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呀,老师
今年过年,照例是满村的鞭炮声和麻将声。在这双重“噼里啪啦”之间,却偶尔夹杂着几声二胡和笛子。
我有些惊讶,在这堪称“文化荒漠”的小村,竟然还有人在练习乐器——上一个还这么练的,怕得是二十多年前,中学时期寒暑假宅在家闲得无聊的我。
循声寻去,原来是我的小学语文老师窝在家练着。老师姓黄,教过我四、五年级的语文,我作文写得好,他就时常拿作范文念。他坐在小板凳上,满头白发,耳朵还生着冻疮,粗糙的手指略显笨拙地摁在笛子孔上,指法有些生疏,冬天天冷,两腿间还夹着个取暖用的“火笼”。
见进门的是我,黄老师忙停了下来,尬笑一下,露出早已下岗的、黑洞洞的两颗门牙,“闲着也是闲着,练着玩玩”。
我有些心酸。想起我人生第一次进县城,还是他带着我去参加全县小学语文竞赛。我始终清晰地记得,那个春天的清晨,放牛的孩子都还没出门,我们就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山路上。
我们走了可能有一个小时,到册塘村旁坐中巴车,一个半小时后到了县城,再打了个摩的赶到县实验小学。
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父亲给了我5块钱。考试完,我寻思着再买点东西回家,就在小学门口小卖店挑了半天,花一块钱买了两包方便面。那天晚上一到家,就拉上我妹妹一起泡着吃了——这玩意儿在乡下很稀罕,镇上的商店都没卖。那是1995年,城乡之间的差别还仿佛天上与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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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我从父母亲口中得知,黄老师过得并不如意。作为乡村不多的文化人,他年轻时就因为一次耕田,然后眼镜掉田里找不着了,站在田里痛骂牛的事情被传为笑话。
人们讲起这个“笑话”,就像绍兴小酒馆中,众人嘲笑排出九文大钱的孔乙己。
后来,他在五十多岁时被迫离开学校。村里人关于他的说法,一是他一直努力在附近小工厂打工,养着一家老小,“一年365天有360天早出晚归”,二是他长期痴迷买彩票,前前后后估计买了十多万,五块十块都很少中……
其实我一直在关心着他,只是往年回乡不过见面打个招呼,没有坐下来详细了解。
我搬来一条板凳,听他讲起那些过往,恍若隔世——其实不过才二三十年,只是历史的车轮飞快,碾过一代人、两代人,来不及留下什么痕迹。如果不是有人去倾听,都终将从未存在过一般,消逝于轰轰烈烈的各种大潮。
民办老师
冬日阴冷的南方民房中,他说——(注:以下为第一人称)
我出生于1956年,1975年19岁高中毕业。那时候,同龄人普遍只能读完小学,我也算当时的“文化人”了。我里伢(我的爹)帮生产队养鱼搞副业,跟村干部们关系不错,跟他们一说,大队上就把我派到小学教书拿工分——那时候乡下小学都缺老师,还有不少小学毕业当老师的。
教书波澜不惊。
1982年和1984年,两个女儿相继出生,在农村算是晚婚晚育了。还想要个崽(儿子),1986年就冒险又生了一胎,一看,还是个姑娘,头都大了。当时,我们这边开始狠抓计划生育,一开始在外面躲,还是被抓到了,罚了款,还被学校开除了。
没过几年又生了老四,终于是个男孩。躲不掉,老老实实去交了几千罚款——不交不行,隔壁村有人家超生,谷仓里的谷子被乡政府的人挑走了,还不够罚款,房子都被扒了。
“都是命,后来我的儿子又生了三个,老大老二是姑娘,老三是个崽。老二、老三又每人罚了五六千。一家人光给国家交罚款,就交了我好多年工资,白忙活。”
1986年我离开小学,在家闲了一段时间。后来一个以前的同事调到镇上初中做到教务处主任,他缺一个助理,就把我叫去了。虽然没教书了,但好歹还在学校,一家人的生活也有点保障。
到1989年,小学实在缺老师——那时候我们村小每个年级有两个班,有两三百孩子——又把我叫回去了。
我还教过你两年,那时候我就觉得你会有出息。不过教书工资很低——90年代初,我记得很清楚,每个月46块5。因为工资低,很多民办老师都不干了——包括你爸(注:我父亲也在村小教过三四年),都出去打工了。那时候去广东打工,每个月有好几百,够我教一年的工资。可是我除了教书不会干别的,年纪也不小了,家里又离不开人,就一直教了下去。
那时候,村小分民办老师和代课老师(除了校长,没有公办老师)。90年代末的时候,代课老师的工资加到96块,月结。民办老师待遇高一点,100块出头一点,但是得等年底一次性结,我经常急用钱,就和一个代课老师换了身份。
