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末，平津地区的局势紧张而微妙。平津国民党军被解放军战略包围，犹如困兽，而天津作为平津战场上的重要据点，其命运也在国共双方的博弈中悬而未决。
天津，这座位于中国华北地区、东临渤海的城市，在明清两朝便是都城北平的门户，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在国共内战期间，它更是国民党进攻东北、华北解放区的重要基地。1948年12月中旬，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犹如一把利刃，将北平、天津、塘沽等地的联系全部切断，天津瞬间变为一座孤城。
1948年12月15日，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收到了蒋介石的来信。蒋介石在信中以兄弟相称，字里行间虽透露出对危局的无奈，却仍下达指令，让陈长捷将天津中央银行的银块和银元在3日内装船运往南方。同时，蒋介石声称东北军事虽失利，但关内各方面基础未动摇，仍居优势，要求陈长捷坚守天津。陈长捷信誓旦旦地应承下来。然而，华北总司令傅作义心里明白，蒋介石明知守不住，急于转移财物，却还将几十万官兵置于战火之中。
辽沈战役结束不到20天，中央军委就命令东北野战军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让部队结束休整尽快入关。东北野战军迅速响应，日夜兼程奔赴关内，与华北军区部队会合后，包围了北平、天津、张家口等地。12月下旬，傅作义部第35军在新保安被歼灭，张家口孙岚峰部西撤计划失败，绥远的部队也被解放军歼灭，傅作义西撤绥远已无可能，而从海上逃走的可能性却大增。此时，平津战役的重心转移到围歼天津、塘沽等地的蒋系国民党军。中央军委要求东北野战军首先攻克塘沽，以阻止国民党军从海上南逃。
1948年12月21日，东北野战军隔断了塘沽与天津的联系，对塘沽和大沽形成三面包围态势。东北野战军司令部最初决定先取塘沽，后攻天津，由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吴富善统一指挥第二、第七、第九纵队共10个师担负歼灭大沽和塘沽之敌的任务。塘沽东临渤海，其余三面是盐碱滩，河网密布，地形复杂。海潮涨落，冬季不结冰，这种地形既不利于兵力展开，也难以构筑工事，大兵团行动困难重重。
为准确掌握塘沽地形对作战的影响，林彪派素有“儒将”之称的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前往查看。刘亚楼16岁参加革命，19岁入党，参加过长征，还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过，指挥作战多谋善断，被毛泽东誉为难得的将才。刘亚楼勘察后，与前线指战员商讨得出结论：攻占塘沽有把握，但全歼两沽之敌不易，最大可能是歼灭一部，大部逃窜，得失不划算。
于是他建议以5个纵队部署于天津周围，两个师的兵力对付两沽之敌；若北平、天津地区国民党军想突围，则集中北平、天津附近9个纵队围歼；如北平、天津之敌不突围，在攻击准备完成后，先攻取天津。1948年12月29日，林彪、刘亚楼向中央汇报这一作战计划，中央军委复电同意放弃攻击两沽，先攻取天津。
天津东临大海，河流纵横，海河将其分为东西两部分，形成南北长12公里、东西宽约5公里的狭长地形，郊区多为低洼地带，地形复杂，易守难攻。经过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军长期修缮，天津的防御工事完整。全市有各种明碉暗堡上千座，其中超大碉堡380余座，还结合高大建筑构成多个坚固且相互火力支援的城防重点。为阻止解放军进攻，国民党守军围绕天津城挖了宽约10米、深约4米的护城河，河外侧设置铁丝网路障和雷场，市内街道也布满电网。
陈长捷，这位国民党军中的悍将，自被傅作义推荐担任天津守备司令后，便开始对天津外围进行改造。他将外围可作掩体的树木、房屋全部清理，使之成为真空地带，还埋设了4万颗地雷，在市内各十字路口、胡同、码头加修临时碉堡，提升护城河水水位3米，使京宝公路以南10余平方公里变成泽国。守卫天津的13万国民党军划分了三个主要防区和一个核心阵地。陈长捷对天津的城防颇为自得，向傅作义保证只要自己在，天津万无一失。他对部下要求严格，提出要用拼命的精神保命、用毁家的精神保家、战斗到上无片瓦、下无净土。
蒋介石前来督战时，对陈长捷的表现连连称赞，还提醒他注意工事设计和运用的保密。然而，陈长捷没想到，天津城防工事、军力部署等绝密情报早已被中共地下党送到前线指挥部，刘亚楼据此制定了东西对峙、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包围的作战方针。
