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农村去
1．差点挨炸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发动卢沟桥事变，占领北平，抗战终于爆发。接着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在上海向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战火波及整个江南。8月14日开始，连续几天，日军派飞机轰炸国民党党政军首脑机关所在的南京，我们中央大学的校园里和宿舍边，也落了不少重磅炸弹。
我记得那天，因为放了暑假，没有离校的同学都在宿舍休息，忽然听到空袭警报，由于几天以前曾经试放过，大家都没在意。过了一会儿，听到远处有炸弹爆炸声。我们从来没有感受过战争的危险，许多同学竟然爬到楼顶平台上去看，我也在其中。过不多久，又一批日本轰炸机队向我们头顶上飞过来了，谁也不知道有什么危险，呆呆地抬头望着。忽然间，眼见飞机上掉下成群的炸弹，在太阳下闪着银光，呼啸着从天而降，落到宿舍外隔壁军校的操场上，震天动地地爆炸了。看来飞机是以我们站的这幢楼为目标的，只是因为炸弹投偏了一点，我们幸免于难。接着我们听到"哒哒哒"的机枪扫射的声音，只见操场里冒出一串串的硝烟，很明显这也是针对我们这些傻乎乎站着看热闹的学生的，大家这时才感到危险，纷纷逃下楼梯跑回宿舍，也不明白宿舍并不安全。
我回到三楼宿舍房间，刚坐下，便看到我房间的玻璃窗框子，从我的眼前飞起又落在地板上，接着一片炸弹皮便嵌在房间的墙壁上了。好险。幸得我回房没有像往常一样坐在窗前，不然，不要说炸弹片，就是那窗框飞来，也可以把我砸死了。我这时才下意识地知道这里不安全，赶紧跑到用钢筋混凝土做的楼梯间下面，和大家挤在一起。我算第一次知道，这就是战争。
轰炸过去以后，我们便听说大学校园里落下不少炸弹，图书馆被炸，女生宿舍的平房被震垮了。我匆匆赶去那里，心中惦记着不知刘惠馨怎么样了。在宿舍门口我遇到女同学张植华，她说幸好她躲在书桌下，房梁落下来有书桌挡着，才没有被砸死。我向她问起刘惠馨，回答说不在学校，可能是放假后回家去了。
自南京被炸后，父亲很担心，打来电报要我赶快回四川。我不想回到家中那个牢笼里去，可是由于已经放了暑假，同学大半回了家，我到底何去何从！正在彷徨无计时，张植华和刘惠馨来找我了，说是有八九个进步同学组织了一个农村服务团，问我愿不愿意参加。我知道她们俩都是学联小组的，欣然表示："愿意参加。"
命名为"中央大学农村服务团"的第一次会议是在我们宿舍的会客室里举行的。大概有十来个同学。大家刚坐下，空袭警报就响了。不多一会儿，就听到飞机从我们宿舍顶上飞过去的"隆隆"声，紧接着听到远处的炸弹爆炸声。大家神情愤怒，却没有恐惧。这时，我见刘惠馨坐在窗口边往上望，于是走过去劝她离开窗口，以免被飞进来的弹片击中。她却不理会，还用愤怒的眼神望着天上。
我们开始讨论工作团的计划。讨论到应该到哪里去进行工作。大家都主张到南京附近郊区的晓庄去，那里是教育家陶行知和他的信徒们长期办农村教育的地方，农民的觉悟可能要高些，对于我们去进行抗日宣传会方便些。工作的地方定下来了，可是一说到我们将来该怎么办，大家却意见不一。显然，日军不久就会打到南京来，我们在晓庄也不会住得很久。同学们有的主张向后方撤退，有的主张到江北偏僻的农村去坚持工作，有的却主张就地坚持打游击。我问刘惠馨："你主张到哪里去？"她说等日本军打来了，我们到大茅山打游击去。大茅山是隔南京不很远的一座大山。大家马上同意了。
2．生活教训
我们的中央大学农村服务团最后愿意到农村去的只有八九个人。现在还记得起名字的除开我和刘惠馨外，还有张植华、刘惠成（刘惠馨的姐姐）、张海若、孔祥书。还有一个叫杨博清的高年级同学，算是我们的老大哥了，他负责团的一切对外联络工作。听说他在国民党党部有朋友，我们团能取得合法地位，多亏他的奔走。他很少住在乡下，也很少参加我们的活动。