2000年,进入新世纪,人们翘首以盼,民办老师们却盼来个坏消息——教育部门出了个“80719”政策(注:我上网查了下,已查不到任何关于这个政策的消息):凡是1980年7月19日后进入学校的民办老师(包括代课老师),没读过师范,没有教育资格证,一律清退;而1980年7月19日号前开始教书,且不间断地满20年的,可以参加资格考试,合格者按名额指标递补,转为公办。
我是1975年开始教书的,符合这个规定,可惜86到89年我去了镇中学工作,断了三年!之前填表的时候,我老老实实写上去了——另外一个老师,本来是80年以后进学校的,填表时有意无意地填了1979年,也没有人查,反而一点事没有。
本来还有一个补救办法,就是交3000元钱“调查费”(说白了,就是给审查组的好处费),一个,3000块钱是我三年的工资,我舍不得,另一个,还是我太倔了,硬顶着没交。就这样,我被刷下来,离开了学校。
他叹了口气,看得出来很遗憾。他是个好老师,教书负责,脾气也好,在体罚“管教”学生十分正常的年代,几乎没听说他体罚过孩子。尤其是,80719政策后转公办的老师,待遇急速补齐,他的一个同事教到正常退休,现在每月退休金五六千元,在乡下生活十分滋润。 黄老师教了25年书,送走了村里一批又一批孩子,离开学校时却两手空空、无名无分。一个乡村文化人,50多岁快退休的年纪,却突然被迫走向社会,可以想见,定然是一脸难堪。
老年打工人
生活还得继续。老大、老二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了,老三、老四还在读书。我没什么技术,只好去干一些力气活。零几年时,到处搞新农村建设,房地产、农民建房之类的活不少,我主要去各种工地上做事。
六十多岁时,干不动了,工地不要我了。好在一几年(2010年)开始,我们这边陆陆续续建了很多工业园。我没什么技术,只好继续干苦力活,金属厂、化工厂、锯板厂做事比较多,哪里要我就去哪里。
主要做一些推车、装卸之类的事。比如说化工厂,其实工作很简单,就是老板买来化工原料,通过不同管道浇到一个池子里,混合一下,搅拌搅拌,再装袋拉走。每天十一、十二个小时,两班倒,累是累一些,还熬得住,就是粉尘太大,大家都担心肺出问题,一般干不长。我干了好几年。
后来,我年纪大了,老板不敢要了,加上厂子效益不好,只好重新找事做。打一些零工,稳定一点的是附近的锯板厂,装装木材、推推车、锯锯板材。这个工作,主要是伤腰,有一回推车的一个轮子卡住了,木头堆得老高,全都掉下来,差点重伤,还好只打到胳膊,擦到肋骨。倒是把老板吓坏了,赶紧送我去医院。检查结果没什么大事,就是后来胳膊和肋骨总是隐隐作痛,但又不算工伤。这有什么办法呢?检查结果摆在那里。
在这些小厂工作的,主要是像我这样一般厂不要的五六十岁的老年人,大家各有各的难处,都默默做事,不太讲各自的情况。这事也不好去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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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世,最高的工资是在化工厂的时候,有两个月,拼死拼活拿到过每月4500元,相当于以前我教十年书。还是蛮开心的”,我问起合同,“从19岁开始教书,到快70岁了还在打工,从来没签过合同——不知道合同长什么样子。这一世没有过保障,也就这样过来了”。
我提醒他眼睛不好了,锯板材的时候要小心一些——我们那一带,锯板厂锯断手或手指的事情,时常发生。还有就是提醒他去检查下肺,找个借口住院,然后拍下肺,能报销。 “还是不了,万一检查出什么问题,就都乱套了”,他讪笑了一下,又露出那两颗黑洞洞的门牙,“就这样,不清不楚的,没事儿”。
希望
“这辈子,希望着希望着,就快过去了。”
教书的时候,希望能涨点工资,希望老了能有退休金,希望能生个崽——我里崽小时候找人算过命,算命的说他有福相,长大了能当大官,可把我们乐坏了,就希望他能快点长大。
长大了,越来越清楚他就这点出息,就希望他能早点结婚,把家养起来,我就可以休息了。哪里知道他又不务正业,生了三个娃不管,还把老婆给气走了,现在两个孙女和一个孙子上学的钱,还得我来缴。
“现在就希望他不要死在外面,每年过年能平安回家就行。”
村里人都知道,黄老师年轻时盼儿子,后来又疼儿子,儿子长大后有三个姐姐护着,结果却养出个不争气、不负责任的儿子。像80到90初两代乡村少年一样,他的儿子初中毕业后就出去打工,只是没有学历和技术,赚不来什么钱。2011年,我家的第一个孙女出生了,我暗自担心,自己生了四个孩子,交了几次罚款才得了个崽,不会到崽这里又得交几次罚款吧?果然,后面又交了两次罚款,结果孙子的罚款交了没两年,变成国家鼓励生育了。想想,这辈子运气就没好过。
