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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授衔问题就被提上了日程。但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大授衔不得不往后推延。到1952年的时候，朝鲜战局趋于稳定，在罗荣桓的牵头下，对还在军中任职的将领进行级别评定，这次定级也是55年大授衔的一个主要依据。定级之后，授衔工作开始有条不紊地展开。

经过多次评议，11位初评元帅的名单被确定了下来。接下来就是大将人选的评定了，经过数次筛选之后，1954年1月初，拟授大将的11人名单也出笼了。正在杭州休养的毛主席收到总干部部上报的这11位拟授大将名单之后，进行了修改，从名单中删掉了一人，又补充了一人。

被从拟授大将名单中减下来的正是时任西南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的张际春。他是湖南宜章人，出生于1900年，虽然家境并不富裕，但父亲还是咬牙把他送进了学堂。张际春十分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读书格外努力，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由于家境困难，期间他曾数次辍学。

1920年，张际春考入了衡阳第三师范学校，在校读书期间，他开始接受进步思想，并走上了革命道路。从学校毕业后，张际春以教师身份为掩护，从事农运工作。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举起屠刀，疯狂迫害革命群众和进步人士。张际春也遭到特务们的盯梢和追捕，被迫离开家乡，来到笆篱堡地区坚持地下斗争。

1928年1月上旬，他率领部分农民武装参加了朱德和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担任宜章县委农委书记兼县农协秘书长。不久后敌人调集重兵对起义部队发起反扑，张际春跟随朱德和陈毅一起上了井冈山，和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胜利会师。当时的红军队伍中，像张际春这样有文化的干部并不多，因此他加入红军队伍后，很快受到了组织上的重用。

红军时期，张际春长期从事宣传工作，担任过红一方面军宣传处处长、红一军团宣传部部长和红5军团宣传部部长等职，期间还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长征到达陕北后，他进入红军大学学习。不久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张际春进入抗大任职，担任过抗大政治部主任和代理政委。

1943年9月，他被调到八路军野战部队任职，担任政治部副主任，并在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解放战争期间，张际春长期担任中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成为中野的第三把手。虽然职务很高，但他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1948年部队在柳林村驻扎时，一位地方同志到中野组织部联系工作，在村口遇到了张际春。

这位干部向张际春打听组织部的办公地点，张际春说农村没有门牌不好找，我带你去吧！事后那位同志才知道他是中野的三号首长，不禁愕然地说：“我原以为他是伙夫、马夫哩！”张际春不仅平易近人，而且对战士和干部们也十分关心，不论政工干部还是军事干部，心中有什么苦恼，都愿意找他倾诉，他也因此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老妈妈”。

大西南解放后，张际春出任西南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成为该军区的三号首长。同时他还是西南局副书记、组织部长和农村工作部部长，一人身兼数职，工作十分繁忙，常常感叹时间不够用，为此他经常夜以继日地工作，为西南地区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54年1月，总干部部上报了拟授大将的11人名单，张际春名列其中。以他的资历、职务和贡献来看，授大将名副其实。但毛主席考虑到新中国的宣传部门需要人才，决定调张际春出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这也意味着他要脱下穿了数十年的军装告别部队，而且将无缘不久后的大授衔。

为此周总理特意征求他的意见，张际春没有考虑个人的进退去留和评衔等问题，表态坚决服从组织安排。随后他将自己分管的工作做了详细的交接和安排，然后奔赴新的岗位上任。到北京后，毛主席亲自接见了张际春，给予了他许多勉励。

张际春上任后，工作兢兢业业，为我国的宣传和文教事业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动荡开始后，张际春受到迫害，身体健康出了很大的问题，但却得不到及时治疗，1968年9月他含冤去世，享年68岁。1979年，中央为张际春举行了平反昭雪追悼大会，邓小平亲自主持，对他的一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