人》,爬上韩国影史上票房第三的位置(前两位为《夺宝联盟》、《汉江怪物》),也同时成为韩国最卖座的历史片。这意味着人口5000万左右的韩国,每四人中就有一人看过该片。在第49届韩国电影大钟奖上,《双面君王》战胜已经拿下金狮奖的《圣殇》,包揽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最佳男演员在内的共15项大奖,成为最大赢家。
《双面君王》的故事类似于“宫廷秘史”,讲述1616年,光海君李珲险些被毒杀,他的心腹大臣许筠寻找与之容貌相似的戏子夏善假扮成光海君,打理国事,统领河山15天。编剧的灵感来自于《朝鲜王朝实录·光海君日记》中15天的空白,填补了一段类似“狸猫换太子”式的戏说。偶像巨星李秉宪一人分饰两角。真君王陷于权力斗争日久,做事投鼠忌器,瞻前顾后,性格阴沉;假君王熟悉民间疾苦,为人和善,反而无所顾忌勇于甩开手脚大力推行改革,虽然激起了朝中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弹,但却给予了真君王将反对派斩草除根的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电影最后有一段字幕,说光海君是“为了维护百姓,唯一一位不惜对抗明朝的朝鲜君王”,将明朝指为一个横征暴敛的宗主国,一句不提明朝出兵击退日本对朝鲜的“再造之恩”,还把光海君依偎于明朝和后金之间的“两端外交”拔高为“对抗明朝”,多多少少迎合了韩国近年来“去中国化”的民族主义情绪,票房大卖应该有这个因素在内。
册封手续一直办不下来

朝鲜王朝自1392年建国起,明朝就和其建立了宗藩关系,甚至连“朝鲜”这个国号,都是明太祖朱元璋圈定的。朝鲜也位列明朝的十五个“不征之国”之首。朝鲜国王继位,须经过宗主国明朝的册封,才算取得合法的地位。朝鲜第14代国王宣祖李昖在1567年继位后不久就遇到了建储危机,他的原配懿仁王后(朝鲜王国国王正妻称王妃,一般在死后被追封为王后)一直未能生育,在1572年和1575年,恭嫔金氏先后生下了临海君和光海君,其后,仁嫔金氏先后生下义安君、信城君、定远君等三子。可惜恭嫔金氏、仁嫔金氏均非嫡配,故所生之子只有庶子身份。1600年懿仁王后去世,宣祖没有任何嫡子。在这种情况下,宣祖只能在庶子中择立世子,按照立长不立幼的宗法原则,长子临海君应该被册立。
但临海君口碑很差,他不仅抢占官婢与私人土地,更利用王子的身份巧取豪夺,动用私刑,招致不少弹劾,反而是光海君“自幼好学,聪明端厚,又能斥去纷华,简俭自奉”。1592年,丰臣秀吉的军队从釜山登陆,危急时刻,国不可一日无本,来自大臣和各地儒生的奏折层出叠现,纷纷要求即刻立储,光海君被立为世子。因战事告急,光海君受封翌日便随宣祖离开汉阳(今首尔),而立储一事,8日后才在平壤公告天下。当敌军迫近平壤,宣祖欲渡鸭绿江逃往辽东,宣称:“予死于天子之国可也,不可死于贼手!”商议之下,决定将朝廷一分为二,一部分人随宣祖渡江,居住在辽东半岛的宽奠堡,其他人则在光海君的带领下下驻守朝鲜。光海君受命权摄国事,代替宣祖赴前线抚军,表现出色,得到许多义军领袖和百姓的支持。

虽然朝鲜向明朝解释:长子临海君有病,明朝此前也有过册封第三子为世子的先例,面对日军的侵略,朝鲜需要尽快确立光海君的世子身份以稳定国内局势。但明朝根本不理会朝鲜的这份急迫——等临海君病好了还是可以当世子的嘛,册封光海君一事,需待其日后对国家有“显功”时再行奏请。朝鲜方面认为光海君在江原、平安等道操练兵马,已是“显功”。对此明朝政府却不以为然,称光海君只不过是“号召散亡”、“绥集民心”,算不得显功。
此后,朝鲜在1594年、1595年、1596年、1601年、1602年、1603年、1604年数次请封光海君为世子,明廷次次拒绝册封,这在朝鲜史无前例。宣祖18次提及禅让王位或让光海君摄政,虽然其目的只不过是在考验光海君和群臣对自己的忠心,但明廷也警惕地向宣祖表达了不可轻易传位的意见。在朝鲜看来,光海君的册封手续一直办不下来,其根本原因在于——明朝群臣拥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而神宗皇帝却属意皇三子朱常洵,双方为这个问题争执不下十好几年,大明礼部正在和皇帝较劲,当然不能给朝鲜开了这个口子。1601年,明神宗终于让步,立朱常洛为太子。大明天子想干没干成,朝鲜国王凭什么可以?
