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5年的全军首次授衔中，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谭政和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罗瑞卿被授予大将军衔，而中原野战军的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却未获授任何军衔。张际春的革命历程始于1926年，其深厚的资历和显赫的成就使他在军中享有崇高地位。然而1954年的一个重大转变影响了他的军事生涯。这到底是何种变化，为何张际春会在授衔时被忽略呢？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张际春于1900年诞生于湖南省宜章县的一个贫困家庭，虽然家境贫寒，但他的父母非常重视教育，不惜一切代价确保他能够接受良好的学校教育。这种对教育的执着培养了张际春自小的学习热情，最终使他考入了声望较高的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

在师范学校的年代，张际春接触到了共产主义理论，并通过阅读《新青年》、《湘江评论》等左翼出版物，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观念。特别是一次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的公开讲座深深地影响了他，他开始坚信共产主义将是改变国家和社会的唯一途径。

1925年张际春从师范学校毕业后返回宜章县，正逢国内国民革命高潮期，他不仅在当地开展教育工作，还积极参与创建农民协会，致力于在农民中推广革命思想，并培训农运干部，让宜章县的革命氛围日益浓厚。

1927年随着蒋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局势急转直下，张际春被迫隐藏身份，转入地下进行斗争。在这一年，他参与了朱德和陈毅领导的攻占宜章县城的军事行动，张际春在行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的行动保证了战斗的顺利进行，还助推了朱德部队的成功。

在1928年初，张际春积极参与了由朱德和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期间他被任命为中共宜章县委的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及县农民协会的秘书长。这一时期，他不仅肩负起军事职责，还成为一名政治工作者，用笔和言语鼓舞士气。

当年4月，朱德和毛主席在井冈山上成功会师，张际春被派往王佐部队，负责开展深入的党的政治教育工作。在这一岗位上张际春按照毛主席的具体指示加强了部队的党性教育，还通过实际行动，与士兵们共患难，密切了军民关系。他的队友宋任穷回忆说，张际春能够“用毛主席思想改造部队，使两支部队的战斗力显著增强。

长征胜利后张际春于1936年10月跟随红四方面军“北上”并与中央红军在延安会师。随后他被派往新成立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抗大）继续深造，并很快成为该校的核心领导人之一。

张际春在抗大担任校长期间，虽身居高位但从未摆架子，他常常深入士兵中间，被士兵亲切地称为“老妈妈”。他在日常生活中与学员们共吃苦、共劳动，还经常自己动手带领学员们挖窑洞、开荒。他的领导方式深受师生们的尊敬和爱戴。

在一次紧急情况中，张际春更是展现了他的无私和原则性。一名战士张虎患有阑尾炎需要紧急手术，张际春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马匹提供给他，以确保他能及时治疗。同一时间，张际春的儿子也生病了，但他坚持让妻子步行送儿子至医院，展示了他对平等原则的严格遵守。

张际春的这些行为，深深地打动了身边的人。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指导者，更是一位道德楷模，他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态度，成为了广大士兵和同事们学习的榜样。他将个人干粮与战士共享，夜晚与他们同铺地铺，坚持公平公正，无论在战场上还是生活中都展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和对人民的深切爱护。

在1949年，张际春担任中原野战军的政治部主任，已经累积了丰富的军事和政治经验。当时张际春被视为军中的重要人物之一，仅次于刘伯承。在内战时期，张际春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严防敌人诡计，坚持到底”的战略方针，确保部队始终保持戒备状态并做好战斗准备。

在他的领导下，部队开展了多项政治学习运动，包括王克勤运动、杀敌立功运动和诉苦三查三整运动，这些都显著提高了士兵们的战斗士气和政治觉悟。因为这些成功的政治工作，张际春多次获得党中央的表扬和肯定。

有一次部队举办了一场展览，意在展示领导者的功绩，其中包括刘伯承和张际春的照片。当张际春发现自己的照片与刘伯承的并列展出时，他非常不悦，并立刻表示反对：“一个庙宇能容纳几尊神呢？我怎么能与刘伯承平起平坐？我只是一位普通的军官。”他迅速指示将自己的照片撤下，强调自己仅是部队中的一员。

张际春的谦逊体现在对个人成就的低调处理上，还表现在他日常的行动和生活中。他经常坚持徒步行军，哪怕是在泥泞的黄泛区行进，深水及膝，也从不使用车辆。在营地，他与士兵们共同搭建简陋的住所，共同铺设稻草，睡在地板上。这种深入简朴的生活方式，使他与士兵们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和尊重。

