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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年历史上，除了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之类的非常时期，历朝历代基本都是文官政治。所谓文官政治，指的是州郡刺史和六部尚书，都是“学而优则仕”的文人，战场立功的武将，荣登宰辅议论大政是有可能的，但转任民政的寥寥无几。文人是文官的起点，政治家则是文官的底色。如果一个文人凭借知识走上仕途并获取高位，却始终不能转型为政治家，那么这个文人极有可能是悲剧收场。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就是这种纯粹的文人。
1890年，陈布雷生于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县，父祖两代都是富裕茶商，这样的家境，给陈布雷奠定了读书的环境，也给陈布雷打上一生难以抹除的阶级烙印。早在五岁的时候，陈布雷便开始接受教育，每天能认识三十个字。
稍微长大一些，陈布雷又跟随兄长陈训正读《毛诗》和《尔雅》，跟着宗族长辈和家庭教师读《礼记》、《春秋左传》、《唐诗》等经典著作。读书虽多，但陈布雷的品行并不讨喜，他在回忆录里写道：“余七八岁以后，性行顽劣，体既弱，乃好戏侮弟妹，先母常斥责之，余屡改而屡犯”，典型的手欠、好动、顽劣的熊孩子。
这样的性格，影响了陈布雷的学业，导致他难以理清思路，写出来的文章疲软无力，直到1904年考入慈溪县中学堂，遇到慈溪才子冯君木，陈布雷才改变命运。在慈溪县中学堂，陈布雷苦读《瀛环全志》、《通鉴辑览》、《万国史纲目》等历史地理著作，逐渐开拓眼界，格局不同以往。而冯君木教他选字、修辞、炼句的文字功夫，以及“文从字顺各率职”的文章要领。
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砺，陈布雷的学业大进。学校规定，学生每个星期都要写一篇文章，评为最优等的记两功，次优等的记一功，中等无功无过，一功可以得到二角银钱的奖励。结果半年下来，陈布雷和三弟竟然攒了二十一元银钱。
1911年春，陈布雷到上海探望兄长陈训正。那时陈训正是《天铎报》的社长，麾下有戴季陶等主笔。陈布雷到上海的时候，正好戴季陶有事请假，陈训正便安排陈布雷，替戴季陶写新闻短评。
从此以后，陈布雷成为《天铎报》的记者，每天写两篇新闻短评，每十天写三篇社论，月薪四十元，生活质量非常高。那时的陈布雷，是有新闻理想的，准备以文章报国。他以八指头陀的诗“迷津唤不醒，请作布雷鸣”，取了“布雷”的笔名，所以世人只知道陈布雷，不知他的真名是陈训恩。
为了提高新闻水平，陈布雷经常请教《民立报》的主笔宋教仁，讨论国际时事新闻的写法，并和柳亚子等人诗文唱和，共同精进。同年秋，武昌起义爆发，其他报纸都把革命军称为“逆军”，但《天铎报》倾向革命，陈布雷便称革命军为“革军”，随后写下《谭鄂》十篇，声援武昌起义，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夫武汉一隅，固将与美之波士顿、法之威色黎，同为世界史上一至足纪念之胜地。他年黄鹤楼头，留连凭吊，必有慨真理之大明，而专制政体终于一去不复返者。鄂风泱泱，扇遍天下，大千男儿际此，宜如何距跃三日，欢欣鼓舞，而不能自己也。”
文字里洋溢着澎湃激情，字句间闪耀着青春热血。陈布雷的这段文字，即便放到现在，也比绝大部分记者的水平强，要是做自媒体的话，绝对是顶流。22岁的陈布雷，就此一战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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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民国以后，陈布雷返回宁波做过中学校长，兼任过上海《申报》记者，甚至有一段时间在操持家务，整体来说是蹉跎十年。直到1921年初，上海《商报》成立，陈布雷才重回记者行列。《商报》是上海总商会董事汤节之出资成立的，聘任陈训正做总编辑，陈训正又任命陈布雷为编辑主任、潘公展为电讯编辑、陈铁生和邓逸虎为编辑，组成强大的编辑班底。虽然陈布雷每次出来工作，都是兄长陈训正的提携，但陈布雷并没有辜负兄长，他以革命者的政治立场，写了大量的短评、社论、时政分析，非常受读者欢迎。
1923年，曹锟通过贿赂国会议员做了大总统，消息传到上海，陈布雷在《商报》社论里写道：“受贿者均为猪仔议员。”1925年，上海爆发五卅惨案，陈布雷每天撰写评论文章，抨击英日帝国主义的暴行，还深入罢工工人、游行群众中进行深度采访，然后撰写文章，给上海各界的罢工游行运动提供参考。
写这样的文章，陈布雷是要承担风险的，同事劝他，写文章尽量隐晦一些，陈布雷却说“主笔不吃官司，不是好主笔。”但正是凭借犀利的文章，陈布雷同时引起国共双方的关注。孙中山评价说：“《商报》只是几个同志在那里苦撑，可称为忠实的党报”。
