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与民间的博弈：从地方法规看屡禁不止的清代福州游神
官民角力民俗永存：游神兴衰
清代福州游神文化是一出持续上演的官民博弈大戏。在这场漫长的较量中，地方官府频频出台禁令，试图以严刑峻法遏制游神活动中的诸多＂乱象＂；而福州民众则凭借智慧，或＂借壳上市＂，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夹缝中寻求信仰的出路。从乾隆二十四年到同治十年，《福建省例》中的三则示禁文告，不经意间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生动的清代福州民间信仰图景。透过这些文告，我们不仅能窥见当时游神活动的种种细节，更能领略到传统民间信仰在面对官方打压时所展现出的顽强生命力。时至今日，昔日被视为＂淫祀＂的游神文化，已然蜕变为福州独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明清两代对民间宗教结社高度防范，制定了严苛的法律制度。《大明律》规定：＂若军民装扮神像、鸣锣击鼓、迎神赛会者，杖一百，罪坐为首之人。＂这成为了清代治理民间宗教活动的重要法律依据。
但官方也给游神活动留下了一个规范的出口。《大明律》明确指出：＂其民间春秋义社，不在禁限。＂清代又增加了＂以行祈报者＂五字，为民间祭祀活动提供了合法空间。
根据《洪武礼制》的规定，每一百户百姓可以设立一座里社坛，专门祭祀土地和五谷之神。这种官方倡导的祭祀活动相对朴素，与华南各地张灯结彩、热闹非凡的游神活动形成鲜明对比。
明代中期，这种官方认可的祭祀活动就开始发生变异。明弘治《兴化府志》记载，莆田的社主巡游已经开始出现鼓乐导引、张灯照路等游神色彩。
到了明末，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彻底改变了福州的游神文化。崇祯十五年，福州爆发大规模疫情，民间开始举行＂五帝出海＂活动驱疫。
这场驱疫仪式颇为隆重，五帝出巡时设立衙署，配备胥役，处理民间文书，一如官府。五帝所居之处，早晚设堂，每日三餐，更衣就寝，完全仿照活人礼仪。
各地土神参拜有序，互相往来时都要递送拜帖。游神队伍中还有人装扮鬼脸、充当衙役，沿街游行，互相炫耀。特别是那些绸缎彩船，制作精美，上面摆满了各种器具，堪称当时造船工艺的集大成之作。
这场声势浩大的驱疫活动持续了半年之久。从二月到八月，市镇乡村每天都有三四个甚至六七个游神队伍同时出行，一时间福州城内外俨然成了＂鬼国＂。最后还是巡抚张肯堂出面严禁，这场声势浩大的＂五帝出海＂活动才告一段落。
这次大规模的驱疫活动，成为了后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送王船＂习俗的滥觞。它不仅在福州民间信仰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更为当地民众提供了一种面对疫病的精神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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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难题频出现：屡禁终不绝
康熙三十九年，福州知府迟惟城面临一个棘手的难题。福州城内外的五帝庙日渐兴盛，不仅影响城市治理，更威胁着官方的统治权威。迟知府下定决心，一举拆除了这些五帝庙，还将拆下的木材用于修缮学宫。
这场强拆行动看似大获全胜，但出人意料的是，迟知府去世不久，五帝庙不仅在原址重建，数量还增加到了十余处，规模比从前更加宏大。这一结果让地方官员们意识到，单纯的强制手段并不能解决问题。
到了乾隆二十四年，福州游神活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当时的福州城内，各种打着迎神名义的活动此起彼伏，不少衙门甚至也参与其中，装扮闯神时的服饰、器具都照搬官府规制。
这种情况引起了巡抚吴宪的高度重视。他发布了《严禁闯神并装扮鬼脸奇形异状》的禁令，试图遏制这股歪风。但禁令的效果并不理想，八年后福州的游神活动又死灰复燃。
乾隆三十二年，福建巡抚崔应阶不得不再次出手。他发布了《禁迎神赛会》的告示，对游神活动进行了更为严格的限制。崔应阶在告示中提到，他年轻时就曾在闽台一带游历，亲眼目睹过这些荒诞不经的场面。
游神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乩童。他们用铁钉穿透口腔，用铁球击打背部，浑身是血却还要站在神轿上巡游。不同神明的队伍相遇时还经常为了路权发生争执，甚至大打出手。
同治十年，情况依然没有好转。当时的巡抚王文韶发布了《严禁迎神赛会》，详细列举了十条禁止事项。这份告示不仅反映了当时游神活动的诸多乱象，也展现了地方政府在治理过程中的无奈。
告示中提到，一些不法分子打着赛会的名义敛财。他们不仅在路边搭建简陋的祠庙，还张贴各种莫名其妙的牌匾，如＂威灵公行台＂、＂大班公所＂等。民众中还流传着一种名为＂打牛头＂的诅咒方式，用铁板印制的＂口纸＂来诅咒仇家。
这三道禁令的出台，反映了清代地方政府在处理民间信仰问题时的困境。官府一方面要维护统治秩序，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考虑民众的感受。最终的结果是，这些禁令虽然一再发布，却始终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面对官府的打压，福州民众展现出了惊人的智慧和韧性。他们在五帝庙中供奉关帝，将庙宇改名为＂武圣庙＂；或者供奉观音，将庙宇称为＂庵＂。通过这种＂借壳上市＂的方式，他们成功地在夹缝中保存了自己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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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罪并举严整肃：游神弊病详