1602年,宣祖立19岁的金氏为王妃,史称仁穆大妃,四年后她为宣祖生下了唯一的嫡子永昌大君,十几年来寝食不安、时时担心世子之位会被哥哥临海君夺走的光海君,又多了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

屠杀兄弟和幽废母后
1608年,宣祖薨,光海君即位,当上了“有实无名”的朝鲜国王。但大明礼部仍拒绝册封光海君为朝鲜王,明神宗在对待别人的时候倒很坚持原则,依旧觉得“立国以长”,希望查问清楚再做定夺。在礼部的询问下,朝鲜使臣声称临海君患有精神疾病,自愿让位于光海君,礼部派遣了两名特使亲自前往汉阳拜访临海君求证。朝鲜使用大量白银贿赂了使臣,终使礼部同意册封。1609年,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等了十几年的名分终于批下来了。
此时,朝鲜政坛深陷朋党政治之中,党争大概始于宣祖朝,在朝鲜持续了两百多年,时间之长足以让唐朝的“牛李党争”和北宋的“新旧党政”汗颜。当王位争夺遭遇朋党之争,两者之间可谓是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宣祖死前曾立下遗教让七名大臣辅佐永昌大君,这些人多出自小北派,而支持光海君上台的是大北派。光海君即位后,七名大臣先后被大北派所弹劾,为首的柳永庆被流放。在大北派群臣的坚持下,光海君终于赐死了柳永庆,并且将他的名字从记录儒生名单的《青衿录》中删除,等于是否认了柳永庆儒生的身份。这样,仁穆大妃和永昌大君完全失去了外朝的支持,屈居于光海君控制之下。
与此同时,为了保证自己的王位不受来自于临海君的威胁,光海君以私藏军器、阴养死士、在宣祖殡天当日密谋出兵篡位、私携武器入宫等四条逆反罪名将临海君流放,关押在围墙内圈禁起来,只有一个宫婢伺候起居,通过一个洞穴输送饮食。本来,光海君还念点骨肉之情:“予不忍割恩也, 贷死可矣。”但在1609年,明廷派册封使前往朝鲜,为避免在册封一事上节外生枝,临海君被流放地守卫缢死。
1613年,大北派的官员们接连上疏弹劾仁穆大妃的父亲金悌男,诬告金悌男等人企图废除光海君,拥立永昌大君为新国王。光海君将金悌男处死,再把永昌大君流放到江华岛。第二年,他指使江华府使将8岁永昌大君蒸杀。
下面该解决仁穆大妃了,不断有“颇解上意”的儒生以及官员上疏要求废大妃,不过,考虑到大妃是自己的嫡母,光海君为了避免背负不孝的罪名而将此事不了了之。1617年,光海君历经8年,成功压倒反对言论,将生母恭嫔金氏追封为恭圣王后,在朝鲜方面多次恳求下,明朝赐冕服于恭圣王后。如此一来,仁穆大妃在名义上成为了宣祖的第三位后妃,地位在恭嫔金氏之下,便再不算是光海君的嫡母。在光海君的默许下,《双面君王》中的男二号、光海君的亲信兵曹判书许筠再次旧事重提,光海君趁机下令将仁穆大妃幽禁于西宫。
《双面君王》的故事就发生在光海君八年(1617年),此时,通过屠杀兄弟和幽废母后,光海君暂时坐稳了王位。虽说在宫廷斗争中心狠手辣,一副暴君面孔,但在治国方面,光海君还是有一套的。电影中借假君王推行的“大同法”就是一例,历史上光海君强硬推行的这项法令将朝鲜王朝的征税标准由户数变为以土地面积为依据,这对没有土地的贫民无疑是一项善政,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朝鲜政府的税收,但必定得罪占有大量土地的贵族。
出兵助明?保持中立?