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叶恭绰，对陈布雷的评价更高：“全国报界中主持社论之人才寥寥不多得，其议论周匝，文字雅俊者，在北惟颜旨微，在南惟陈畏垒而已。”陈畏垒，即陈布雷。
而我党的政治机关报《向导》周刊，经常原文转载陈布雷的社论，并派人和陈布雷接触，有意发展他做党员。这个时候，陈布雷和同时代的所有人一样，面临两条道路的抉择——追随国民党，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救中国，或者追随共产党，通过共产主义革命救中国。
如果陈布雷选择后者，既有可能在宣传领域大展身手，出任省级乃至中央的宣传部长。然而，原生家庭的影响，导致陈布雷没有选择正确的道路。陈布雷是浙江名门望族出身，阶级烙印非常明显，陈布雷又深受四书五经的熏陶，不论是现实利益还是精神世界，他都不可能认同我党的“阶级革命”理论，他更倾向各阶级联合起来，打倒军阀驱逐列强，收回国家主权。既然政治理念不同，陈布雷便拒绝了我党的邀请，和他接触过的同志，也开始以“小资产阶级意志甚浓的顽固分子”来评价陈布雷。
在这样的背景下，陈布雷能够选择的，就只有国民党了。1926年底，北伐军攻克湖湘，兵锋直指江浙。《商报》的政治立场向来是支持革命的，倒不担心北伐军秋后算账，但《商报》董事会的人，和孙传芳的关系太深，这样一来，《商报》的编辑必须和董事会划清界限，才能保证性命无碍。
于是，陈布雷和潘公展到了南昌，通过张静江的关系，见到蒋介石。蒋介石早已知道陈布雷的大名，和他长谈了一小时，陈布雷向蒋介石咨询了国民党的政策，蒋介石也详细做了解答，两人相谈甚欢。
随后，蒋介石向陈布雷抛出橄榄枝，邀请陈布雷加入国民党，并愿意和陈果夫做陈布雷的入党介绍人。陈布雷思考了两个月，1927年2月，正式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加入国民党。
从此以后，陈布雷成为蒋介石的大笔杆子，给蒋介石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蒋介石口授大意、陈布雷润色成文的《告黄埔同学书》。知名记者做了御用文人，陈布雷的选择，其实是偶然中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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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了蒋介石以后，陈布雷在政治上一步登天，陆续做了浙江省政府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浙江省教育厅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显赫职位，但陈布雷的实际工作，始终是给蒋介石写文章。用蒋介石的话说：“文字撰拟，迄无佐助之人，实需如君者在余之左右，浙省教育厅事，如可兼任名义，以秘书代行则更佳，否则可另保一人自代。”党政职务用来明确地位，实际工作另有安排。对于这种名实不符的事，陈布雷则说：“余谓余之初愿在以新闻事业为终身职业，若不可得，愿为公之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但求能有涓滴为公之助。”
从这句话，可以看出陈布雷放弃新闻理想、给蒋介石做大笔杆子的初衷。新闻以报纸为载体，针砭时弊影响社会舆论，进而达到推动社会进步的目的。但一份报纸能影响的社会范围是有限的，记者的社会地位是卑微的，除非所有报纸所有记者都有新闻理想，遇到重大事件共同进退，否则仅凭一张报纸一个记者，针砭时弊、影响社会舆论、推动社会进步的希望太渺茫。
既然报纸和记者的上级是权力，那么接近最高权力者，并借最高权力者之口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产生的影响力，绝不是一张报纸一个记者能比肩的。陈布雷隐藏自己，专门给蒋介石写文章，极有可能就是这样的想法。换句话说，蒋介石要利用陈布雷的文采，陈布雷也想利用蒋介石的权力。
于是呢，陈布雷明明担任着党政职务，却在这些岗位上鲜有建树，反而是在蒋介石北伐成功以后，替蒋介石写了《祭告总理文》，随后又写了《革命与不革命》、《三次代表大会感想》、《今日党中几个重要问题》、《对新闻界谈话》、《欢迎美记者团》、《青年地位及其前途》等重要文章。很多时候，蒋介石的观点，其实就是陈布雷的观点。
1935年2月，蒋介石改组侍从室，第一处设立第一、二、三组，分别负责总务、参谋、警卫事务，第二处设立第四、五组，分别负责秘书、研究事务，陈布雷被任命为第二处主任兼第五组组长。也就是说，陈布雷除了写文章以外，还要担负起“研究”的任务。
