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坤凡/文
1987年7月22日，是姨父刘多荃逝世2周年的日子。还在儿童时期，我就开始受到姨父对我的教育和培养，青年至中年时期，又同姨父有着频繁的接触和往来，我从姨父那里得到教益是很深刻的。
1945年9月，我刚好10岁，居住在乡间的姥姥托人带口信说，北京刘姨父派人来东北，要接走姥姥和我去北京生活。来人是一位家住凤城的关副官，说关副官现在正在老家探亲，等他一到，我们就出发……。
1945年深秋的一天，我们一行四人出发了，姥姥、从南京归来的素贞姨母和我，由关副官护送向北京进发。
由于刚刚胜利，那时候交通十分不便，我们时而乘火车，时而乘畜力车，时而步行，经沈阳、山海关，到北平，足足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到了北平，我们乘坐出租汽车，几个转弯，就来到了北京西城区前赵家楼2号。
汽车开进了一座大院落，罗蕴卿姨母与十多年没见面的老母亲重逢，十分喜悦。当我见到姨母呼喊着“妈妈”的时候，激起我自己是一个已经没有母亲的孩子的悲哀。
初冬的一天，传来了芳坡姨父要从承德归来的消息，全家人忙碌起来，姥姥再三叮咛我，见到姨父要懂礼貌。姨父回来的那天下午，我被叫到客厅去见姨父，客厅门开了，只见客厅尽头的两个单人沙发上，一边坐着姨母，一边坐着一位身材魁梧，面貌英俊的陌生人，我想那就是姨父了，我当时身上穿着一件刚刚做好的红缎棉袍,本来就羞缩怕见人,现在要前去见陌生的姨父，我感到从厅门到尽头沙发处的路太长了，姨母在呼叫我，我向着姨父深深地施礼，姨父慈祥地一笑，驱散了我的拘谨和不安，他问我几岁了，问我喜欢不喜欢读书，说着从桌子上拿起两本画报，说是送给我的，要我坐下来看，我边看画报，边听到姨父姨母在商量我上什么学校读书的事。
过了几天，姨父说要考一考我的识字程度。考完后，姨父拿着一本印有总理遗嘱的原书教我学念，并要求我在几天内会念、会背。我背是背下来了，但并不懂其含义，姨父给我翻阅书面上的人物像，给我讲解孙中山先生是国父，是怎样伟大。于是，在我幼小的内心深处，对伟大的孙中山先生产生了敬仰的心情。端庄秀丽的宋庆龄也在那个时候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姨父派人给我买来纸笔墨砚，要我每天在米字格的大上练墨笔字，而且给打红圈鼓励我写好字。
在姨父姨母托人帮我联系学校期间，素贞姨母要回南京张伟斌姨父那里，他们没有孩子，很希望我能做他们的女儿，而且我同素贞姨母从东北一路到北京，感情更深些。而蕴卿姨母要我留在北京读书，两位姨母都在争要我，对于一个孩子，面临这种选择真这个不小的难题，最后，还是姨父的慈爱和说服吸引了我，我决定留居北京姨母家。
不久，我进了北京东三条胡同圣心小学住校读书，上学前，姨父对我说:“你从小就有机会学英语，要争气，要好好学。”入学后，姨父外出工作，姨母常常派人接我回家度假，或带我外出玩玩。
1947年暑假,姨父家里显得格外不安宁,满院子的黄花菜飘香，苞米长势喜人(姨母总是喜欢种菜种花)，却没有人去观赏。姥姥告诉我，要打仗了，姨母要亲自送我回沈阳，我知道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从此，我就离开了姨父母。解放后，我考取了大学的第二年，姨父调到沈阳，担任辽宁省交通厅长。有一天，他到我家玩，见我长高了，又考取了大学，非常高兴。姨父约父亲一起陪我来到新华书店买些书，姨父对我说，“你需要什么书，喜欢什么书，就大胆买，你管买，我管付钱。”
姨父常常勉励我好好读书，有书该就是幸福，不要辜负大好时光，姨父的开导，给了我上进的力量。很快，姨母带着刘同庆小侄从北京迁居到沈阳营口胡同9号，这里距我家嫩江胡同只有一条马路之隔，步行三五分钟即到。
营口胡同9号住宅，环境幽静，记得有一年仲秋节晚上，我们边赏月边吃东西，姨父突然感慨地说:“海外有多少人在看仲秋的月亮啊!但能同我们看仲秋月亮的中国人只有台湾同胞和亚洲国家华侨啊!”我知道他是在思念台湾的熟人。那儿年，每当春节前夕，我总在灯下执笔，听姨父口述，帮助姨父草拟给在台和海外好友的信稿，常见姨父搬手指计算他的一些老朋友的年龄，回忆他们在大陆有几个孩子。姨父常常怀念的有已经定居日本的商震老先生，有一次，我从学校图书馆“我国在美留学生名册”上抄下商震先生在美国读大学的几位子女的名字，就读学校和地址，我把它交给姨父，姨父很高兴地珍藏起来。
那几年，姨父和姨母都在省民革担当工作，两位老人深怕自己落后，每晚都要伏案灯下读书读报，每逢有重要社论和中央领导人讲话，他们都要收听，都要看报。
同庆小侄渐渐长大，他是姨父姨母的掌上明珠，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了不少的幸福和欢乐。那时候父母家中唯一挂牵的就是表姐刘家菊，她侨居养国华盛顿，同家人音讯多年不通。1957年，我在姨母的投意下，按老地址寄往美国几封信，那几封信措辞诚恳，信中大意是，无论哪一位收到这封信，都要请他帮忙，设法将此信交到收信人手中，收信人的父母都已年过半百，思子心切，盼望得到回音。
夏季的一个星期日，我正在姨母家作客。忽然邮递员送来了一封寄自华盛顿的信。两位老人当时都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我接过信，大声说，这是家菊表姐寄自美围的回信，姨母听后，喜悦地说:“我不是在微梦吧!”姨父说，“快打开信，我要看女儿的来信!”一封亲生女儿寄自远方的平安信给两位老人带来了狂喜。待大家都平静下来之后，姨父满怀希望地说:“若是能收到台湾老朋友的来信，该有多好啊!”
