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4月，在张守仁家中，李存葆与这位享誉文坛的“大胆伯乐”，正在展开一场推心置腹的交谈。
不甚宽敞的沙发上，俩人紧挨坐着，正前方的桌子上，摆放着厚厚一沓的稿纸，那是李存葆保存三年之久的采访资料，和三年间反复修改搁置的故事手稿。
三年来无数次的翻阅，让他对面前这一沓纸的内容了然于心。
他搭配着亲自采访得来的一手资料，将自己在前线的所见所闻所感，一五一十地向张守仁抖搂出来。
“在前线采访的那段时间，我发表了许多政论文，反响很好。
可无一例外，他们都无法真正地展现这些真实事件中的情感和矛盾，所以我想写故事。”
听完李存葆的讲述，张守仁被带动起情绪：
“写！一定要写！不仅要真实地写，还要写得悲壮些。”
得到支持的李存葆问出了一直以来困扰自己的疑虑：
“可这样会不会有抹黑军队之嫌？”
“任何组织团体都不可能是一张纯洁无瑕的白纸。
作为创作者，我们应该有胆识地写，冲破枷锁，摆脱戒规，把残酷的战争、鲜活的战士、真实的军队，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于是，《高山下的花环》横空出世，并迅速引发全国热潮，由其改编而成的同名电影，时至今日也仍是家喻户晓的存在。
那么这部感人至深的作品究竟是怎样诞生的？它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内心的不满足1979年3月，李存葆作为济南部队政治部宣传队创作室的创作员之一。
按照上级通知安排，随全国各地其他95名文艺创作者，奔赴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线，进行战地采访与写作。
在前线深入采访的四个月时间内，他零零总总共写出十万余字的战争报告文学和散文，但这些文章无一例外都只侧重于宣传战果、描写战斗过程，内容详细，却不感人。
随着听得越多，写得越多，李存葆常常陷入一种困顿的状态，他总觉得没能把自己看到的动人场景、听到的感动故事，用文字表达出来。
词不达意，这是一种很痛苦的写作状态。他开始反思问题出在哪里，该怎么去解决。
通过观察自己这段时间内所写的文章，他发现这些作品缺少感人力量的根源，就在于没有揭示人物心灵的内容。
同年八月份，在前往采访另一支广西前线队伍的安排下，他决定抓住这次机会，近距离观察战士们的心灵世界。
在这次前线采写生活中，他更多地将目光放在“人”的身上，而非“战争”之上。
这一阶段，他所写出的报告文学作品《将门虎子——记战斗英雄兰方虎》，就曾以真挚动人的情感广受赞誉。
后来，他还凭借此文章，获得“自卫还击保卫边疆英雄赞”征文活动大赛报告文学作品一等奖。
但是这个奖项对文艺创作者来说，或者只对于李存葆来说，仅代表鼓励，而非目的。
九年前，他被调到现在所在的创作室从事文艺作品写作，获得更多公开阅读国内外著作的机会。
像沙漠中的旅人偶遇一处清泉，他一头扎进书海，在其中徜徉。
在几百本中外名著的长期熏陶下，他逐渐形成自己独立的创作思想，开始进行一些“在一定程度上初级当时部队生活中矛盾”的大胆尝试。
其中，他和几个同事共同创作的五幕剧《再战孟良崮》，虽有些争议，被人认为是“丑化了老团长”，但仍顺利进行了100多场公演。
总的来说，反响十分不错。
这部剧极大鼓舞了李存葆的创作热情，他鼓起勇气想在描写部队生活的文学创作上更进一步。
可不幸的是，在动荡期间，他因多次同类型的作品创作，使得各种批评检讨接踵而至。
接二连三的打击之下，李存葆蛰伏下来，但他的创作野心一直存在。
因此在动荡时期结束后，在面对对越自卫反击战这一现成的创作材料，他的文学创作野心又开始蠢蠢欲动。
可是之前所带来的禁锢和创伤，却不是能轻易打破和治愈的，而李存葆打破禁锢、自我疗愈，花费了三年。
第一次冲动与搁置在战场前线采写的七个多月中，李存葆将目光更多地看向人，记录下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那天，他跟随着运载解放军战士遗体的军用卡车，来到战场附近一个傣族聚居村落旁的小溪。
早在他们到达之前，李存葆在车内往窗外望去，就见到溪边已经聚集起不少村民。
看到卡车驶来，他们不仅没有流露出面对外来人的害怕，反而面上显露出的是掩盖不住的悲伤。
面对此情此景李存葆不免有些疑惑，本着创作的好奇心，他开口向旁边端坐着的一位解放军战士询问缘由。
“这不是我们第一次运送牺牲的兄弟来这里了。”
短短的一句话，给饶是已经深入前线，见过许多激烈战斗场面的李存葆，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面对死亡的话题，人的心总是会不自觉地颤动。
当卡车停下，车厢门被打开，一具具两个小时前还鲜活存在的遗体被运到溪边，无论是抬送的战士，还是搭手帮忙的村民，无一不面色悲怆。
小溪里被鲜血染红的溪水，溪边摆放整齐毫无生气的战士，帮助整理牺牲战士遗容时，村民的啜泣……
李存葆很难形容那一幕给自己带来的震撼，他说那时自己的心中只浮现出五个字“军民鱼水情”。
艺术来源于生活，《高山下的花环》中的许多人物和事件，都能从李存葆的采写资料中找到原型。
例如，小说中的连长梁三喜牺牲后那张带血的欠债单，那是李存葆在采访31师92团时，一位营教导员拿出来的。
他说这是他们营一位排长牺牲后，从他身上穿的军大衣中找到的，一张张不大的纸条上，密密麻麻详细地写着欠款事项，17个名字，620余元的欠款总额。
他又将那位排长的遗书拿出来，上面多次提及他所欠下的款项，并一再嘱托：
人死不能灭账，假若我光荣战死，抚恤金可尽数拿来偿还债款。
可那位排长不知道的是，当时连排级干部牺牲后的抚恤金也仅有550元，根本不足以还清所有欠款。