我们搬到南京近郊的晓庄小学安顿好后，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解决吃饭问题。这里是没有食堂的，我们也不好意思雇一个伙夫，于是只有采取轮流做饭的办法，每天轮班两个人，负责到附近集市上购买油盐柴米蔬菜和挑水烧火煮饭炒菜，还有清洁卫生工作。说实在的，我们虽然是大学生，号称是有知识的人，可是从小上学读书，只知道按月交伙食钱吃饭，谁也没有做过这些家务活儿。
依照排出的轮值表，第一轮就是我和刘惠馨。我们俩都感到茫然，只得边做边学。
我们两人分了工，她说她在家里做过饭，有经验，所以由她来担任内务，负责烧火做饭，而我则做抱柴挑水之类的粗活。说好就干，小刘的第一个任务是烧火，我的第一个任务自然是挑水了。
我挑起水桶到井边去了。那是口深井，打水要用搁在井边带长绳的小木桶，我以为这很简单，不过就是把小木桶放到井里去再拉起来就可以提上水来了。可是当我把小木桶放到井里后，它却浮在水面上，无论我怎么弄，它就是不翻下去盛水。我来回折腾了好几次，仍是老样子。我不相信我这个学理工的大学生，连只小木桶都制服不了，于是又用力将桶扔进井里，可它还是不理，扬扬得意地在水面上漂来荡去。我真生气了，却又毫无办法，只好挑起空桶往回走，心想只有向小刘求援了，她是学机械的．也许物理知识比我多，能把水打上来。
我回到厨房，只见小刘正趴在灶门口用嘴吹火，那火就是燃不起来，弄得一屋子的黑烟，几乎看不清她的面孔。当她抬起头来时，我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原来她比我更狼狈，一脸的汗水和墨烟，成为大花脸了。
"你还笑呢。这鬼灶打得极不合理，这柴也不是很干，就是不好发火，发起来了，还是燃不好，一会儿就熄了。"她很有理由的样子。她说："把你挑回来的水快倒进锅里吧"
我晃了一下空桶说："那鬼木桶就是不进水，你是学机械的，你去看看怎么办。"
小刘听后也笑了起来，说："好，我们先去打水，然后回来烧火。你是学化学的，你来研究燃烧吧。"
待她用手绢把脸擦净以后，我们回到水井边。小刘抓起小木桶，把它投进井里，拽着系在木桶上的长绳，把那小木桶拉过来扯过去，可还是和我一样，制服不了它，反弄得一头大汗。
这时，一个小姑娘到井边挑水来了。她看我们两个大人竟然打不上水来，抿着嘴直笑。末了她说："让我来。"她把小木桶放到井里，捏着绳头一抖，那小木桶就乖巧地翻下去盛满了水。小姑娘把水提了上来，倒进我的大桶里，几下子就把我的两只大桶装满了水。小刘向她请教，照小姑娘说的捏着绳头用巧力一抖，果然也打上水来。
我们回到厨房，着手研究烧火的问题。我发现灶角有一个吹火筒，用它伸进灶膛里一吹，那火便越烧越旺起来。
我们的第一餐饭总算凑合着弄出来让大家吃了。虽然那米饭的蝴锅巴似乎多了一点儿，那菜有的放的盐多一点，有的少一点，大家还是满意，总算吃饱了，没有谁饿肚子。但是小刘吃得好像不多，还坐在那里生闷气，嘴里嘀咕着："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有什么用呢？"
采石场里
我们到农村，是为了宣传抗日，是想把农民和工人组织起来，参加抗战的。我们带了许多宣传资料，并根据这些资料编写了板报，拿到正逢赶集的集市大街上张贴起来。我们还在大街上向赶集的农民发表演说，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如何凶恶，讲中国就要灭亡了，讲大家要起来参加抗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等等。我们自认为讲得很不错，可是那些赶集的农民只是像看稀奇一样看着我们这些少爷小姐模样的学生，一脸的麻木，听了一会儿，索然无味，便各走各的赶自己的集去了。至于那写得花花绿绿的板报，更是没人有兴趣看一眼。
