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 “覆育列国英明汗”，定国号为“后金”，建元“天命”。

在建国称汗之后，努尔哈赤并没有立即展开对大明的攻势，而大明显然也并不太将其放于心上，这个时期，努尔哈赤一直忙于继续积蓄自己的实力，并征讨黑龙江、东海女真诸部。然而，万历四十五年（后金天命二年，1617），一场史无前例的灾荒却席卷了整个大明帝国。史载万历四十五年（1617），全国各地水、旱、蝗灾频繁，饥荒瘟疫严重。

努尔哈赤

先是，去冬无雪，入春以后久旱不雨。至三月，江西发生大水。六月，北直隶南部各府饥荒，湖广承天府大水成灾，河南开封等处蝗灾。七月，江西大旱，江北、山东蝗灾，福建泉州洪水过后饥疫并生。广西柳州大旱，融县尤甚，人民死者相继，鬻卖男女不下数千人。

是年，除江西、北直隶、湖广、河南、山东、福建之外，陕西、山东、广东等省亦先后向朝廷报告灾情，而辽东自然也不难幸免。这一年，李氏朝鲜和辽东，以及努尔哈赤的后金境内，都爆发了非常严重的饥荒，尤其以后金地区更甚，一时间，饿殍遍野，民怨沸腾。这个时候，努尔哈赤终于开始将目光转移到南方了。

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1618），在建立后金国称汗，并经过多年的经营之后，努尔哈赤开始正式与大明帝国分庭抗礼，他以所谓“七大恨”誓师告天，公开向大明帝国问罪。名为“七大恨”的讨明檄文，不过是努尔哈赤起兵反明的借口，其实早在这一年正月，努尔哈赤就对诸贝勒宣布：“吾意已决，今岁必征大明国！”故而才有了四月十三日以“七大恨”告天，起兵反明。

万历皇帝

关于“七大恨”的内容，明清诸多史料有诸多不同版本，而且各书所记出入颇大，但大体内容主要是对于大明帝国杀其父祖的仇恨和对大明帝国插手女真事务、偏袒海西女真的不满。《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记“七大恨”分别是：

第一，大明帝国杀害了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父塔克世；

第二，大明帝国欺压建州女真，偏袒叶赫、哈达女真；

第三，大明帝国强令努尔哈赤抵偿其所杀的越界人命，从而违反了双方划定的范围；

第四，大明帝国出兵保护叶赫，抵抗建州女真；

第五，叶赫在大明帝国支持下，背信弃义，把其部落与努尔哈赤有婚约的“老女”东哥转嫁给了蒙古喀尔喀部；

第六，大明帝国出兵逼迫努尔哈赤退出已开垦的柴河、三岔、抚安三地；

第七，大明帝国辽东政府派萧伯芝赴建州，作威作福。

而金梁辑《满洲秘档》一书中收录的《太宗与袁崇焕书》所记则为：“甲寅年，你国听信叶赫之谗言，遣使以书来，种种恶言，肆行侮慢，七也。”

不过很显然，所谓“七大恨”，实质上是努尔哈赤用以发动脱离大明帝国，公开进攻的一种借口。万历末年，辽东遭遇凶年，“流离道路，饿莩相望”，这才是努尔哈赤起兵的重点之一。但不管怎么样，“七大恨”誓师将女真人的不满情绪成功地引向了大明帝国，努尔哈赤希望通过对辽东掠夺转移后金内部由饥荒而加剧的部落矛盾。誓师后次日，努尔哈赤即率大军向明之抚顺发起了进攻。

而努尔哈赤在此时起兵反明，所能够依靠的，显然是他所建立的军民合一的政治制度，也就是所谓的八旗制度。八旗制度的直接来源是“牛录额真”，本为女真人出猎开围之际临时设立的“十人之总领”。

所谓“牛录”在女真语中为“大箭”，原为女真族人兵农合一的临时性组织形式，女真民俗壮者皆兵，素无其他徭役，平时多以渔猎为生。每次作战或行猎，女真人依家族城寨出师，以十人中的一人为牛录额真，总领其余九人负责各方动向，也就是史载 的“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满洲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支，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