《双面君王》中,假君王还干了一件更刺激的事情,他坐在朝堂之上大肆发泄了一通对明朝和朝鲜“世代交好”的不满,然后勉强同意了明朝的征兵要求,但同时又修书向明朝的敌人后金解释朝鲜不得不出兵的请求。这就是备受争议的“两端外交”——在不改变与明传统宗藩关系的同时与后金适当交往避免冲突。在历史上,这件事情发生在1618年,改变历史的萨尔浒之战前。
按说,明朝曾经的态度让光海君不可能不心生芥蒂,但双方表面上还是不错的,光海君请封自己的长子为世子,明朝答应得非常爽快,也满足了光海君把生母追封为王后的请求。按照传统宗藩关系“人臣无外交”的原则,朝鲜国王和女真统治者之间是不能有书信交往的。此前,努尔哈赤曾致书朝鲜,无论是宣祖还是光海君,都拒绝了与女真建立书信往来的要求。
事情慢慢起了变化,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覆育列国英明汗”,国号“大金”。1618年,他发表“告天七大恨”,正式向明朝宣战,当年就攻下了抚顺等辽东重镇。明朝任命兵部左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调集军队,筹措兵饷,准备进军赫图阿拉,消灭努尔哈赤。不久,朝鲜就收到了明朝要求其出兵助明的咨文,紧接着,努尔哈赤的书信不失时机地送到朝鲜,要求朝鲜保持中立。经过了君臣一番争执后,光海君坚持向后金送出了“答书”,内容虽然是对后金的斥责和规劝,但也表达了“永保两国之好”的希望,更重要的是,这打破了不建立书信往来的外交惯例。光海君对于明朝实力衰退非常了解,两强决战之前,他开始留后路了。
对于明朝的征兵要求,光海君是百般敷衍和拖延,先是说自己国小兵弱,自守不暇,出兵无助于明朝。明朝又在咨文中抬出“壬辰拯救”之恩,以报恩为由要求朝鲜出兵。朝鲜群臣分为两派,一派从国情出发,认为征兵会劳师动众,民怨沸腾,还可能招致后金的报复;一派从“春秋大义”出发,要报明朝的“再造之恩”,担心如果不出兵,再遇上日本入侵这样的危机,朝鲜指望谁?总领中央和地方军务的备边司对光海君的观望态度最为不满,宁可得罪国王,也不愿得罪天朝。
双方争执不下,而杨镐又发来态度更为强硬的咨文,明确要求朝鲜出精兵一万。杨镐在壬辰战争中曾解王京汉阳之围,在朝鲜官民心中的地位甚高。杨镐回国后,家居河南商丘,朝鲜使臣曾千方百计寻得一商丘举人前往其家乡,摹得杨镐画像,贡在宣武祠中。在杨镐的压力之下,光海君终于决定出兵,但他又讨价还价,只答应出兵七千,这引发了杨镐的不满。最终,朝鲜出兵一万三千助明。光海君也没忘了通过“胡商”传递消息,“我国为中朝所迫,发兵而送,当在唐阵(明军)之后,须知此意”,谋求后金的谅解。
光海君被烧瞎双眼流放江华岛
1619年2月,明廷以杨镐为总指挥,分东西南北四路向赫图阿拉进发,朝军由元帅姜弘立率领,被编在刘铤的东路军之中。一路上,姜弘立宣称朝军为步兵,跟不上明朝的骑兵,一直拖在队伍后面。后来又因为粮草没有从国内运来,要求留兵待粮。此后发生的事情世人耳熟能详,努尔哈赤集中优势兵力先在萨尔浒歼灭了西路军杜松部,再击败了北路军,挥师南下,诱敌深入,围歼东路军,刘铤战死。朝军左右营未及列阵,被八旗兵冲散。后金军在阵前连呼通事(翻译),姜弘立派人交涉。使者的解释颇有玄机:“虽被上国催驱至此,常在阵后,不为接战计。”“汝国岂不知之乎?”后金方面心神领会:“我国已知之矣。”第二天,姜弘立率解除武装的五千朝军投降,被送往赫图阿拉见努尔哈赤。