人到老年，愈加怀旧，姨父常怀念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同室读书的同学，他怀念东北军戎马生涯的同事，姨父特别怀念爱国名将张学良将军，他曾感慨地说，不知道张学良将军在台湾的软禁生活何时了，他说，张学良将军是一位有贡献的爱国将领。
姨父热爱民革工作，他经常介绍一些有关的学习材料如《团结报》等给我的父亲阅读。从姨父的宜传介绍中，我们了解到民革组织继承和发扬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个进步的民主党派，在姨父的影响下，父亲加入了民革组织。
姨父经常与父亲谈论大好形势，对社会主义祖国热爱至深。他们谈到北京建设速度之快，谈到沈阳的铁西区变化得已经找不出原来的模样，谈到大伙房水库的雄姿，谈到元帅林风光依旧秀丽，谈到中国体育健儿在世界体坛的节节胜利，也常谈到凤城家乡的山川秀色和丰富的特产及淳朴的民风，但他们更多谈到则是祖国的山河大地要统一……
姨父虽然是军人出身，但他给我的印象却是，稳重而又有风趣，有魄力而又平易近人，他能理解人，能帮助人。
记得我读高中三年级的时候，学校为我们毕业班从财经学院请来一位语文老师为我们补习古文。这位老师是位江苏人，叫郭竹书，在紧张的学习之余，郭老师喜欢讲讲他们的经历，有一件事我永远不能忘记。郭老师讲到，有一年他和几位外出谋求工作的人，走到承德时，身上已无分文，后来有一位官员搭救了他们，供他们吃住几天，给足路费让他们回家。郭老师说，这位官员就是你们东北人，叫刘多荃，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我听出了神，我确信郭老师说的刘多荃就是我姨父，心中又是惊喜又是佩服。后来，我很认真地问姨父有无此事，姨父笑着说:“这类事多了，可记不住是哪一桩啊!”
他热爱生活，热爱工作。他曾对我说过，他在辽宁省交通厅工作时，厅里的党员领导从不拿他当外人看待。
和姨父在一起，我从不感到拘束，甚至他批评我的时候，我也会高兴地接受，我常常向姨父提出一些幼稚的问题。警如，我曾问过姨父，我读外国小说里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你愿意作高年级的劣等生，还是愿意作低年级的优等生。”我请姨父回答这个问题，姨父笑着说:这句外国话没有国话讲的好，中国有句现成的话'宁为鸡口，不为牛后，，你自己来回答你提出的问题吧”
1977年，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不久，我来到姨父家，姨父向我倾述了他极度悲痛的心情。姨父说,周总理很伟大，在中国，在世界上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对中国革命和世界和平都作出了了不起的贡献。姨父还谈到周总理对他一家和个人的关怀。他说，周总理曾在大表哥为国捐躯后，亲自到他家里慰问，送抚恤金。周总理在逝世前几年还吩咐安排姨父回北京安度晚年。谈到这些话的时候，我生平第一次看到姨父在流泪，那些日于我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对周总理怀有特殊的感情。因此，我不但讲不出什么安慰姨父的话，我也随之哭了起来。1983年5月18日，我利用到北京出差的机会，来到北京医院二病院217病室看望姨父。那时父已经不能讲话了，我深深地向他鞠躬，泪水夺眶而出，我见姨父目不转睛地望着我，塌陷的眼窝里充满着泪水，我的心撕裂般的疼痛。有什么比心里明白的却不能讲出来更痛苦的呢?姨父你在想什么?你要想说什么呢?我知道一定在挂牵祖国统一的大业，我知道你在想念台湾的亲朋好友;我知道您很想再看一看您工作过的地方，很想再给我讲往日的经历……没料到，这一次见面竞成了永别。
姨父的逝世，使我失去了一位尊敬的父辈长者，也使我失去了一位忘年的朋友，我将永远怀念他。
内容来自《辽宁文史资料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