1949年1月初，东北野战军各工程部队发起清除天津外围的战斗，至1月12日，外围作战结束，歼灭国民党军4000余人，基本扫清天津外围据点，缩小了包围圈。陈长捷将运河水倒灌护城河，使城外近乎成河。解放军则设法排水，刘亚楼冒着寒风寻访群众，在运河上游唐公屯附近找到水闸，调派部队打开水闸，使南运河水流入涧河，切断了流入护城河的水源。
隆冬时节，护城河一夜结冰。陈长捷为阻止解放军攻城部队越过护城河，组织部队炸冰。解放军各部队开展军事民主，指战员们想出用芦苇扎成捆铺于河床、再搭板过桥的苇子桥办法。
东北野战军担任天津作战的部队共有5个纵队22个师，外加特种兵部队两个团，共34万人。7纵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吴富善统一指挥第七、第八纵队组成东集团，为第二主攻方向，由东向西攻击；1纵司令员李天佑、政治委员梁必业统一指挥第一、第二纵队组成西集团，为第一主攻方向，由西向东攻击；9纵司令员詹才芳、政治委员李中权统一指挥第9纵队及第12纵队第34师组成南集团，由南向北攻击，配合东西两集团。
第12纵队主力位于军粮城地区，警戒塘沽方向，截断天津国民党军向塘沽方向的退路。此时各纵队都配备了缴获的坦克、装甲车和炮兵等特种作战部队，大战一触即发。但中央军委仍希望和平解决天津问题。
1949年1月6日，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给陈长捷以及天津国民党守军其他两位军长发出亲笔信，呼吁他们放下武器，在解放军发起总攻前派代表谈判。1月8日、10日、11日，经陈长捷同意，国民党天津参议会派出4名代表三次出城与刘亚楼会谈。但陈长捷并无投降之意，只是借此试探解放军动向，还提出只放下重武器、携带轻武器撤至塘沽然后从海上南撤的无理要求。
刘亚楼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严肃指出：人民解放军希望和平解决以免天津遭受破坏；天津国民党守军应自动放下武器；解放军保障一切自动放下武器的官兵个人及家属生命财产安全；如果国民党军不愿自动放下武器坚持顽抗，解放军将采取攻击行动，并令陈长捷于1月12日前答复。
然而到了1月12日，陈长捷没有答复。平津前线司令部通知傅作义的谈判代表，让傅作义命令天津国民党守军于13日12时前开出城外，听候处理，否则解放军将于1月14日攻城。傅作义给陈长捷的指示是坚定守住，于是陈长捷决心在军事上为傅作义负责到底，拒绝放下武器。
1949年1月14日上午10时，笼罩天津的浓雾消散，总攻天津的战斗打响。500多门大口径火炮怒吼着，将炮弹倾泻在国民党守军阵地上，前沿阵地的工事和障碍物被炸毁，城墙上炸开数道缺口。这精准的炮击得益于中共地下党组织提供的资料。东北野战军攻城部队以坦克为牵引，工兵爆破、排雷、架设浮桥，突击部队冲向城垣。民权门的战斗异常激烈，16岁的战士钟寅根为了将战旗插在民权门城楼，虽身负重伤仍勇往直前，最终英勇牺牲，红旗屹立不倒。
下午1时，东北野战军在东西南三个方向打开9个突破口，部队如潮水般涌进城内。东集团的头号攻击目标金汤桥，东北野战军东西集团在此会师，拦腰斩断国民党守军防御体系，然后按计划迅速席卷城南城北，直捣核心守备工事。耀华中学是国民党守军核心据点，被合围后，天津警备副司令邱宗鼎暗示守军师长举白旗停止战斗，耀华中学挂出白旗。1月15日5时许，第一纵队第一师包围国民党军天津警备司令部大楼并展开激烈争夺，最终攻克。陈长捷、邱宗鼎成为俘虏。
随后，第一纵队第3师在东集团、第7纵队第19师配合下攻占第86军军部所在地，第82军军长林伟畴、第86军军长刘云翰被活捉。下午5时，城北第151师在包围下宣布投降，天津战役结束。从1月14日上午10时总攻打响到1月15日15时战斗结束，只用了29小时，全歼陈长捷集团13万人。
傅作义的谈判代表邓宝山曾怀疑解放军攻打天津的能力，傅作义也曾询问陈长捷天津能坚守多久，陈长捷信心满满地回答不会比长春差，起码拖半年，撇开塘沽至少能坚持3个月，然而现实是不到30小时天津就被攻克。天津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军事上极为精彩的一战，多兵种协同作战，在短时间内解放了拥有现代防御体系的天津城，全歼国民党军重兵集团。
1949年1月17日，塘沽解放。天津、塘沽的迅速攻克，沉重打击了傅作义，警告了北平的国民党军，顽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条。在天津作战中，东北野战军攻击部队战前制定和演练城市攻坚战战术技术，除中纺七厂毁于炮火外，其余工厂、学校和主要建筑未受大破坏，在执行城市政策纪律方面秋毫无犯，赢得了市民和外国侨民的普遍赞扬。
一个多月后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将刘亚楼及其麾下将士在津门浴血奋战的经验命名为“天津方式”，这种方式促成了“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的出现，成为解放战争中重要的战略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