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2日，李宗仁的广州国民政府宣布自广州迁往重庆办公。14日，李宗仁飞抵重庆。他感到没有蒋介石，什么事也做不成，于是在23日致电蒋介石，要求蒋介石飞渝，解决今后军事部署、财政措施以及外交运用等各项问题。

此时的李宗仁，处境非常的尴尬，眼下的残局没有蒋介石办不成事，但他又不愿与蒋共事，更担心蒋到重庆之后，自己会被迫劝蒋“复位”，思来想去，最后干脆于11月3日飞往昆明、南宁“巡视”。

然而，到了昆明，情况也不妙。

在会见云南实力派首领卢汉时，卢汉建议联名向蒋介石发电，建议将政府迁到昆明，待蒋到后，将他扣起来，“一块一块割掉他，以泄心头之愤。”

这样的态度让李宗仁发觉卢汉不稳，担心卢汉可能也会将自己扣起来，做起义献礼用，便匆匆地离开昆明，飞向广西南宁。

其后，李宗仁胃病复发，便血不止。痛楚之下，他致电阎锡山，声称须在南宁休息数日。

民国李白，有人认为李宗仁是手套，白崇禧才是那只关键的手。白崇禧有“小诸葛”的称号，这个称号有两个内涵，一是指他善于战场谋划，打仗可以；一是指他在重大历史时刻，极有主见。

白崇禧虽然素来反蒋，但在此时，他却认为只有蒋、李合作，才能挽救西南危局，于是他积极地想促成蒋李二人妥协合作。

他先是主动致电蒋介石，要蒋来渝主持大计，后又罕见地表示，他个人主张李宗仁仍为“代总统”，请蒋复出为“总统”，声明实出自诚意。

白崇禧，的确是大敌，十分的危险。

然而，李宗仁却没有他那样的“大局”观，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态度很坚决，“总统”宝座绝不让于蒋介石。

去不去重庆，蒋介石起初有些犹豫。

最后是吴稚晖的意见让蒋介石下定了决心。

吴稚晖说，中枢群龙无首，上下惶惑，不能不去，但去了万不可让李宗仁脱卸政治责任。

吴稚晖果然老鬼也。

12月14日，蒋介石飞抵重庆，第一时间致电李宗仁，要李即日返渝，共商一切。

但李宗仁的态度让蒋介石恼怒，却又没有办法。

11月20日，李宗仁自南宁飞赴香港，声称因病将赴美检查，可能还要做手术。

蒋介石闻讯，大骂李宗仁此时赴美有三不妥：第一、这是临危弃职；第二、香港当时是英国属地，此行有辱国格；第三、李对于飞美后的职权并无交代，仍将以“国家元首”的名义赴美，名为养病，实为求援。

但李宗仁根本不理蒋介石的愤怒，此时放鸽子，他就是诚心要让蒋介石难受。

在即将从大陆败逃的这一历史时刻，除了李宗仁带来的羞辱，毛泽东的迂回大战略更让蒋介石感到绝望。

蒋介石原以为中共部队会从陕西进攻川北，因此在当地布置了重兵，他没有想到，毛泽东却命令二野采取“大迂回”之动作，首先进攻贵州和四川东南部。

11月15日，二野部队占领贵阳。

次日，占领川东门户彭水，被蒋介石寄予厚望的宋希濂部十万人迅速溃败，二野从南面、东面两个方向进逼重庆。

重庆岌岌可危，蒋介石曾多次想到自杀。11月28日，他在林园的莲亭写下了一段感想：

“如果党国果真绝望，则尚有此残躯立足之余地，其将有何面目见世乎！”

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在日记中嚷嚷要自杀的人，往往是没有勇气行动的。

蒋介石是怕死的，在重庆最狼狈时，他甚至不敢住在官邸，而是住在机场甚至飞机里，为的就是能及时逃跑。

11月30日，重庆待不住了。

清晨6时，他急匆匆逃向成都。

在成都，蒋介石一边妄想用胡宗南的40万人维持西南残局，一边准备“迁台”。

对于“迁台”问题，蒋介石周围有许多人主张“慎重”，有人担心，美国可能武力占领台湾。

蒋介石认为，英美绝不敢有异议。在日记中，蒋介石称：“如果其用武力干涉，或来侵台，则余必以武力抵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12月7日，蒋介石任命顾祝同为西南军政长官，胡宗南为副长官兼参谋长，贺国光为西昌警备总司令，企图固守西南，苟延残喘。

然而，此时的西南实力派，早有了自己的想法。

四川的刘文辉、邓锡侯长期和蒋介石有矛盾，和国民党内的反蒋派李济深、冯玉祥一直有联系。这时，刘文辉、邓锡侯正在筹划起事。7日，蒋介石召刘文辉、邓锡侯谈话，二人托词不来，随即从成都出走。

同一天，张群飞到昆明，企图代蒋稳住卢汉，结果遭到扣押。

卢汉在扣押张群后，致电刘文辉，要刘会同四川将领，扣留蒋介石。

由此，蒋介石在成都也待不下去，这意味着大陆再无他的容身之地。

12月9日下午2点，作为败逃者，蒋介石带着蒋经国，从成都凤凰山机场仓皇逃向了台湾。

蒋介石败逃台湾后，还有一幻想，胡宗南能死守西昌。

1950年1月25日，蒋介石派蒋经国飞赴西昌，勉励胡宗南死守。

蒋介石让儿子转告胡宗南：“如台湾失陷，我必死于台湾，以尽我职责。”

言下之意，死守台湾是我的职责，死守西昌也是你的职责。

胡宗南听到这话，是怎样的表情，没有相关记载，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胡宗南乃一“政治戏子”，哪来的硬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