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冬天，我在修车店门口碰到前妻小芳。她穿着件褪色的红羽绒服，领子上粘着几根白头发，大概是老丈人的。

“爸要住养老院了，”她说这话时眼神闪烁，手指不停地摩挲着羽绒服的拉链。“房子准备卖了。”

我手上的扳手差点掉在地上。那是一套老房子，在县城最早的小区里，楼下种着几棵上了年纪的法桐树。每到夏天，树叶会把整个楼道的窗户都遮住，老人常说，这样省了不少电费。

“老人家知道吗？”我问。

她没说话，只是把羽绒服的拉链拉上又拉下。远处传来卖馄饨的吆喝声，那声音在寒风里显得格外凄凉。

我和小芳结婚七年，离婚三年。婚姻就像一台老旧的电视机，一开始只是偶尔有雪花点，后来画面越来越模糊，最后干脆黑屏。但老丈人待我一直不错，即使在离婚后，他还会偷偷给我寄些自己腌的咸菜。

“多少钱？”我擦了擦手上的机油。

“六十万，首付三十。”她说得很快，像是早就准备好了答案。

我点点头，把扳手放回工具箱。工具箱是老丈人送的，上面还贴着一张发黄的”平安”贴纸。

“给我三天时间。”

那三天我几乎没合眼。修车店后面有间小屋，里面堆着这些年攒下的零件。我数了数存折上的数字，又看了看角落里的二手件。零件上的油污在灯光下泛着暗沉的光，像极了我们这些在县城里摸爬滚打的人。

第四天，我把所有能卖的东西都卖了，又跟几个老客户借了点，总算凑够了首付。

合同签在一家小饭馆里。饭馆的电视在放着些嘈杂的综艺节目，墙上的日历还停留在去年十月。小芳低着头在合同上签字，手一直在抖。

“这些年你攒钱不容易。”她突然说。

我没接话，只是把筷子夹起又放下。一个跑堂的从我们桌边匆匆走过，带起一阵油烟味。

房子过户那天，老丈人正在院子里晒太阳。他坐在一张竹椅上，椅子是我们结婚那年他自己编的。

“爸，”我蹲下来，“以后您就在这儿住着，哪儿也不用去。”

老人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眼角的皱纹堆得更深了。他指了指旁边的茶几，上面放着半杯枸杞水，杯子是我们以前用的。

“坐，喝口水。”

我坐下来，看着窗外的法桐树。树上落了只麻雀，正在啄着新抽的嫩芽。

日子就这样过去。我每周都会来看看老人，帮他收拾房间，陪他在楼下散步。有时还会给他带些修车店的趣事，比如谁家的车又趴窝了，谁又买了新车要来安胎。老人最爱听这些琐事，常常笑得前仰后合。

直到上个月，老人突然住院了。

医院的走廊上总是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混合着食堂飘来的饭菜香。我刚走到手术室门口，就看见小芳跪在那里。

她的红羽绒服已经换成了件米色风衣，但领子上依然粘着几根白发。

“医生说爸需要做手术，”她哭得很厉害，“我、我想卖房子……”

我蹲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皱巴巴的纸巾。这是老丈人的习惯，他总说，出门要带纸巾，万一有人需要呢。

“起来吧，”我说，“房子是爸的，永远都是。”

手术室的门一直在开开关关，走廊上的人来来往往。我忽然想起，修车店后面那间小屋还空着，也许可以再攒一些零件。

夕阳从走廊尽头的窗户照进来，在地上拉出长长的影子。影子里，小芳慢慢站起来，整理了一下衣服。她的头发已经有些花白了，在暮色中显得格外明显。

“谢谢。”她说。

我摆摆手，“进去看看爸吧。”

推开病房的门，老人正在看窗外的天空。窗台上放着一个旧暖水袋，是我们结婚时用的那个。

“爸，”我说，“等您好了，我们回家。”

老人点点头，脸上又露出了那种熟悉的笑容。窗外，一片法桐叶轻轻飘过，像是在和我们挥手。

有些房子不仅仅是房子，它承载着太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就像那些年的咸菜，就像那个发黄的”平安”贴纸，就像门口的法桐树。它们都是我们生命里最柔软的部分，轻轻一碰，就会泛起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