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叶所流行的祝寿文化中，除了祝词满堂的风气外，还盛行着一种图像式的祝寿文化，即明人文集中所记载的“寿图”，这种图画式的表达更为直观。更能凸显其延年益寿的祝寿文化意涵。
其实寿图早在宋朝时就已出现，朱彧所撰的《萍洲可谈》成书于宣和元年（1119），据其记载：“近世长吏生日，僚佐画寿星为献，例只受文字，其画却回，但为礼数而已。”说明北宋时就有赠送寿星图的习惯了。而这种送书卷画轴的祝寿方式，流传至明代已相当盛行，只不过很少有人再送寿星图了，但所画图像仍大多离不开福、禄、寿的典故。
明代人在逢人有吉庆时，常会送字画文轴，至亲、朋友间的生日，除寿序、称颂性的文字之外，也多以画幅祝寿。万历年间，福建蒲城人柯宗文的母亲俞宜人过六十岁大寿时，其子作《寿山福海图》以庆寿：“是岁正月二十五日，实维初度，其子宗文作寿山福海图为宜人寿。”其堂兄柯宗璧则认为“非文不足以序家庆，非文不足以昭贶我族人，乃以佥宪在亨君所书事，并以其所为图来请文。”
于是请人来为《寿山福海图》这幅寿图写序，其在序中这样说到：“夫祝寿与山齐，其寿高矣；祝福与海齐，其福深矣。”就如同我们现代汉语当中“寿与山齐，福与海深”的寓意，《寿山福海图》在内容上直观地表达了希望母亲延年益寿、福如东海的寄意。
在前面的章节中笔者已述及，明中晚期的社会上人们对寿命、祝寿的看法较前代已有所改观，此时人们祈望通过行善积德、修行福报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时人相信靠修行能够延寿，好德的福报在延长寿命这件事上会有所回馈。这样的观念在《寿山福海图序》中是有所体现的：“福以寿为本，寿以德为本，非德不足以致寿，非寿不足以享福。”
明代中晚期，在经济繁荣的冲击下，助长了人们好于崇奢、追求物质的社会风气。明代人逢人吉庆时送寿图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而不仅仅集中于某一地域，这样的祝寿活动在此时突破阶层、突破年龄、突破地域，是民间人士广泛接受的庆寿之风。人们对于庆贺的重视可见一斑。每遇庆贺必用上等泥金装饰手卷，装缀锦套玉轴，让这些字画文轴看起来十分金贵。
特别是前代的大家之作更令人所追捧。不仅士大夫、文雅儒人之间盛行赠送贵重的画卷，普通庶民亲友、至亲之间逢人祝寿时，也常送寿图画卷来聊表心意。寿文化的图像符号是经过几千年来发展演变而来的，通常来源于宗教神话故事，溶于生活形态。明中晚期的寿文化图像，它可以表现在文人雅士绘制的寿图或寿屏上，或民间百姓的生活装饰中，雅俗共赏，受到各层次的喜爱。
寿图的内容包括苍松、玄石与老翁，序中说到：“松石托先生以为侣，先生合松石以为寿，函三为一，高厚无疆之道也，长生久视。”松柏为百木之长，由于先生居住的地方多松石，于是人称“松石先生”。松柏因其树龄长且四季常青，常被视为健康长寿的吉祥植物，“合松与石植而峙焉，则弥寿矣。”人们认为松柏、玄石等事物是象征填补寿命的文化符号，固逢人庆寿时送带有松、石等图案的寿图是希望此人延寿的体现。
送画轴祝寿的方式，在明代已相当盛行，较前代而言，明代社会上所流行的寿图图案不再单一，寿星图倒是很少见。逢人吉庆时所送的寿图，更多是与宗教修行、延寿的寓意结合在一起，寄予了长寿、祝福等吉祥祈愿。明中晚期人们对寿命的看法即相信宗教、修行能够延寿，即寿图的内容多借助宗教典故。
吴孺人的侄子在她过寿的时候，委托他人作了一幅《王母蟠桃庆寿图》，并请以汪舜民为之写序。这幅寿图的内容以王母、蟠桃具有神话色彩的图案为主，序中说到“后世缘此往往以是祝女妇之寿”，王母寿神的形象常常用来祝妇女之寿。当然人们认为吴孺人能够长寿，借喻神话传说之意不可忽略，更重要的是吴孺人本人的善举，上天了赐予了她的寿命与福气。
明中晚期社会上所流行的寿图，一般寿图上绣有龟、鹤、鹿等代表长寿的吉祥动物或松柏、蟠桃等具有宗教色彩的图案。正德十四年（1520），王鳌七十大寿，文征明与他人合作了《长松泉石图》贺寿。这样的祝寿方式，明人日记中也有所记载，明中晚期时人李日华（浙江嘉兴人，1565-1635），在他所写的《味水轩日记》中就记载了很多有关送寿图庆贺的事例。
日记所记述的大多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这种贴近生活的记录更能真实地反映社会现象。在李日华万历三十九年（1611）的日记上，记述八月十九日，家里一位周姓的表叔过七十大寿，于是“扶家君率儿子往称觞，以陈白阳画《古桧水仙图》为寿。”他与父亲并携同儿子前去周姓表叔家庆寿，以陈白阳所画的《古桧水仙图》为贺礼。
二月初一日，为刘中丞石闾生日，为表示庆贺，他在自家所收藏的画卷中，挑选了一幅由张平山所作的《白鹿图》，并做了一首《白鹿歌》于寿图之上。鹿与我国传统儒释道文化都有渊源，在儒家文化中，鹿通常为仁德好坏与上天意志的表征，在道教、佛教中鹿也为长生、吉祥的象征。
李日华赠送好友《白鹿图》即希望他能像寿图中所呈现的内容一样，延年益寿。万历四十一年（1613）八月十九日记其项孟璜向李日华乞一幅诗画用以岳父陆澹园庆寿使用，于是“余为写《松泉芝壑图》，而系以一律。”
通过明人笔记中的记载及前面的论述，可以说明中晚期逢人庆寿时，送寿图是件极为普遍的事。这种寿图篇幅通常很大，如监察御史潘楷在父亲七十大寿时所献的《双寿图》，此图“方广盈丈余，下击以诗。”
明代社会上所流行的寿图一般是由图案与诗篇两部分组成，上述李日华日记时看到献寿图顺便题诗一首。有些较大的寿图可献诗百篇，河南左参议元鼎与刑部外郎元敬母亲七十之寿，两人合献《萱寿荣庆图》“其下方有诗百篇。”带有几百篇诗词的寿图规格应该不会太小。明中晚期崇奢的社会风尚当然也体现在寿图的绘制上，有些士大夫甚至用泥金绘制寿图。
明中叶社会上除了流行送寿图祝寿外，也多送寿屏、寿幛等画轴来表示祝贺。明代后期万历年间，大学士张居正的母亲过寿时戚继光就曾送“锦幛”，钱谦益在自己的文集中也曾提到吴人的生辰过寿。
明中晚期一些善于巴结的仕宦，多制寿幛贺轴来庆贺。通过沈德符的记述，我们大概了解到此时寿幛的样式，绣面通常以青罽的毛毡类的东西为底，上面分别用红线及天鹅丝绒线刺绣寿字和图案，这时祝寿所流行送寿屏、寿幛，价值不菲。祝寿送如此贵重的寿幛贺轴在之前被认为是怪事，渐渐成为一种习俗风气被大众所接受，发展至后来还有用金线镌刻花鸟人物于溲器之上，作品针法精巧，花费显然不小。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明中晚期好崇奢的社会风气有直接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