从万历十一年（1583）起，努尔哈赤为适应统一女真各部的军事需要，利用女真人这种传统的狩猎组织形式，把“十人组牛录”改造为大型、固定、有严格纪律的统属关系，其实从出身建州左卫的努尔哈赤兴起建立黑旗军起，“牛录额真”就开始成为建州治下的正式官名。此后，努尔哈赤又将邻近女真部落，有挟丁口来归者，编为牛录。

这种牛录的不断编设，并以容纳编制同血缘和同地缘而居的人。后来规定300人编为一牛录，作为基本的户口和兵籍单位。起初，建州兵总分为环刀、铁锤、串赤（铁丳皮牌）、能射四军，后来随着建州三卫的统一，牛录的数目也不断增多，努尔哈赤另编红旗军亲领，将黑旗军交由胞弟舒尔哈齐指挥。

随着努尔哈赤兵马越来越多，万历二十九年（1601），努尔哈赤在吞并乌拉以后对属下人马进行了一次整编，以300人为一牛录，设置一牛录额真管理，同时又分设白旗军，由长子褚英指挥。这个时候，努尔哈赤已有黄、白、红、蓝四色为四旗。

万历四十三年（1615）十一月，努尔哈赤吞并乌拉后，规模更为扩大。此时，他已经统领了除叶赫之外的所有女真部落，而且蒙古、汉人也多有归附。麾下牛录已有百倍于起兵之初的规模，于是又做出了调整，以五牛录为一甲喇，设一甲喇额真（后称参领）；五甲喇为一固山（旗），设一固山额真（后称都统），以梅勒额真（后称副都统）二人副之；固山额真之上则由努尔哈赤之子侄分别担任旗主贝勒，共议国政。

旗的数目又在原有四旗基础上再增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为八旗，也就是将红白黑三旗及所领牛录析设为八个旗：原红旗分为正黄、镶黄二旗；原白旗分为正白、镶白、正蓝三旗；原黑旗分为镶蓝、正红、镶红三旗。正四旗旗帜为纯色四边形，龙首朝后；镶四旗旗帜为五边形，黄、白、蓝三旗镶红边，红旗镶白边，龙首朝前。同时分长甲、短甲、巴雅喇三兵种。这就是所谓的“八旗制度”。

努尔哈赤创立了八旗制度，其根本还是为了能够控制女真各部，因为除了军事外，八旗制度还兼有行政、生产、司法、宗族诸职能，故而努尔哈赤可以通过八旗及分封子侄为旗主贝勒，辖治旗下人员的方法，使来自不同地区、凝聚力涣散的女真部民整合为一组织纪律性很强的社会整体，而此举除了便于旗主来管辖所有部民，还极大地增强了建州兵的战斗力。

按照史料记载，努尔哈赤创建八旗之时的各旗旗主是：正黄旗旗主多铎、镶黄旗旗主阿济格、正白旗旗主皇太极、镶白旗旗主杜度、正蓝旗旗主莽古尔泰、镶蓝旗旗主阿敏、正红旗旗主代善、镶红旗旗主岳托。此外，努尔哈赤的其他子侄、孙阿巴泰等贝勒，也各自拥有皇帝赐予的若干牛录。

在创建八旗制度的同时，努尔哈赤又置议政大臣五人，理事大臣十人，与诸贝勒每五日朝集一次，协议国政。这就是所谓的“议政王大臣会议”。

与后金的磨刀霍霍不同，此时的大明帝国是一片糜烂，而且帝国还刚刚经历了所谓的“万历三大征”。

所谓“万历三大征”，其实就是神宗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八年间，先后在帝国西北、东北、西南边疆展开的三次大规模战争，此三役分别为平定蒙古人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抗击丰臣秀吉掌权的日本入侵朝鲜的“朝鲜之役”，以及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虽然大明三战皆胜，但国力亦蒙受重大耗损。因为这三场战争耗时、耗银实在太多了。

天时地利人和全都被努尔哈赤占据，攻明势在必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