我们感到很失望，农民对于抗战竟然是这样的冷漠。但是我们发现一个同学在讲到日本的飞机轰炸南京，告诉大家如何躲避飞机时，却围了许多人问长问短，从这里我们受到启发，农民并不想听满嘴文明词儿的大道理，对于和他们切身有利害关系的事情，还是很有兴趣的。从此我们的板报和演说，多谈防空常识，只是在中间插进国共合作全民团结抗战的道理。可是有的人又提出问题来，问我们："你们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们的力是出了，好多人都抽去当了兵，他们有钱人家却既不当兵，又不肯出钱，还把钱摊到我们头上来，这叫啥道理？"我们无法回答，因为我们也不理解。只好胡乱应付几句，落荒而逃。
我们从书本上知道，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抗日是最坚决的。晓庄没有工厂，但是后山有个采石场，我们决定到那里向工人宣传抗日。我们带着花花绿绿的壁报来到后山采石场，第一次看到如此悲惨的景象：山岩边有一大片破烂不堪的棚子，在棚子面前土地上，围坐着许多穿着破布片的人，男女老少都有，老人妇女和小孩最多，他们正顶着火辣辣的太阳，挥舞着手中的榔头，把面前的石块捶小，满山谷都是叮叮当当的声音。他们对于我们这些穿着整齐、戴着新草帽的少爷小姐们并没有兴趣只是抬头来看了一眼，便又继续埋头敲他们的石子去了。
我们把准备好的壁报张开来，并且把我们准备好的讲演稿，熟练地背了出来，可是他们根本不理会，甚至我讲了以为他们一定感兴趣的躲避飞机的常识，也没有人走过来听。只有我们唱起抗战歌曲来，才有几个小孩子围过来看。并不是听我们唱歌，而是看稀奇。我们想找几个青年小伙子进行个别谈话，他们也不肯理会，只顾自己忙着捶石子。只见他们的赤脚和瘦腿上，被石子砸破很多伤口，那些伤口都溃烂流脓，惨不忍睹。很显然这是一些连土地也没有的贫民，只能靠双手干这种极苦的重活儿来养活自己和家人。
我们回到住地，大家都闷着。有的埋怨："这是什么工人阶级？这些人能够跟我们去打游击吗？"有头脑清醒的同学说："恐怕他们倒要怀疑，到他们那里去的是一群什么人呢，也许是一群把头认识的少爷小姐，吃饱了撑的，到那里寻开心的。"小刘却有她的看法，她说："看来光去讲大道理不行，首先要和他们接近。我们明天就去和他们一块儿捶石子，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先为他们办点好事，带些红药水和纱布，为他们治伤。他们的腿上几乎全都有伤。"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
第二天我们把学生装换成普通衣服，小刘竟然穿上她带来的一套工装。我们不再戴草帽，而是背起救急药箱，顶着日头到了采石场。我们不再作讲演，也不唱歌，分散到他们堆里去，和他们一块儿捶石子，拉家常话。
我和一个小青年在一起捶。我和他边捶边交谈，我问他包收石子的把头对他们怎么样，他说把头倒是不打也不骂，按堆给钱，只是收方收得太狠，给的钱不够吃饱肚子。他们不管住，也不管病，大家的腿受了伤没有钱治，听任它烂。他一边说一边挽起烂裤腿给我看，只见到处是溃疡烂洞，一股恶臭味。
我马上喊小刘过来，给他治伤。小刘用清水把伤口清洗干净，涂上红药水，用纱布包扎起来。那青年很感动。这下那些穷苦工人以为我们是医生。他们不要我们捶石子，只想要我们给他们治病疗伤。一时许多人都跑过来要求治伤。三个女同学忙不过来，我们男同学也参加，反正是涂点红药水的事，我们都会。一会儿连躺在席棚里的病人也被扶出来，要我们看看。其实大病我们也治不了，还好许多是害疟疾的，我们给点奎宁丸，就可以治好。至于伤风咳嗽，他们认为那不算病，也不想治。
我们隔几天就到采石场去一回，为他们治伤病，和他们相交渐深，他们也肯对我们说心里话了。我们想对他们说的是抗日的事，希望他们动员起来，将来去打游击，他们想对我们说的事却是他们的生活痛苦。他们说："你们越说要'有力出力'，我们越不高兴。因为把头也是这么在说的。他要我们为了支援抗日，多打石子，说这是国防工程需要的。我们的血都快被喝干了，还要我们出多少力？"