实际上,姜弘立的行为完全出自光海君的授意。出发前,国王就交代他“自立于不败之地”,不要招致后金率先攻击朝军。获知姜弘立降金以后,朝鲜承政院、备边司屡次要求拘捕姜弘立家属,光海君都不予批准。后来在明朝的质问下,才把姜弘立削去职名了事。不过明朝也没有对朝军在战争中的表现加以责怪,反而送来一万两白银的抚恤金。但此后明朝多次要求朝鲜增兵,光海君执意不肯,以各种理由婉拒。连明朝也看出光海君“首鼠于若从若拒之间,含糊不明不白之文”的态度。
有学者认为:光海君是朝鲜唯一一位对明朝不但没有诚心事大之意,可能还有刻骨仇恨的国王。说光海君和明朝有私人恩怨是没错的,但他的外交政策主要还是出于对现实的考量。壬辰战争之后,朝鲜的国力大不如前,人口比战前少了六分之一,可用耕地不到战前的三分之一,军队从十几万人下降到两万五千人。而对明朝“至诚事大”的政策此时也有了问题,“事大”换个更为露骨的说法就是服强,本来就出自利益的选择,特别是当代表华夏正统的中原王朝实力强盛时,这种政策既符合“春秋大义”又符合保障国家安全的利益需求,非常完美。但当同时有两个“大”,两强相争鹿死谁手还未可知的时候,对于夹缝中的朝鲜,两边讨好、两边下注或许是生存的唯一法门。站在朝鲜的立场上看,光海君的“两端外交”确实避免了国家遭受战火的蹂躏,延迟了后金征讨朝鲜的步伐。
光海君的思路颇有点类似于现代外交的准则——“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但在当时有些太超前了。在儒教思想根深蒂固的朝鲜王朝,士大夫奉五伦为正论,视大明天子为君为父。萨尔浒之战后几年,随着“两端外交”的公开化,光海君和朝中各派的对立也愈发尖锐,备边司不齿光海君的行为,经常阳奉阴违,无故缺席,阻扰朝政正常运行。1622年11月,备边司不顾光海君的抗议,强迫光海君上尊号:“建义守正彰道崇业”,用“义”、“正”、“道”三字警告光海君身为大明之臣的立场。
1623年,反对派从东北入汉阳城,训练都监的2000名士兵倒戈相向,兵不血刃地推翻了光海君的政权。光海君的侄子绫阳君被立为王,庙号仁祖,史称“仁祖反正”。反对派以仁穆大妃的名义颁下了罢黜教书:“我国服事天朝,二百余载,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壬辰再造之惠,万世不可忘也。……光海忘恩背德,罔畏天命,阴怀贰心,输款奴夷……”可见,光海君被废的重要原因就是他对明朝不忠,他被带到仁穆大妃面前接受斥责,然后被石灰烧瞎双目,流放于江华岛,1641年去世。
仁祖采取了向明朝“一边倒”的政策,招致了皇太极发动的两次对朝战争,此时明朝已经没有实力像几十年前那样给予援助、“再造”朝鲜了。最终,朝鲜成为满清的藩属,与明朝断绝关系。明清鼎革之际,处在战略要地的朝鲜终究难逃兵祸,这就是小国地缘政治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