他的身份常被误认，一次在1948年一名士兵在寻找组织部地址时，误以为穿着朴实的张际春是马夫或伙夫。张际春并未介意，而是亲切地带领他找到了目的地。这件事后来成为部队中的一个小故事，凸显了张际春的亲民和谦和风格。

张际春还注重将军事实践和理论结合，编撰了《军政往来》等多部实用手册，涵盖如何恢复体力、适应南方生活、以及其他日常生活技能。1949年2月12日，他向中央军委提交了一份关于淮海战役中部队思想情况的综合报告，被毛主席高度评价，认为其写法通俗易懂，能够有效地传达战斗经验和教训。

在1950年，张际春结束了他在重庆市军管会的职务，随后转任西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专注于提升西南地区官员的廉洁度和执行力。这一角色变换，虽表面上看似平常，却预示着他与军队直接关联的逐渐减弱。

数年后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明确指示，张际春被调往北京，出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其政治生涯似乎步步高升，这一系列的职务转换，实则使他与即将到来的授衔大会愈行愈远。

1953年底，彭德怀在处理日常军委工作时，提交了一份关于军衔系统的报告给毛主席，报告强调了军衔不仅是军人身份的标志，也是对其军事生涯的国家级认可。毛主席对此报告给予了极高的关注，并在1955年初指示发布了《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首次在我国实施“6等19级”的军衔体系。

这份重要文件还加入了毛主席的建议：已经转至地方工作的人员，不包括在授衔范围内。这一政策直接影响了张际春，因为自1950年以来，他未再回到部队服务，完全投身于行政和政治领域的工作。

在1954年中央颁布了一项重要命令，指定张际春出任中宣部副部长，标志着他将结束长达27年的军旅生涯，转战政治舞台。此时人民解放军正在进行首次军衔授予的准备工作，张际春的辉煌战绩和资历本可让他获得至少上将的军衔。许多战友和同僚都劝他考虑留在军队，以保证获得应有的荣誉。

张际春的回应显示了他的高尚品格和深厚的革命理念：“军衔固然荣耀，但不是最重要的。对我而言无论是在部队还是中央机关，关键是尽职尽责。

当周恩来总理了解到张际春可能因转职错失军衔时，他立即表达了关切，亲切地握着张的手说：“如果你因为错过授衔仪式而有所不满，尽管向我坦白，我们理解你的处境。” 张际春则坚定回应：“周总理，我对上级的决定毫无异议，我将全心服从组织的安排。

张际春始终坚持认为，作为一名革命者，享有任何特权都是不应该的。他经常教导自己的子女们：“我们生来就是平等的，绝不能因为个人的出身或背景而自视高人一等。真正的价值，来自于个人的努力和贡献。

在1955年9月27日举行的新中国首次授衔仪式上，虽有元帅到少将的广泛授衔，张际春的名字却不在列。仪式后周恩来总理找到了张际春，他紧握张的手，深情表达了对其可能的遗憾：“如果你因为未能参与授衔而有所不快，请向我开诚布公。然而请理解组织上的决定。

张际春回应时，语气坚定而充满理解：“周总理，我对组织的决定没有任何怨言，我完全理解并接受这一点。

作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张际春始终认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外在的荣誉，而在于个人的贡献与奉献。在后续的岁月里，他不仅继续教育自己的孩子们要平等对待每一个人，而且亲自将他们送到农村，让他们体验并理解基层生活的艰辛。

他与孩子们的书信往来中，每当听闻他们掌握了新的农活技能，张际春总是会回忆起自己年轻时在乡间宣传革命思想的日子，那时他与广大农民同吃同住，共同劳作，那是他生命中无比珍贵且充满意义的时光。

在20世纪的60年代和70年代，张际春的生活和职业受到了动荡政治局势的深刻影响。1968年9月，他因病去世，享年68岁，结束了一生致力于革命和国家建设的历程。

1979年，也就是张际春逝世11年后，中国政府在北京举办了一场隆重的追悼会，以表彰他对国家和军队所作出的贡献。这次追悼会由邓小平亲自主持，韦国清在悼词中表达了对张际春的崇高敬意，称赞他为“我党我军一位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干部。

追悼会上，邓小平强调了张际春在多个历史时期的关键角色和贡献，尤其是他在艰难岁月中对党和国家的忠诚以及在政治工作领域的卓越才能。张际春的一生被概述为党的忠诚卫士，他在政治动荡时期始终保持坚定的政治立场，是许多政治工作者的楷模。

此外邓小平还提到，尽管张际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经历了不少挑战和困难，但他的名声和贡献从未被忘记。韦国清的悼词中也提到了张际春对提升军队政治工作效率和党的建设所作的持久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