这个问题，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的。我们向他们作抗日宣传，"有力出力"，谁知道反倒成为帮助把头剥削他们，增加他们痛苦的口实。这个问题怎么办？我们终于从看到的共产党的宣传品中找到了答案，那就是要动员群众起来抗日，必须同时改善他们的生活。我们去找那个把头，对他说："你想要工人多打石子，就要改善他们的生活。你们给的钱本来就少得可怜，现在物价在涨，要提高工钱才行。"
把头本来对我们要工人多出力的宣传，很有好感，现在听到要他多出钱，根本不理会，反倒盘问起我们的合法性来，问是哪里批准我们到采石场的。我们很生气，到采石场是经过区政府同意的，并不怕他清查。我们研究，只有发动工人跟他斗争了。
我们到工人中去鼓动"要多打石子可以，但是要涨工钱，不然就罢工"。并且提议他们选出代表来，去找把头交涉，说我们一定支持。这一下工人们高兴了，他们果然选出代表去找把头说理，同时递状子到区政府。把头认为工人是靠他才有"生活"的，现在倒向他打翻天印来，因此他根本不理，看起来不罢工是不能解决问题。但是真罢工也不好，于是我们便把这事反映到区政府，说工人将要罢工，请他们调查处理。区政府派人和我们一同去调查一下，也认为这些工人生活太苦，工作条件太恶劣了，要他们双方到区政府谈判。把头被传到区政府谈判，终于同意提高工人的工资了。
这些工人终于相信团结起来就有力量。他们对于我们特别有好感，觉得是我们帮助他们取得胜利的。这样一来，我们说什么他们都肯听了，向他们作抗日宣传工作，他们也能接受了。接着我们还为他们办了夜课识字班，参加的工人很多。看来我们是有希望动员他们跟我们上山去游击的。
初恋生活
1．初闯情网
在服务团里，和我在一起工作最多的就是刘惠馨。不过她不高兴我叫她的学名，一直让我叫她小刘。她在我们服务团里是最活跃的分子，成天无忧无虑，有说有笑，东奔西跑，好像有使不完的精力，无论走到哪里，都听得到她那银铃般的声音。大家说她像一团流火，流到哪里，哪里就热了起来。
到了这里工作，我们两人总是被编在一起。管生活我两个是一组，编壁报也是我两个负责，出去宣传还是在一起研究进行。她不会骑自行车，我就教她。我把她扶上车，推着她在操场转圈，她常常倒在我的身上，红着脸笑。她刚学会，我就带着她到马路上去试骑。我们两个一块儿骑自行车进城，一块儿逛燕子矶，一块儿喝茶吃饭。后来每天傍晚，大家出去散步时，我两个总是相约一起到田野上，池塘边散步，边走边谈。只要有一天不这么散步，我心里总是空空的。我和她都没有恋爱过，也不理解这就是一种恋爱的进程，只有一种朦胧的感觉，觉得彼此很合得来。
那个时候的进步青年间相好起来，不是像现在的青年谈情说爱，而是互相交流思想。记得有一天傍晚，我们和以前一样，一块儿到操场边的小树林后的池塘边，坐在石条上。这时天慢慢黑下来了。晓庄的夏夜特别美，天上闪烁着星星，四围静悄悄的，只有群蛙在池塘里鼓噪，夏虫在水边低唱着，晚风吹来，驱散了白天的热浪。我们好像过着一种令人沉醉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小刘对天上划过去的流星，似乎情有独钟。她问，那就是《诗经》上说的"七月流火"吗？我说不清楚，也无法回答。
她说："流火，好极了。我就愿意做那样的'流火'，像它一样，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光明的事业。即使在黑暗中消逝了，我也甘心。"她说她就用"流火"作为她的笔名，在壁报上写文章。我为她那诗人般的情怀所感动，也说了许多令人陶醉的富于诗意的话，也许别人听来那是昏话，是呓语。我们真的双双坠入情海了。
