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二十二兵团成立以后,随即开展了诉苦运动进而开展阶级教育活动。阶级教育——诉苦运动,持续了三个月。

先是组织部队官兵看戏剧，《白毛女》《血泪仇》《九件衣》《穷人恨》.....10个战士9个苦出身,原以为这么些年穿行枪林弹雨,天天面对死神的日子里,埋在心里的往事和仇恨已淡忘了,顶多在沉沉暗夜里突然泛起,湿泪对冷月。

《白毛女》一来,埋在心底的仇恨一下子雪亮如初,就像搅动了一块破碎的玻璃,有了不忍的伤痛。

听我父亲生前描述，看戏剧《白毛女》时，台下的士兵有不少人拿起石块和砖头扔向地主黄世仁，经在场干部说明情况这是演戏，大家才住手，也是入戏太深了，仇恨太深了。

七十四团一营有个战士叫达更生,原来叫王哲民,随他义父姓,达更生这个名字是指导员杨新三给他取的。

他是甘肃临洮人,10多岁时,父亲被抓壮丁,因开小差,被国民党部队打死。

为了生存,他和母亲给地主家干活,母亲当佣人,他放牛。

有一天他放牛回来,不见了母亲的踪影,他找啊找,怎么也找不到。有人告诉他说母亲到河边去了,他就往河边跑,在河滩上找到了母亲的尸体。

原来母亲被罪恶的地主强奸,跳河自尽了,他看到母亲时已经面目全非了,年幼的他只能望着母亲的尸体悲愤交加,放声痛哭,但又无力抗争。

在乡亲们的帮助下,他含泪埋葬了母亲,从此他过上了流浪的生活。

14岁时,还没成人的他也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在国民党部队里受尽了苦难。诉苦时,他只记得父亲姓达,在说他的血泪史时,几次都讲不下去.....

杨新三对他说:“苦孩子啊,是新社会给了你重生的机会,我给你做个主,还你祖宗的姓，叫“达更生’好不好?”

骑七师十九团四连战士马应海哭诉,母亲被土匪乱刀砍死,妹妹被活活打死，父亲和他被骑五军抓了壮丁。

吃不饱,常常挨打受气,逃跑被抓回来,吊在梁上打,背上压块大石头,胳膊吊得肿得放不下,连长还拿着棍棒逼他翻单杠,和老乡说了几句话,连长硬说他还要逃跑,又遭一顿吊打,扣在一口大锅下,扣了40多天才放出来。

部队里摸了个底,凡是被迫害死的士兵,都给他们立了牌位,激发了战士们的阶级仇恨。

诉苦运动中统计,二十五师仅七十三团、七十四团不到4000官兵,有790名士员的家庭被逼死过人命,1300名士兵遭到过逼债毒打。

到了国民党旧军队,除枪毙、砍头极刑,还有五花八门的肉刑;打背花、敲骨拐、压杠子、八段锦、打马棒、拉筋、旱鸭游水、秦始皇乱点兵,冬天赤脚立冰....不一而足几乎没人能躲过。

原来纯朴的农家子弟,大多是目不识丁的睁眼瞎,他们被侮辱损害的同时，又耳濡目染地沾有很多恶习。

诉苦运动开启了他们的阶级情感,也荡涤着他们自身的污泥浊水。

仅骑七师十九团民主坦白自我检查大会上,坦白盗卖公物275人;好污妇女的288人;倒卖武器的48 人,交出子弹9292发,炸弹120颗，战刀两把,刺刀四把;有184人加人丁11个叛变小组;“三青团”“昆仑社”“飞燕社”“青红帮”“红枪会”“一贯道”成员550人。

但是在诉苦运动也出现了不少问题,比较突出的是,士兵中极端民主、绝对平均主义思想迅速滋长。

被斗争的起义军官,思想深处的抵触情绪隐匿不露消极地表现于工作和官兵关系中。

老部队调任的政治干部中，“功臣自居”意识渐有滋生。凡事发号施令,对起义官兵另眼相看。本来已经畏首畏尾的起义干部,更没有了工作积极性。

陶峙岳也明显地感觉到官兵之间出现了裂痕,有些士兵公开流露出对旧军官的鄙视甚至仇恨;有些军官也感到自己曾有愧于人民,感到下属不好指挥

王震也看出了问题,他在《回忆徐立清同志》一文中,说到了这个问题。

由于士兵在旧军队中长期受压,一旦觉悟提高,积恨暴发,有的士兵就想对那些军阀习气严重的军官进行报复。

有两个连队的军官以为这是派去的干部故意整他们,煽动士兵哗变。徐立清同志得知后立即赶往那里,经过深入了解,弄清了前因后果,采取了把军官和士兵分开来学习的办法。

就是士兵的意见由派去的干部转告军官。两方面都做工作,这样来稳定军官的情绪,提高官兵的觉悟。没过多久,就平息了哗变。

后来,这个工作方法被普遍推广,受到了陶峙岳将军的赞赏和起义部队广大官兵的欢迎。

在部队进人荒无人烟的戈壁荒原,遭遇到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条件十分艰苦,生产任务重,政工干部在连队战士管理教育中,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已严重影响到部队稳定和生产任务的完成。

张仲瀚察觉到这一点后对政治工作干部的思想作风进行了严肃批评:信任同志,热爱同志团结同志,是无产阶级党性和组织纪律性要求我们做到的。我们比人家（起义官兵）早进入革命队伍,只是我们比人家幸运。

他语重心长地说:革命不分先后啊,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就是我们的同志,我们就要光明磊落,不分亲疏远近,关心、爱护、团结我们的战友,一道工作。

起义部队官兵的绝大多数和在座的各位一样,是穷苦人家出身,受剥削压迫。

张仲瀚最后苦口婆心地提醒大家,要认清这支部队不久前还是反动军队这一现实,思想方法要客观,不能把在老部队工作的那套方法照搬过来,那会招致部队思想波动,人心不稳。千万不能犯急躁病,不要想用几天、几个星期的时间,就能把国民党多年的思想灌输洗干净。

1949年“九二五”起义后的12月下旬。陶峙岳将军在迪化西大楼向准备到起义部队工作的解放军政工人员讲话。

会上不少坐在后排的同志,不断离开自己的座席跑到前面,靠在墙边,坐到窗台上。陶将军朝窗台上看了几眼,看起来有点不高兴。

会后,张仲瀚批评已任二十五师七十四团政治委员的史骥,他严肃地说:我们的干部才进城,游击习气不容易一下子改掉,有凳子不坐,挤到窗台上坐,一点没有军人风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