那研究什么呢？按照蒋介石的规定，第五组要研究内政、法制、文化、教育、国际时事、中日关系、经济等问题，理清脉络做成报告，给蒋介石做参考。蒋介石的侍从室，非亲信不能进入，陈布雷能做第二处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可见蒋介石已经把陈布雷视为最贴心的亲信。这，成为陈布雷命运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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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进入蒋介石侍从室，陈布雷便开始痛苦与快乐并存的日子。痛苦的是，陈布雷要依照蒋介石的意见，写一些自己不愿意写的文章。例如1936年底的“西安事变”，明明是张学良和杨虎城逮捕蒋介石，逼他结束内战，团结国内各派力量共同抗日，但蒋介石回到南京以后，要求陈布雷写一篇长文，以“对张、杨训话”的角度解释西安事变。陈布雷在杭州新新旅馆，绞尽脑汁写出《西安半月记》，开篇就是一段——“去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之变，事起仓促，震惊中枢，几摇国本。中正於二次入陕之先，即已察知东北军剿匪部队思想庞杂，言动歧异，且有沟通匪部，自由退却等种种复杂离奇之报告，甚至谓将有非常之密谋变乱者。中正以国家统一，始基已具，且东北军痛心国难，处境特殊，悲愤所激，容不免有越轨之言论，如剀切告谕，亦必能统一军心，使知国家利害之所在。”
“不料仓促之间，变生肘腋，躬蹈其危。推诚之念虽笃，虑患之智不周。此皆中正不德所致，於人何尤？”“叛部虽早已不视余为其上官，而余则不能不认其为我之部属。部属之罪恶，实亦即余之罪恶。”这段话，把蒋介石洗白成无辜的受害者，并以宽宏大量的姿态原谅张学良和杨虎城，完全不提“西安事变”以前，蒋介石是如何对待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虽然陈布雷是蒋介石的大笔杆子，洗白蒋介石是分内之事，但陈布雷毕竟是纯粹的文人，有新闻理想的记者，写这种曲意逢迎的文章，其实是非常痛苦的。
据史料记载，陈布雷写《西安半月记》的时候，反反复复数易其稿，才勉强写完。陈布雷最快乐的时候，是写一些事关国家存亡、民族安危的文章。例如1938年7月，全面抗战已爆发一年，蒋介石命陈布雷写一篇纪念文章，陈布雷稍微思考片刻，便挥笔写下《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其中有一段写道：“我们要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要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的历史上的责任，战端一开，无论何人，都应该负守土抗战的职责，都应该抱定牺牲一切的决心。”
“我们是早已决定用最大的牺牲，求最后的胜利。我们抗战意义很简单，我们为保卫民族生存和独立自由而抗战，也为正义公理而抗战。我们抗战的目的很明确，我们要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要打击到敌阀放弃侵略，要使敌阀根本改正其侵略中国的传统政策来重现东亚和平。”
“这个目的未达到以前，我们的抗战就一天不停止，虽至寸土个人，亦必奋斗到底。我们的决心，早已确立，海枯石烂，始终不渝。”这段话，陈布雷说出全国人民的心声，和武昌起义时的《谭鄂》保持着相同的风格，正是文人、记者最愿意写的文字。所以陈布雷写成以后，感觉酣畅淋漓，称为近年来最满意的文章。
然而陈布雷没有想到，《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成了他此生最后一篇满意的文章。随着日军侵华步步深入、国军抗战屡屡战败，以及国民党“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传统，蒋介石很少再有慷慨激昂的时候，北伐时那种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境界，早已成为往日云烟。
事实虽然如此，但文章、讲话、宣传必须报喜不报忧，体现国民党的前途无量，弘扬蒋介石的正确无私。在这样的背景下，给蒋介石写文章的陈布雷，经常感觉心情不爽，写出来的文章非常拧巴。此外，蒋介石不仅喜欢在战场上微操，在文章上也要提出各种指导意见，经常是陈布雷按照蒋介石的意见写完一稿，蒋介石又用红蓝铅笔反复勾画，要求陈布雷，按照新的指导意见再写一稿。