我们在那池塘边坐了很久，起身回去时，在几百米长的短途上走得更久，就在那树林边和操场上，相拥相抱，走来走去，直到深夜。我们快进房的时候，我在黑暗中用脸贴上她的脸，她的脸和我一样滚烫。我大胆地用我的更为发烫的嘴唇，贴到她的嘴唇上，她像被触电一般，无力地依偎在我的怀里，紧紧地把我的腰抱住，更紧紧地咬住我的嘴唇，模糊地说："我爱你，永远。"
从此，我们的感情往更深的程度发展。
2．小刘禁烟
因为我喜欢写点文章，在服务团里被分配主要编辑壁报，小刘帮我排版，我则负责组稿和编辑。稿件是大家写，可是主要的由我执笔。我早已会抽烟，写起文章来，自然要学作家的派头，抽烟抽得更多。小刘开始和我在一起编辑的时候，很讨厌闻到我的烟味，但是她不好说，只是皱着眉头，用手不断扇开烟子，有时还呛得咳嗽。
一到我们的关系发生质的变化，她就公开向我表示不喜欢我抽烟。但是我并不觉悟，我想小刘不会为抽烟这种小事和我决裂吧。
随着小刘和我的关系逐渐深化，她越来越不能容忍我抽烟了。她先用温情来劝说我戒烟，讲了吸烟之害，特别是青年人抽烟更不好。这些道理我也知道，何须她说，我没理会。她又说看出我已经有轻度气管炎，我以为这是小毛病，无所谓。她后来说到，她最闻不惯我嘴里的烟气，我若不戒烟，我们的关系就拉倒吧。看来我是非戒烟不可的了。
还好，她通情达理地说，可以用逐步减量的方法来达到戒烟的目的。于是她把我的烟全收缴去，由她保管，每天限量发给我，规定每星期减少一支。可是当我们的关系发展到难解难分时，她就公然对我下"禁烟令"了。
说实在的，我当时还没有想到突然戒烟会有多么难受。头一天算熬过去了，第二天却感到不舒服，心里总是空空的，总觉得好像还有一件什么事情没了似的，特别是吃饭以后。第三天我真的熬不住了，便偷偷地跑到镇上去买了一包香烟，迫不及待地狠狠吸了一支。回来以后，我把香烟藏在床席下面，准备上厕所时悄悄拿到那里去抽，这样小刘就逮不住我了。
但是好像这一切都在小刘的预料之中。我从镇上回来后，主动向她说："我到镇上去贴防空挂图去了。"她笑着说："我并没有问你，你说这个干什么？莫非你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呀？"我真笨，自己心虚，一说话就露了馅。她严肃地说："你怎么这么不自觉？"
她走到我的床边，掀开席子，把那包烟搜了出来，放进她的口袋里去，什么话也没有说。直到傍晚我们例行到小树林边散步时，她轻言细语地劝我说："我不怕你的口里有烟臭。我是想戒烟对于你也是一种意志力的考验。如果这点小考验都受不住，将来怎么受得了更大的考验？"她真的把戒烟提到革命的高度，我乍听之下心里不舒服，可是不能不同意她的看法，一个人干什么事情，都要有坚强的意志才行。我马上说："好，你把那包烟给我吧，我当你的面把它毁掉。以后我再也不抽烟了。"她却说："不着急，还是从头再来，由我给你逐日减量，看来操之过急也不行。"以后她果然缓慢减量，我不知不觉把烟戒掉，却并不感到很难受。经过她强迫我戒烟的过程，我们的感情越来越深，以至当着大家的面定了情。
打游击不成
我们在晓庄工作了近三个月，逐渐摸索到一些做群众工作的办法，对附近的农民和采石场的工人进行的抗日宣传，也起到了成效，激发了他们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他们表示如果日本人打到南京来，他们愿意和我们一起上山去和侵略者斗争，我们也摩拳擦掌地等着这一天的到来。
这时，大概是秘密学联小组的关系吧，一个叫周金铭的人到晓庄来了解我们的工作情况。他说他是北平南下的学生，他们的领导是李庚。我在学校就早已认识李庚，所以和老周一见如故，什么话都谈，而且很谈得来。看来他的革命知识和抗日信息，比我们知道得多，而且似乎相当权威。他很喜欢和我们聊天，集体地或个别地，特别是和我跟小刘多有接触，很仔细地了解我们的家庭、生活和思想。
不久，他悄悄地对我表露，说他是共产党员，和"傅厚岗"有关系。傅厚岗，我们早已听说，那里有中共的南京办事处，中共派到南京来的领导就住在那里。老周一说傅厚岗，我们就明白他是大有来头的人。老周说他是奉命而来的，主要想解我们是些什么人。他对我和小刘更有较好的印象，认为我们可以参加到革命的队伍里去。
