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授衔问题就被提上了日程。但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又被暂时搁置了下来。1952年朝鲜战局趋于稳定后，授衔工作重新启动，先是对还在军队中任职的将领进行了级别评定，这也是大授衔时的一个重要依据。之后在时任总政主任兼干部部部长罗荣桓的牵头下，授衔工作开始有条不紊的进行。

到1955年5月的时候，175人的中将名单也基本确定，周文龙名列其中。他是湖南浏阳人，父亲以给地主家当佃农为生，日子过得很艰难。1929年，周文龙参加革命，一年后正式加入红军队伍，之后跟随部队南征北战并参加了长征，累积战功升任营长。长征到达陕北后，他进入红军大学学习，半年后毕业。

就在周文龙准备重返部队的时候，上级却来了命令，让他出任红军大学校务部副部长。1937年1月，红军大学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当时的延安是革命圣地，不少青年学子纷纷慕名前来，抗大的学员很快就超过了4000人，校舍不够用了。有人建议暂停招生，但周文龙没有同意，他认为抗大的宗旨就是为抗日战争培养干部，学员越多越好，校舍不够用可以想办法解决。

左侧为周文龙

之后他召开了一个“诸葛亮”后，大家集思广益想办法，最终决定在凤凰山和清凉山麓挖窑洞做校舍。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建成了200多孔新窑洞，校舍不足的问题因此得到解决，不久后他出任校务部部长。后来国民党派胡宗南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边区的生活变得极为困难。周文龙带领师生们开展生产自救，开荒种田并养羊养猪，做到了自给自足。

1940年3月，周文龙调任八路军供给部副部长，两年后改任前总供给部政委兼后勤政治部主任。任职期间，他想尽办法开展支前工作，努力保障前线的物资需求，为部队打胜仗作出了重要贡献。抗战胜利后，周文龙又参加了解放战争，担任过晋冀鲁豫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委、华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和总后参谋主任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周文龙出任华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委。不久后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为了保证前线的物资需求，周文龙经常夜以继日地工作，短短数十天内组织人员赶制冬装11万多套，和东北军区赶制的10万套一起运往前线。之后他又动员北京、天津和太原等地的军民制作炒面466万斤，解决了志愿军一线部队因防空不能生火做饭的难题。

在周文龙的精心组织下，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华北军区共向前线运送各种物资17万吨，并抽调了包括医疗、卫生等部门在内的9000余人前往朝鲜战场从事后勤保障工作，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1955年国务院决定将燃料工业部一分为三，成立煤炭、电力、石油三个工业部。

周总理向彭老总提出，部队要派得力干部支援新兴的石油工业。在这种情况下，李聚奎出任了石油部部长，周文龙为副部长。当年6月，总干部部副部长赖传珠找周文龙谈话，对他说：“你的军衔已评定为中将，但由于转入地方工作，9月份就不给你授衔了，希望你愉快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再有三个月就要大授衔了，这对于一名军人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荣誉。结果却在此时被调离部队，并因此无缘授衔，这对周文龙来说是一个不小的遗憾。但他二话没说，交接完工作后就走马上任了。周文龙出任石油部副部长后，中将名额就空出了一个人，由谁递补成了难题，有好几位少将都具备递补中将的资格，比如解方、段苏权和袁也烈，他们都是准兵团级，具备递补中将

的资格，但解方缺少红军时期的经历，段苏权红军时期因伤脱队三年，袁也烈也在红军时期被捕入狱好几年。这样一来，这三个人就都被排除了，此时时任军委副主席的陈毅给罗荣桓推荐了一位“病秧子”，说此人递补中将最合适。那么陈老总推荐的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梁从学。梁从学是安徽刘安人，1928年参加红军队伍，先是跟随四方面军在鄂豫皖根据地和敌人作战。四方面军主力离开根据后，他跟随徐海东继续在大别山坚持斗争。

后来红25军也开始长征了，时任红74师师长的梁从学由于正在医院养伤，又被留下了下来，跟随高敬亭继续坚守大别山。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梁从学进入新四军任职，担任过第2师第4旅旅长和副师长，当时2师的另外两个旅长分别是成钧和谭希林。抗战胜利后，梁从学又参加了解放战争，担任过淮南军区副司令和皖北军区司令员。

战争年代，梁从学先后13次负伤，新中国成立后，体内还有一些弹片未能取出，他也因此被评为二等甲级伤残。由于身体原因，梁从学从1950年就开始病休，大授衔时本不在授衔名单当中。周文龙调任石油部副部长后，中将名额空出一人，陈毅想到了梁从学。红军时期他始终在大别山坚守，劳苦功高，而且还担任过师长，这一职务足以授中将。

新四军时期，他担任过旅长和副师长，当时第2师的另外两名旅长成钧和谭希林在大授衔时都是中将，梁从学的职务比他们还高了半级，授中将没有任何问题。虽然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了一名“病秧子”，但鉴于他之前对革命的重要贡献，由他来递补周文龙空出的这个中将名额最为合适。最终梁从学被授予中将军衔，并获得了三枚极为宝贵的一级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