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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知道江西九江，是从两首唐诗开始的。其中一首是唐朝开元年间，弱冠之年的李白初游庐山，写下《望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似银河落九天”从此流传千古。另一首是唐朝元和年间，名满长安的白居易贬谪为江州司马，夜晚送客的时候，遇到同为长安流落至此的琵琶女，便写下感人肺腑的《琵琶行》。
此后千年，“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成为高超音乐技艺的形容词，“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则让中年人回忆起青春往事，产生不甘、缅怀、悔恨等情绪，瞬间破大防。
乱世的时候，一旦夺取九江，便东可进取南京、西能攻拔武汉，向南又能扫荡江西，进而攻占大庾岭，威逼广东。
所以在地理层面上，九江是兵家必争之地。
在这条水运贸易线中，九江又处于长江、运河的十字中心位置，一旦九江有风吹草动，整个水运贸易线都要发生动荡，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于是在经济层面上，九江也是贸易线上的重要节点。正因为九江如此重要，九江便在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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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是九江的军事地位初现端倪的一段时期。东晋初年，琅玡王氏的王敦出任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坐镇长江中游的重镇武昌。凭借这样的权势和地理，王敦成为威胁东晋安全的权臣，随时准备顺江而下，取司马氏而代之。公元322年正月，王敦终于下定决心，自武昌起兵，出师建康（南京）。王敦是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但所有人都清楚，“清君侧”只是掩人耳目的旗号，在“王与马共天下”的时代背景下，只要王敦攻破建康，废除晋元帝司马睿，东晋江山到底姓什么，还不一定呢。但王敦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还命参军桓罴联络谯王司马丞，请司马丞给他做军司，结果司马丞直接囚禁桓罴，和零陵太守尹奉、建昌太守王循、衡阳太守刘翼、舂陵令易雄共同起兵，讨伐王敦。
这样一来，整个湖南地区都站在王敦的对立面。王敦要巩固大后方，就必须依靠一个人——梁州刺史甘卓，因为甘卓的治所在襄阳，处于武昌的西北方向，正好控制着武昌的命脉。于是呢，王敦命参军乐道融到襄阳联络甘卓。王敦对乐道融寄予大希望，但王敦没想到，乐道融也对他不满意，于是在见到甘卓之后说了一句：“为君之计，莫若伪许应命，而驰袭武昌，大将军士众闻之，必不战自溃，大勋可就矣”，劝甘卓奇袭王敦的大本营武昌。
这个建议，甘卓听了，便和巴东监军柳纯、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谭该等人起兵讨伐王敦，交州刺史陶侃听到甘卓起兵的消息，也命亲信统兵北上，准备和甘卓等人的会师，共同讨伐武昌。然而，他们起兵的时间太晚了，3月初，王敦就攻破建康，进位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成为东晋一等一的权臣。
如何才能断绝王敦的生机，打中王敦的七寸呢？乐道融向甘卓提议道：“今分兵断彭泽，使敦上下不得相赴，其众自然离散，可一战而擒也。”那个时候，九江是寻阳郡，彭泽即鄱阳湖。
乐道融的意思是，讨伐王敦的义军放弃围攻武昌，直接奔袭寻阳（九江），切断武昌和建康的联系，把王敦的生存空间挤压在建康一带，逐渐消耗王敦的实力。
乐道融见报国志向无法施展，不久就忧愤而卒，4月，王敦回师武昌，随即命襄阳太守周虑袭击甘卓，并诛杀甘卓全族。人的命运，都是自己争取的。仅仅因为不能判断形势，甘卓便放弃奇袭九江，不仅丧失了名流青史的机会，也葬送了全家人的性命。和甘卓相比起来，刘裕就非常清醒。