参加革命！我们自认为，在学校参加秘密学联小组就是参加革命了，但是老周告诉我们那只是外围组织，他指的是参加中国共产党。当时，我们认为参加共产党是很神秘的，我们没有经受考验，不够格，可老周说他从和我们的接触中，已经考察了我们的工作和思想，认为我们是可以入党的，至于考验嘛，以后随时都有的。听他这么一说，我和小刘真是喜不自禁，能参加共产党，这正是我们的愿望啊！
老周回城汇报后很快回来了，告诉我和小刘，傅厚岗的同志要和我们见面，对我们进行入党谈话，履行入党手续，举行入党仪式，之后我们便成为中共党员了。我们多么盼望着这一天早日到来呀。
过了几天，老周带我们进城到傅厚岗去。这时，战争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日本军因沿京沪铁路正面向南京前进遇到阻力，则采取从芜湖迂回的战术，想切断长江，把南京包围起来，企图全歼国民党军。我们三个骑自行车进城，发现南京城里人大半都走了，关门闭户，一片荒凉。我们到了傅厚岗，那里的人也很少，老周进去才一会儿，就出来对我们说，办事处已经撤退到武汉去了，剩下的人也马上要撤走，我和小刘的入党谈话，自然是无法进行了。而且办事处的同志得知我们想打游击的计划后，批评我们说凭几个大学生能在南京附近打什么游击，那不是白白送死吗！叫我们赶快撤退到武汉去，说是再迟几天，芜湖被占，长江切断，想走也走不动了。我们听后，大吃一惊，形势这么危险，我们还在做打游击的白日梦呢。
死里逃生
老周和我们赶回晓庄，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大家。众人都慌了，看来别无良策，还是赶快到南京下关乘轮船去武汉吧。不过我心里总感到歉意，我们和采石场的工人说好，要和他们一起上山去的，现在我们改变主意，总应该去告诉他们一声，叫他们回江北乡下去吧。老周说："情况这么紧急，哪能在这里再耽误一天，今天必须上船去。"他还说，回来时他留心看过，那里好像已经没有什么人了。不要说那采石场不见人，连回来这一路上的乡场村庄也少见到人，大概都已得到消息，逃难去了。
我们匆匆忙忙地收拾行李，其实，还有什么好收拾的？东西全都扔了，只带上换洗衣服，夹个小包就上路了。我们好不容易出高价才找到一辆破马车和几辆黄包车，匆匆赶往南京下关轮船码头。这一路上真是路断人稀，可我们到了下关码头，那里却有成堆的人，个个惊慌失措，又跑又叫，在那里找小船，想赶到停在长江中的轮船边去。我们一打听，才知道班船早已装满逃难的人开到武汉去了，余下来的三艘英国难民船，有两艘也已装满难民开走，只剩下停在江心的这一艘，正生火待发。
这是我们能逃亡的最后机会，无论要什么高价，我们都肯出，总算雇到了一艘小划子，我们才坐上去，就有人在岸边叫喊，愿意出更高的价，让小划子搭载他们。大家都不同意，如果这样，我们就再也走不掉了。
我们乘坐的小划子很轻巧，很快就赶过了几艘小船，划到了轮船边。这时，只见轮船周围挤满了小船，一片混乱，人们拥着挤着，争着想从扶梯上船。而轮船上已站满了难民，不少人又叫又哭，喊叫还没有上得去的亲人。看来我们要想依着顺序上船是不可能的了，只有学一些难民那样，从轮船的两边杆攀缘上去。
这时轮船已经不知超载多少倍了，再上人，也许就要翻沉，于是船上的英国人和水手便用高压水龙头对着爬栏杆的难民头上冲水。我只感到那水龙的力量好大，特别是因为仰着头向上爬的，水冲到鼻孔上，连气都出不来了。还好，我几下就抓住栏杆攀上船去，并伸手把小刘和另外两个女同学逐一扯了上去。可怜和我同时在攀缘的一个难民，因为力量小，顶不住高压水龙头冲水，不多一会儿就筋疲力尽，被冲落下去。我只听见"咚"的一声，看见他的手在江面上乱抓了几下便被长江吞没了。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他掉下去时那双无助的眼睛长久地在我的眼前闪动，挥之不去。
