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是指阐释中国儒家经典之学。经典，包括《易》、《诗》、《书》、《礼》、《乐》、《春秋》等“六经"。
《乐》有声无书，“六经”实际只有“五经”。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是研究“五经”的两个派别，几乎就是多半部中国学术史——“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功过自待后人评说。
一中国的先秦，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学术空前活跃，成果雄视天下——可以说，爱谁谁，那个时候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图书馆都装中国的书，大概也装不下。
不过，秦皇统一，下令焚书，涤除旧典，又禁私人藏书，定“挟书之律”——可怜一把大火之后，世间不剩多少书籍。
只是极讽刺的是，如唐章碣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从公元前213年秦皇下旨焚书，到前202年刘邦建立西汉，也就10余年时间。
二汉初，距秦皇焚书也就过去了短短二三十年，当时的人们，突然感到对前人的语言、文字、文化、学说等等，都变得十分陌生。
汉惠帝六年（前189年），废除“挟书之律”。
文景以后，渐开献书之路，且有意识地搜求旧典、发掘古籍。
“经学”，形成于战国后期。但到了汉初，重振以往“雄风”，似乎突然变得很紧迫。
大儒董仲舒上书，提出“罢黜百官，独尊儒术”；汉武帝采纳其主张，于建元五年初设置“五经博士”，专以教授子弟。
“五经”，各有师承——如，诗，分鲁、齐、韩三家；礼，分高堂、后苍、大小戴諸家；春秋，分公羊、谷梁等家。
老师上课，都是凭记忆、靠背诵，口耳相传；学生则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予以记录，作为传本。
如《尚书》，是由秦博士伏生口授、晁错记录的；《春秋公羊传》是经过五世口传，汉代才著于竹帛。
这里插上几句——伏生，汉时济南人，名胜，字子賤，秦时博士。是否伏羲后代实不可考。始皇焚书，伏生將《尚书》藏于屋壁。汉初取消挟书禁令，伏生寻藏书，仅剩二十九篇，遂教于齐鲁之间。
汉文帝时，伏生已年逾九十。文帝派太常使掌故晁错往从学，由伏生女儿通传口授，录成《今文尚書》，立于学官。
所有这些以隶书记于竹帛的“五经”，称“今文经典”。
三汉代，除去口耳相传，录于竹帛的“五经”，还有另外一种古籍——藏于地下或墙壁，以先秦六国文字记录的古本。
据汉代记载，当时发现此类古本的有五处——
第一，鲁恭王从孔子宅壁中发掘出的《尚书》、《春秋》、《礼记》、《孝经》、《论语》。
第二，北平侯张苍献出的《左氏传》。
第三，河间献王所得的古文先秦旧书，有《周官》、《尚书》(《汉书·王莽传》引《尚书·嘉禾篇》语,《律历志》引《毕命》语，皆不见于孔壁古文《尚书》，当出于河间献王所得古文《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
第四，鲁三老所献《古孝经》。
第五，鲁淹中出土的《礼古经》。
这种用六国篆体文字写的传本叫“古文经典”。
四“今文经典”和“古文经典”，原只是使用不同文字记录“五经”的两种传本。
但经分别研究的人，却形成了两个学术甚至政治派别——“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
这两派在观点上、方法上、所依据的材料上，以至对经传的看法上，都有很大分歧，因而各立师法，标榜门户。
这种分歧，是从董仲舒开始的。
他将今文经《春秋公羊传》糅合阴阳五行说形成了神学化的经学体系，迅速得到了西汉皇权的认可，成为汉王朝官方哲学，并使儒学从此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正统。西汉二百年间，一直是今文经学占统治地位。
班固等人，组织今文经学派在白虎观辩论，然后由汉章帝制成定论，整理编撰了《白虎通义》，确保了今文经学在思想上的统治地位。
古文经典虽有传本，但或为秘府所藏，或为民间私本；官府未设“博士”,不列学官。
五直到西汉末年，刘歆上书汉哀帝，建议将《左氏春秋》、《毛诗》、《逸诗》、古文《尚书》列入学官。
这引起“今文经学”博士的反对。
于是，刘歆写了很有名的《移书让太常博士》一文，指斥今文经学家们“抱残守缺”。这使两派斗争更加激烈。
这个争论被当时的王莽所利用，他把刘歆提倡的古文经《周礼》作为自己改制的依据。
这使两派经学更加分化——今文经学结合谶纬更趋神学化；古文经学也承认神学原理，但在文史整理方面表现出人文主义倾向。
一直到东汉末年，郑玄注《三礼》，杂糅了今古经文两派学说，才使这场斗争暂告一段落。
六编纂《说文解字》的许慎，是古文经学的重要人物。
他生活于东汉中叶以后，恰值古文经学家压倒今文经学家，是古文经学的全盛时期。
许慎是古文大师贾逵的学生，又曾校书于“东观”——东汉皇家图书馆，得见秘籍。他除写成《说文》外，还撰有《五经异义》以捍卫古文经学，被赞“五经无双许叔重”——许慎字叔重，他是当时所公认的古文经学派大师。
七此时，古文经学家提出了应该重视语言文字学的主张。
稍晚于许慎的古文经学家卢植在给皇帝的上疏中说：“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中兴以来，通儒达士班固、贾逵、郑兴父子，并敦悦之。今《毛诗》、《左氏》、《周礼》各有传记，其与《春秋》共相表里，宜置博士，为立学官。”
他这是说——古文学家研究语言文字，目的是为了治理六经，发挥经义。对语言文字的这种研究与仅仅为教学童识字的“小学”是不同的；而当世“流俗"把这门学科压低为识字的“小学”，是非常不合理的，应该把它提高到与《毛诗》等相同的地位。
卢植的建议，实际上反映了整个古文学派，包括许慎的观点。
古文经学的刘歆，最早提出了“六书”是汉字造字的根本法则；扬雄，写的《方言》是汉语方言学的创始专著；许慎的《说文解字》成为研究汉语言文字系统的开山专著，古文经学家的这些成就，对后人研究汉语言文字学、文献学、整理文化遗产，作出了基础性的重要贡献。
八“经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位有所降低。
至唐，又迅速回升。唐代的提法是“九经”，包括：“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及《易》、《诗》、《书》。
到宋代，经学发展为理学，重新占有绝对统治地位。宋代称《易》、《诗》、《书》、《论语》、《孟子》、《孝经》、《尔雅》,连同三礼、三传为“十三经”。
清乾隆嘉庆时一些学者继承“古文经学”家训诂方法整理古籍、文字。
1840 年鸦片战争后,“今文经学”曾盛于一时，康有为借今文经学说提倡变法维新。
《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说法很有意思，确也是实情，其云：“1919 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传统文化后，经学始告终结。经学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哲学、文学、史学影响很大，经学著述是研究中国传统社会史的重要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