事实和文章不符，陈布雷就很烦躁了，蒋介石这么颠三倒四的操作，陈布雷感觉无法工作，便在家里吐槽说：“为根本不懂文字的人写文章，真是世上最大苦事。”曾经的朋友见陈布雷如此痛苦，建议他远离政治，回归记者身份。但陈布雷侍奉蒋介石的时间太长，在蒋介石的亲信圈涉足太深，已经无法退出了，便和朋友说了一句：“今日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灵魂，日渐成他人之一体。无法自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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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军政要员里，陈布雷是个异类。陈布雷的祖母百岁诞辰时，他回到浙江慈溪操办。县长听闻陈布雷回乡，立即登门拜访，而陈布雷听说县长登门，换上长袍马褂就出门迎接，然后谦卑恭谨的陪县长聊天，县长告辞的时候，陈布雷又亲自送出大门。家里人不理解，你的地位已经不低了，却以这么低的姿态陪县长，至于么？陈布雷解释道：“县长是父母官，我回到慈溪是治下民，不能失了礼数。”抗战后期，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长，孔祥熙兼任副院长，有次陈布雷代表蒋介石，到行政院和孔祥熙商量政务，结束之后，孔祥熙突然给他塞了一个信封，里面是一百万法币的银行本票。即便抗战后期通货膨胀严重，一百万法币也是不小的数目。
在国民党内，各部门搞个小金库，军政要员之间互相赠送钱财，是大家默认的潜规则，所有人都看破不说破。但陈布雷见到孔祥熙的信封，直接严词拒绝，说除了工资以外，不要任何额外收入。这两件事，足以证明陈布雷的私人道德了，张治中都承认，陈布雷这种道德高尚的人，在国民党内如凤毛麟角。这么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肯定是不甘于做御用文人、大笔杆子的，他追随蒋介石的初衷，也是借蒋介石的权力实现自己的理想。
结果努力工作了将近二十年，却是常年写着不满意的文章，说着言不由衷的话，离针砭时弊推动社会进步的理想越来越远。他兼任的侍从室主任职位，又让他对民国的各项事务了如指掌，很清楚国民党是什么德行，将来会面临什么结局。想做的事和在做的事严重脱节，陈布雷逐渐抑郁了，每天晚上要吃安眠药才能睡几个小时，半夜醒了再吃一次，能坚持到天亮。
在这样的背景下，陈布雷越来越消极。抗战胜利了，举国欢庆，陈布雷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给助手们泼冷水：“有什么可高兴的？艰难的日子正在后面呢。”银行家叶景葵做过陈布雷的老师，晚年在上海创办“合众图书馆”，国民政府回迁南京以后，陈布雷专门到上海拜访叶景葵，叶景葵说“蒋如此做法，必无好结果”，陈布雷无言以对，望着叶景葵痛哭流涕。
就这样坚持到1948年11月12日，陈布雷再也坚持不下去了。那时淮海战役正在焦灼，远远没有决出胜负，国民党还没有确定失败的命运，但那天陈布雷和蒋介石侍从室秘书陈方谈了两个小时，听到一条重要消息——国民党的军政要员们，都在互相询问“你有没有准备”之类的话。
所谓有没有准备，其中一层意思是，有没有做好国民党垮台的准备，另一层意思是，有没有做好投共的准备。不论是哪层意思，都意味着国民党军政要员们，已经对国民党的前途不抱希望，开始另谋出路了。这在陈布雷看来，和天塌了没什么区别。陈布雷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国民党和蒋介石身上，尽管以前绝望消极，但毕竟没有到最后时刻，内心深处，可能还有一丝幻想，这才勉强坚持到现在。
但听到“你有没有准备”的话时，陈布雷立即意识到，国民党的人心已经散了，大厦即将倾倒，他的幻想彻底破灭了。对于陈布雷来说，这是对他毕生事业的否定，更是对他人生抉择的否定。周先生曾请人给陈布雷传话：“对布雷先生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但希望他的笔不要为一个人服务，要为全中国四万万人民服务”，相当于给了陈布雷一条退路。但事实上，其他任何人都可以脱离国民党，投奔我党，唯独陈布雷不行。
因为他是给蒋介石写文章的，既没有抗日战功，又没有理政成绩，能够跻身国民党最高层，完全是蒋介石一手拔擢。其他军政要员脱离国民党，还能以“减少战争伤亡、爱护治下百姓”为理由，陈布雷要是脱离国民党，那就是标准的忘恩负义。即便陈布雷真的投奔我党了，以他贴身侍奉蒋介石二十年的履历，谁又能真正信任他？
以陈布雷的清高和道德，怎么会接受这样的命运？于是在进退维谷之下，11月13日，陈布雷吞下四瓶安眠药，自杀身亡，蒋介石的“文胆”终于离开了蒋介石。蒋介石听闻陈布雷自杀的消息，赠送了“当代完人”的挽额，三个月后又在日记里写道：“天性甚弱，不能耐怨忍辱，时时厌世，於其个人则生不如死，余亦不甚可惜也。”
从人生抉择来看，陈布雷和杨度有相似之处，都是寄希望于辅佐最高权力者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杨度有政治主张，类似于古代的士，陈布雷没有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更像一个古代的纯粹文人。以文人记者的才器，试图影响最高权力者，可能在陈布雷做出这个抉择的时候，就注定了悲剧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