生了三个孩子,我希望我里崽能努力赚钱,这个希望又落空了。这些年他在外打工,赚的钱自己花,也不管小孩,不负责任。贫贱夫妻百事哀,两口子吵了几年,吵不动就离了。后来儿媳妇再嫁,嫁得不错,日子过得还可以。只能怪自己崽不懂珍惜,没有钱,还带着三个娃,只能一直打光棍下去。
这几年我里崽一分钱没拿回来过,几个孩子都花不到他的钱。要是就这样也还好,他还网上赌博、好吃懒做,欠了很多债,我和他几个姐姐帮他还了很多。实在还不动了,就让他去,我们剩下来的人还得生活。
问题是,现在乡下小学都撤掉了,三个孙子孙女要到镇上去读小学、初中,我老婆只好在镇上租了间房子陪读。房租倒还便宜,一年800块,但是,她本来是个劳动力,还可以赚点钱,为了陪读做不了事了,就靠我一个人打工了。
好在三个女儿过得还不错,也孝顺,逢年过节给一些,这才能勉强维持。现在最怕的是,过几年我干不动了,三个孩子又上高中了,免不了学费,每个月还得三份生活费,那就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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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过申请低保,但村主任说老人有崽、小孩有伢(爹),家里人又没有残疾、大病,不符合政策。倒不如隔壁村的高家,一家子有遗传的轻微痴呆,一大家子每个月坐在家里啥也不干就有好几千元生活费,还经常出来嘚瑟。“这扶贫扶得,往往是越好吃懒做越不缺钱,越勤劳的越没钱”。
他家的经济问题难解,事实上,更难解的是教育:大孙女十三岁,读初二,父母离异后,母亲不在父亲不管,爷爷奶奶忙这忙那,又管不了,一进入叛逆期就叛逆得过分——抽烟,谈恋爱,放假回家期间,却时常不着家,在家的日子,时常中午一两点还听见老师老俩口在催她起床吃饭;小孙子从小缺失父母陪伴,性格敏感、怯弱,十岁的孩子时常大声尖叫;好在二孙女读书还可以,成了全家的希望…… 类似家庭,在乡村已见怪不怪——离异的中年男人,不管孩子,自私自利;全家啃老,只剩了老人拼死拼活,操持生计;老人们既忙着,又不懂教育,孙辈往往叛逆得不行,许多孩子名义上还在学校待着,却早早混社会,成为乡镇、县城街上众多“精神小伙”“精神小妹”中的一员……一代一代人的命运,自然地遗传着,越来越看不到希望。“这样想着想着,时常觉得没有希望”,前些年迷上打牌,出去做事早出晚归,一有点空就打牌,大多数时候都输。又迷上了彩票,希望能改变一下命运,结果又搞掉很多钱。前两年一想,后悔得要死,就咬牙都戒了。
现在快七十了,越来越做不动,附近的工作也越来越少。瞎忙活了一辈子,空闲倒多起来,还能干吗呢?以前教书的时候,为了代音乐课,还自学过一点音乐,我就想到搞点音乐,就花200块钱买了把二胡,花50块买了根笛子。还想学学弹琴(看有没有机会进地方的红白喜事乐队),就是琴比较贵,差的也要好几千,而且不懂五线谱……
他又不好意思地讪笑起来,“不像你们文化人”。他门牙旁的几颗牙齿,也在摇摇欲坠。
野草
这时,师母从外面采了一大筐“麻草”回来——这种草长在野地上,一大棵一大棵地趴在地上,叶片上有白白的绒毛,边缘有一些锯齿状——乡下这样的野草很多,其名不知谓何。
好在野“麻草”们也有春天,今年就有人来收购这种草,每斤一块钱,就是蓬蓬松松地不压秤,一个女人费劲巴拉地,一天能采个20斤。而师母就这样,一得空就赶紧去扒着条缝赚点钱。
黄老师被喊出去一起清理。两颗花白的脑袋,在春节难得的暖阳下,无声地埋首在一起,就像那些“麻草”。
文化人们翻来覆去搜索,怎么也找不出来,它们叫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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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本就不值几个钱,何况在乡下。
我其实也帮不了他们什么,只有写下这篇文字,期望高处的人们不要遗忘了,大地上还趴着那么多的野草。
/// END ///
No.6212 原创首发文章|作者 刘子
作者简介:专栏作家,乡村振兴县域经济学者,“乡建者小会”发起人,著有《焕新——刘永好和新希望的40年》等书。另有“乡村三部曲”之一——《大地上的中国》即将出版,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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