公元402年正月，经营荆州数十年的桓玄，自江陵（荆州市）起兵讨伐建康，准备完成其父桓温未完成的事业。向东进军的路上，桓玄原本有些忐忑，想着一旦战事不利就返回江陵，但走到寻阳（九江）的时候，桓玄发现没有东晋官军驻守，不禁心情振奋，追随桓玄的荆州将士也士气大振——
“桓玄发江陵，虑事不捷，常为西还之计。及过寻阳，不见官军，意甚喜，将士之气亦振。”
没有东晋官军驻守，说明寻阳是一座空城，桓玄轻松控制寻阳，便拥有进可攻退可守的余地，再不济也能挤压东晋的生存空间。而东晋的直属精锐北府兵，因为其统帅刘牢之害怕狡兔死走狗烹，决定养寇自重，不愿意和桓玄决战。在这样的背景下，桓玄既得地利又得人和，同年3月便攻破建康，进位总百揆、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事、扬州牧、领徐荆江三州刺史，假黄钺，随即逼死刘牢之，次年12月登基称帝，改国号为楚。和王敦一样，桓玄篡位也是不得人心的。
公元404年正月，即桓玄称帝的一个月后，刘牢之的亲信大将刘裕和刘毅、何无忌、诸葛长民等北府旧将结盟，在京口起兵讨伐桓玄，并一战击破桓玄的精锐军队，逼的桓玄逃回江陵，而刘裕进位使持节、都督扬徐兖豫青冀幽并八州诸军事、徐州刺史，成为东晋最大的权臣。
随后，刘裕命刘毅、何无忌统兵追桓玄，桓玄命武卫将军庾稚祖、江夏太守桓道恭迎战，两军在寻阳遭遇，爆发了一场大战，桓玄军大败而回。
刘裕占据寻阳，便拥有攻取江陵的前进基地，桓玄失败的命运已注定了，而刘裕在这样的基础上代晋称帝，建立起南宋政权。
起兵以后，南康王萧宝融登基称帝，萧颍胄以尚书令的身份留在江陵辅政，萧衍则统帅大军东征，用数月时间攻克武昌，8月就到了寻阳。萧衍非常清楚寻阳的重要地位，便命骁骑将军郑绍叔留守寻阳，专门叮嘱道：“卿，吾之萧何、寇恂也。前塗不捷，我当其咎。粮运不继，卿任其责。”可见，萧衍给郑绍叔的任务就是固守寻阳，确保大后方的安全，以及粮食兵员的运输畅通。
有了郑绍叔的后勤保障，11月，萧衍便攻破建康，威震江南。差不多同一时间，和萧衍地位相等的萧颍胄去世，萧宝融又无功无才，于是萧衍成为江南威望最高的人。公元502年，萧衍登基称帝，建立南梁政权。寻阳（九江），就这样不断改变着魏晋南北朝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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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末年，各路义军大都集中在淮河、长江一带，九江成为真正能决定天下兴亡的战略重镇。那个时候，九江名为江州。公元1358年，天完政权的平章政事陈友谅攻克安庆、龙兴（南昌）、邵武、吉安、抚州等地，几乎占领了湖广、江西全境，号称“江以南惟友谅兵最强。”为了统治这么庞大的地盘，陈友谅还把治所迁到江州，亲自坐镇这个战略重镇。不久后，天完皇帝徐寿辉准备迁都龙兴，结果走到江州的时候，陈友谅扣留徐寿辉，决定以江州为天完政权的都城，随即自江州出发，讨伐应天（南京）的朱元璋，并在采石矶诛杀徐寿辉，登基称帝，改国号为汉。朱元璋见陈友谅的军威雄壮，不能硬拼，便命康茂才以故交的身份给陈友谅写信，把陈友谅引诱到龙湾，两军爆发“龙湾大战”，陈友谅大败而回。
随后，朱元璋发挥出“趁你病要你命”的风格，亲自统兵逆江而上追击陈友谅，直到攻克江州才停下脚步，然后命大军四面出击，接连夺取南康、建昌、饶州、蕲州、黄州、抚州。
陈友谅在江西无法立足，被迫逃往武昌。
就这样，朱元璋通过攻克江州，夺取了整个江西。大好的局面迅速崩塌，陈友谅自然是不甘心的。公元1363年4月，陈友谅统帅全部精兵强将包围洪都，准备以此为突破口，打一场翻身仗，重新夺取江西，控制朱元璋的上游。
结果，朱文正坚守洪都将近3个月，7月，朱元璋亲自统兵营救洪都，然后和陈友谅爆发了“鄱阳湖大战”，陈友谅战死，朱元璋取得江南争霸的决定性胜利。次年2月，朱元璋亲征武昌，陈友谅之子陈理出城投降，朱元璋把湖广纳入麾下，成为江南最强者。回顾元朝末年的这段历史，可以说，陈友谅占据江州的时候，就是长江以南实力最强的枭雄，一旦失去江州，便失去和朱元璋争锋的资本，而朱元璋攻克江州，一举赢得整个战争的主动权。