这时轮船上的英国老板，眼见还有更多的小船正在向轮船划过来，命令马上开船，开足马力，甩开周围的小船，让轮船脱离险境。他这个决定，在当时来说也是没办法的，不然轮船肯定会翻沉，大家就同归于尽了。
我们庆幸终于离开了即将沦陷的南京，平安地航行在长江上了。大家都在找寻可以安歇的地方。我凭栏远望，在阴暗的天空下，只见那郁郁苍苍的钟山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令我黯然神伤。
我们乘坐难民船快到芜湖时，远远看到岸边码头上正在冒烟。船上马上传开了，说刚才日本飞机轰炸了码头，我们前面的一艘难民船因为正停靠在这个码头上，也被炸着了。可以想象，一定炸死了不少难民。
我们这艘难民船自然是不敢在芜湖码头停靠了，况且日本军队已经接近芜湖，更是不敢冒险耽搁，船顺江一直开了过去，向上游前进，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可是就在我们向上游航行不多久，一架日本侦察飞机飞过来了。这飞机飞得很低，想必能看到轮船顶上漆着的一面大大的英国国旗，明知这是一艘难民船，却还是不放心地在轮船上空兜圈子。这下可坏了，船上的难民本来就是惊弓之鸟，看到日本飞机飞过来，以为是要炸船，便骚动起来。当飞机飞到轮船的左舷上空时，大家都往右舷跑，飞机转圈飞到右舷上空时，大家又都往左舷跑。日本飞机一直在船的上空转圈子，大家便不断地从左舷跑到右舷，再从右舷跑到左舷。轮船本来就已经超载，上重下轻了，人们为了躲飞机，不断地从船这边跑到那边，从那边跑到这边，船便左右摇晃起来，而且越来越厉害。
船上的英国人看到了可能翻船的危险，便和水手一起出来制止。他们见大声喊没有效果，于是拿出枪来。对着大家叫："不准动，谁动就打死谁！"而且真的开了一枪，虽然没有打着人，却终于把大家镇住，谁也不敢乱跑了。轮船终于慢慢地稳定下来。这时，大概那架日本侦察机确认了这是英国的难民船，便飞走了。
我们在船上人挨人地挤了两天，终于平安地到达武汉。这一路上虽然受了罪，还担惊受怕，但比起那些没有从南京逃出来的同胞，已经算是万幸的了。我们到了武汉不久，就从报上得知，日本在南京大屠杀，大半的人都被杀掉了。看到这样的报道，我不禁捏一把汗，我们算是命大福大，很幸运地活出来了。
【马识途（1915年1月17日—2024年3月28日），本名马千木，生于四川忠县（现重庆忠县），中国现代作家、诗人、书法家，曾担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四川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四川省文联名誉主席。与巴金、张秀熟、沙汀、艾芜并称“蜀中五老”。1936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同时开始了文学写作。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国文学系。1949年任成都军管会委员、川西区党委委员兼组织部副部长。1958年，奉命筹建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任分院党委书记、副院长。1960年，出版短篇小说《老三姐》。1961年，出版长篇小说《清江壮歌》。1980年，被选为四川省文联和作家协会主席并出版回忆录集《景行集》。1986年9月，任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2005年，出版《马识途文集》。2013年1月17日，被授予巴蜀文艺奖终身成就奖。2024年3月28日晚19时25分，马识途因病去世，享年11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