游神活动为何会让清代地方官员如此头疼？清人钱泳在《履园丛话》中将游神活动的危害归纳为十大＂罪状＂。这十条罪状不仅涵盖了宗教、法制、经济等多个层面，更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诸多问题。
在这些罪状中，＂渎鬼神、乱法度＂被列为首要。游神队伍中不仅有人装扮神明，还有人冒充官府人员，使用与官员品级相对应的服饰和器物。这种行为在当时被视为对官方权威的严重挑战。
更令人瞠目的是，民众在游神时经常不给地方官员让路。一位晚清传教士就记录了这样一个场景：一位高级官员的轿子在街上遇到迎五帝的队伍，游神队伍不但不避让，反而要求官员的轿子退让。
游神活动中的＂角色扮演＂也是一大问题。福州游神特有的＂扮将＂活动，就是由人装扮鬼脸，手持兵器游行。还有人装扮重犯，戴着枷锁在街上示众，这种行为被视为对司法制度的嘲弄。
这些活动还存在重大的经济隐患。清人阮葵生就记载，康熙年间一次五帝出海活动，单是纸船的制作就花费了三百两银子。为了筹措这笔巨款，主事者向每户收取摊派，对孕妇更是加倍征收。
游神活动还往往演变成治安事件。不同神明的队伍相遇时经常为了路权发生冲突，有人甚至在火把中藏入木棍，一旦发生争执就拿出来打斗。到了2014年，漳州仍然发生过因抢夺香位而引发的群殴事件。
迷信治病也是游神活动中的一大弊病。宋代闽人何希彭就提到，福建人生病时＂左医右巫＂，十个病人中只有两三个会去看医生。这种情况在医疗条件落后的清代更是普遍。
游神还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乾隆年间就曾发生过建瓯老官斋教会匪假借游神名义，劫掠乡村的案件。他们让女巫乘轿打着游神的旗号，沿途劫掠，不从者就放火烧房。
火灾隐患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1890年，福州三皇庙和山陕会馆就因为游神活动中的夜戏引发火灾。2014年，永安青水永宁桥也在一场夜戏后失火焚毁，造成了巨大的文物损失。
面对这些问题，地方官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们允许民众在庙里祭拜，但禁止抬神出游；对于官方认可的城隍、东岳等神明的出巡，也规定只能在白天进行，不许有任何怪异装扮。
但这些措施收效甚微。因为在民众眼中，游神巡境是信仰中不可或缺的环节。神明需要定期巡视自己的辖区，驱邪降福；而在疫病流行时期，＂五帝出海＂更是民众对抗疾病的重要精神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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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久弥新韵永传：信仰永续章
在清代地方政府一再颁布的禁令中，游神活动展现出了惊人的生命力。福州民众通过各种巧妙的方式，在官方的严密监控下延续着自己的信仰传统。
这种坚持并非没有道理。游神巡境在民间信仰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神明定期巡游辖境，不仅是为了驱邪降福，更是神与信众之间建立联系的重要纽带。
在疫病肆虐的年代，这种精神寄托显得尤为重要。根据《福建省卫生志》的记载，1896年至1903年间，福州爆发了第一次鼠疫高发期。当时的病死率高达86%以上，在缺乏有效医疗手段的情况下，民众只能寄希望于神明的庇护。
面对官方的打压，福州民众展现出了非凡的智慧。他们在五帝庙中供奉关帝，将庙宇改名为＂武圣庙＂，至今在路通庵、龙岭顶等地仍能看到这些历史的见证。有的庙宇则供奉观音菩萨，以＂庵＂的名义继续存在。
这种变通不仅体现在庙宇名称上，还表现在具体仪式中。游神队伍使用的灯笼和＂肃静＂、＂回避＂等执事牌，原本因模仿官场仪仗而被禁止，现在却成为了珍贵的文化遗产。福州游神中的＂扮将＂、戴枷还愿等习俗，也在不断调适中得以保存。
到了近代，这些曾经被官方严厉打击的习俗反而引起了学者的关注。1890年代，在烟台山的洋楼上，传教士J.C. Oswald拍摄了目前所知最早的福州游神照片，这距离《严禁迎神赛会》的颁布仅有二十余年。
进入现代社会，福州游神活动经历了重要的转型。那些被视为封建迷信的内容逐渐淡化，代表着民众智慧和艺术创造的元素则得到了保护和发扬。莆田镇前、下江头的＂打铁球＂和雷州的＂穿令箭＂，已经成为了当地重要的文化旅游项目。
2014年，一场关于游神文化的重大转折发生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源自福州＂五帝出海＂的＂送王船＂习俗列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标志着曾经被贬为＂淫祀＂的民间信仰，终于获得了应有的文化地位。
时至今日，福州的五帝信仰依然是当地最重要的民间信仰之一。游神活动在传承中不断创新，去芜存菁，既保留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又融入了时代的新元素。每年的游神活动都吸引着大量民众参与，成为了展示地方文化特色的重要窗口。
这场持续了数百年的官民博弈，最终以一种和谐的方式得到了解决。游神文化从被严厉禁止，到被重新认识和保护，这个转变过程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融的生动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