实事求是的说，鄱阳湖大战以前，如果陈友谅重点进攻江州，说不定还有翻盘的机会，但他舍弃江州跑去围攻洪都，即便打赢了，也不能改变整个战争的格局态势。就这种抓不住主要矛盾，想到哪里打到哪里的人，输给朱元璋并不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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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大一统的社会生态深入人心，和平发展成为主流，于是九江的军事地位逐渐褪色，经济地位逐渐巩固。尤其是清朝实行广州一口通商的政策，彻底奠定了京杭大运河—长江—赣江—大庾岭—广州贸易路线的独尊地位，九江处于这条南北贸易线和长江东西贸易线的交接处，便拥有了货物中转站的地位。那时的江西设立南北两个关卡，其中一个是粤关，抽取江西和广东之间的商税，另一个就是九江关，抽取江浙和两湖之间的船税。以运河南北贸易线和长江东西贸易线的运量，可以想见，九江关的船税必然是天文数字，能撑起九江经济的半壁江山。
正因为九江的经济地位非常重要，晚清以后，九江就被英法美等列强给看中了。公元1861年，英国出动七艘轮船进入九江水面，和江西签订《九江租地约》，把九江城外的150亩土地划为英租界，开始兴建领事馆、工部局、巡捕房等衙门。随后，美国永久租借九江城外的59亩土地，法国传教士在琵琶亭旧址建立教堂，把殖民的触角伸向中国内陆。
这些事统称为“九江开埠”，从此以后，九江成为外国列强殖民江西的基地，以及向武汉、重庆开拓势力范围的桥头堡。对于九江来说，开埠是有利有弊的。利处在于，清朝改一口通商为五口通商以后，长江东西贸易线，逐渐取代运河南北贸易线，不仅广州在经济方面失去独尊的地位，江西的赣江两岸也日渐衰落。在这样的背景下，九江开埠便是彻底融入长江东西贸易线，同时也和英美的世界市场联系起来。
这样一来，九江直接成为江西的经济中心——“米谷、瓷器、茶叶、夏布、纸、竹木、钨以及植物油等，均有大宗出口，价值动辄百万，悉皆由此传入长江各口，行销国内外。九江各大码头及货栈，悉皆堆货垒垒，转运站、报关行、押款钱庄，以及各种行栈庄客，林立栉比，较之南昌，有过之而无不及。”
截止到1915年，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九江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4023万关平两，1916年“南浔铁路”建成通车，九江和南昌的交通更加便捷，于是到全面抗战爆发前，九江的进出口总额一度达到7014万关平两。也就是说，“九江开埠”让九江经济有了质的飞跃。
而随着九江的中外商人越来越多，他们便在风景秀美的庐山，修建数百幢不同风格的别墅，用来避夏消暑，以至于庐山和北戴河、莫干山、鸡公山并称为中国四大游览胜地。庐山，就这样成为近代风云汇聚的地方。
九江开埠的弊端在于，九江转型为单一的长江贸易线重镇以后，完全是依附上海的，不论九江的经济多么繁荣，都无法辐射到江西全省。而且自九江出口的都是纸张、烟草、夏布等手工业品，进口的却是化工、香烟、钟表等工业品，进出口的货物质量完全不在一个层次。所以在江西日渐衰落的时代背景下，九江的繁荣其实是畸形的繁荣，看似繁花锦簇，实则是无根浮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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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了九江的历史，我们就能明白，一些近代重大事件的基本逻辑。例如1927年，我党决定发动南昌起义，叶挺和贺龙的部队，便是自武汉开赴九江，会见谭平山等人以后，再到南昌举行起义。这条路线和古代的行军、贸易路线几乎完全重合。例如蒋介石掌权以后，创办“庐山军官训练团”，并经常到九江召开军事会议，这和陈友谅坐镇江州，其实是不同时代的同一件事。蒋介石和宋美龄，把庐山的一幢英式别墅改为“美庐别墅”，则是继承了中外商人钟爱庐山的习俗。
新中国成立以后，庐山因三次大会，名声超过九江——第一次是1959年，教员等领导同志乘坐轮船，自武汉启程，用一天的时间抵达九江，随后登上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彭总因为一份万言书，得罪了一线工作的同志，由此扭转了会议的方向。第二次是1961年，教员在庐山召开会议，讨论工业、粮食、财贸、教育等问题，并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总体方针，开始调整国民经济。
第三次是1970年，原本准备讨论国民经济的年度计划，结果林总不顾议题，极力主张设立国家主席。这样的行为，给他一年后的蒙古单程游埋下伏笔。所以啊，九江从来不是一座低调的城市，在漫长的千年历史上，九江无数次决定了天下的兴亡，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