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电影是关于法国最紧迫的话题

红魔 2024-08-10 03:36:08

文|盛昊阳

「巴黎是一座非常古老的城市,而我们却很年轻,这里什么都不简单,甚至贫穷、意外所得的钱财、月光、是与非以及那在月光下睡在你身边的人的呼吸,都不简单。」。

年近六旬的海明威回望着二十多岁时贫苦潦倒的自己,尽管眼神和行文都不无爱怜,他仍然坚定地把与第一任妻子哈德莉相处的章节命名为「虚假的春季」,对1920年代的巴黎做出了如上犀利的判断。

「巴黎绝不会再跟她往昔一样」,但是,这种判断并不因时代的改换、城市风貌的微调而变迁。

对于每一个跌跌撞撞、甚至是误入其中的异国年轻人而言,巴黎不止是「一席流动的盛宴」,有波光粼粼的塞纳河或让人惊叹的圣母院,这里的「不简单」永远使人感到迷惘。

这份迷惘在获第69届柏林金熊奖的影片《同义词》中,表现为阴雨连绵的街道、无序摇晃的主观镜头和以色列青年约阿夫沉重的喘息声。

约阿夫闯入一座居民楼,翻出地毯下的钥匙,步入黑暗但巨大的公寓内,又因在洗浴时被偷走包括衣物在内的所有行李,求助无门下陷入绝望。

不是每一个初来乍到巴黎的人都会面临如此戏剧化的遭遇,但《同义词》毕竟是一部带有少许自传意味的电影,现实也许远比虚构更加不可思议。

导演那达夫·拉皮德生于特拉维夫,完成兵役后,突然萌生了逃离以色列式命运的的想法,他买了张机票飞往全然陌生的巴黎,想要从此成为一名法国人。

诚然,拉皮德自幼热爱法国文化,在他的想象中,巴黎意味着「天空、树木、爱情、人性」等一切美好自然的词语,当他终于能够生活于其间时,像所有在异国他乡无所适从的游子一样,前所未有地体悟到自己那无法磨灭的以色列身份。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确认身份的一杆标尺,而故事里约阿夫痴迷同义词学习和法语词典的习惯就源于拉皮德自己。

获得救助后的约阿夫身着醒目的黄色大衣,逡巡于巴黎的街巷,念诵着以精密著称的法语单词,自我告诫「不要抬头」去沉溺巴黎的美景。他急于摆脱伴随己身二十余年的公民身份,用「下流、无知、污秽」等十几个简单粗暴的词语,情绪激动地向作家艾米勒描述心目中的以色列,艾米勒回答:「没有哪个国家能同时被这么多同义词形容」。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座城市都可能让人产生同样的感受。

纵然身无分文,缺乏求生技能,只能在以色列大使馆找到一份糊口的工作,约阿夫依然拒绝使用母语。他的叙述和回忆都是碎片式的,一些参军时的经历,关于祖父的恐怖分子事迹,反复讲解童年时代对赫克托尔的迷恋。

他在巴黎的生活更显得模糊而仓促,剧情整体向前推进,但时快时慢,难以梳理出一条完整的主线剧情,剧本只是围绕对犹太复国主义和暴力倾向的讽刺展开,消解爱国主义的正统性和崇高性。

约阿夫的大使馆同事在地铁上向乘客哼唱以色列国歌,过分夸耀自己的犹太身份,和另一位崇尚暴力的民族主义者在办公室内展开一场啼笑皆非的摔跤比赛,让约阿夫尴尬不已。

借这位大使馆同事之口,《同义词》也提到了发生于2016年的尼斯恐怖袭击事件,在欧盟难民政策收紧和全球难民危机的当下,难民问题和随之引发的对穆斯林群体的仇恨是无法回避的话题。

约阿夫的立场与穆斯林正好相反,他是以色列人,不是通常意味上的战争难民或政治难民,但他同样选择了背井离乡,为了逃避如附骨之疽的民族身份,最后却只能在摄影师的指挥下,重新讲回母语,被强迫恢复以色列人的身份,接受异域视角的观看和玩弄。

约阿夫年轻、英俊、身材魁梧,是军国主义的完美造物,能够同时充当肉体和精神上的消费品,这也正是艾米勒和卡罗琳这对法国情侣对他产生兴趣的原因。

他们只是抽象的概念,承载导演思维的容器,艾米勒以「腐烂、平庸」来形容法国社会,把自己正在撰写的作品命名为《毫无生气的夜晚》,可见在拉皮德看来,法国与以色列也只是「同义词」。

从开场时的无处容身到结局时的不被接纳,电影完成了一个圆环,而什么问题都没能解决。但谁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所有的一代代人都让一些事情给搞得迷惘了,历来如此,今后也将永远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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