值得一提的是，李存葆将这件事写进《高山下的花环》后，随着小说的爆火，牺牲战士的抚恤金问题也得到了更多的重视。
不仅数额增多，家属待遇也得到了提高。
无论是军民鱼水情，带血的欠账单，还是其他类似可歌可泣的人物故事，都极大地震撼了李存葆的心灵。
他感到身体里禁锢自己、紧绷着的弦，隐隐将要断裂。
他萌发了第一次的创作冲动，心想：
我一定要写点什么！
但是这个想法很快又被他搁置。着手开始写时，他感到自己的角度没选对，写作时总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
于是，他放下笔，思考“我不能就这么不痛不痒地写着”。
拒绝“不痛不痒地写”，是李存葆对过去十年间“无冲突论”的反抗。
再冲动又搁置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后，李存葆曾将所有的采写资料进行重新整理和归纳。
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有两类事件的问题较为突出。
一是烈士欠账单问题，二是干部子女的“曲线调动”问题。
知青“上山下乡”时期，不少干部子女受影响参军入伍，不久后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部分入伍的干部子女在安排下需要上前线作战。
可某些干部心疼自己的孩子，想方设法动用自己的人脉将子女调离前线，正如《解放军报》公开批评所写：
他们认为这样是给子女一个安逸的生活，算是尽了为人父母的责任。
两件事，一件是普通战士保家卫国不幸牺牲，却仍信守承诺的悲壮，一件是部分干部子女贪生怕死，坐吃山空的不耻。
李存葆想写，但不知道怎么写，他不想“不痛不痒”地写，避开这些矛盾“对大家都好”，但写不好，怕是会给军队抹黑。
1980年2月，李存葆受邀参加中央与中国作协联合召开的座谈会，会上领导的一番话给了他第二次创作的冲动。
“我们如何对待社会上的阴暗面，是写还是不写？当然要写！
社会上总有一些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行径，阻挠着进步。
对于这些错误的典型，我们不能装看不见，不能装不存在。”
这一番话给李存葆新的创作启发，他不仅要写崇高的英雄，写现实背后的阴暗面，还要给二者塑造强烈的对照，将这一问题尖锐化。
他要将故事的主旨写得更加明晰，可以写干部的私心，干部子女的贪生怕死。
但这些总归是极个别人，不能抹黑军队，故事中要写出这些人的转变，告诉那些做错事情的人什么是正确的。
有了明确的方向，《高山下的花环》故事结构逐渐成型，关键的人物和故事情节也梳理出一条明晰的线。
可当时部队作家白桦的“苦恋事件”，给军队文艺创作带来不小的冲击，而李存葆也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高山下的花环》的创作。
不是他没有冲破“十年”之后文艺作品创作上无形枷锁的勇气，而是在这样一个时期，他所创作的故事本身就极具敏感性。
三年苦等终发表在这一时期，李存葆也曾发表过多篇在一定程度上触及社会和军队矛盾的文章，他在试探，也在探路。
两年后，李存葆又参加了全国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这次座谈会让他沉下去的心思又活络起来。
会上，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沉默，他们站出来，犀利的言语像利剑，直指无形的枷锁。
“回避矛盾，问题永远得不到解决，我们不过都是在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只要我们站在正确的立场，摆正自己的态度，进行真实的创作。
在光明与黑暗的搏斗中，坚定地选择光明，我们就不怕批判！”
相较于两年前，无论是座谈会上的氛围，还是社会的氛环境都能明显感到放松。
座谈会上同行的激励，徐怀中《西线轶事》的“破冰”，都赋予了李存葆极大的创作勇气。
在会上，他与张守仁约稿，并鼓起勇气向他简述自己《高山下的花环》的创作想法。
虽然当时的想法略有不成熟之处，但引起张守仁极大的兴趣。
他将自己的地址写在纸条上，邀请李存葆到家中细谈，于是就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
这部李存葆整整构思了三年的作品，最后他仅用一个月的时间便完成初稿，十多天的时间完成修改誊抄，送达张守仁的办公桌之上。
1982年，《高山下的花环》正式在《十月》杂志第六期发表。
结语作品发表后，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轰动，不少读者给李存葆寄信表达感受，也有不少人公开为自己以前在部队做过的错事表示忏悔。
不仅小说成为畅销书，六十多家剧团还向他买来版权，将作品改编成话剧、舞剧、歌剧等等，在全国各地演出。
其中由其改编而成的同名电影《高山下的花环》更是成为家喻户晓的存在。
直到今天也仍是一部不朽的爱国教育影片。
《高山的花环》尖锐地写了死亡、穷苦、不良之风，但更多地描写了战友情、爱情、亲情、部队情与爱国情，是一部揭示人性、情感与责任的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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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过冬】
【编辑｜长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