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楼是福建武平人，出生于1910年，家中没有半分田，父亲以砍柴卖柴为生，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刘亚楼出生后不久，他的母亲就因病去世了。父亲无力抚养他，就把他过继给了自己的好友刘德香。刘德香的家境也不富裕，他见刘亚楼天资聪颖，宁可让自己的孩子不读书，也咬牙把刘亚楼送进了学堂。

高中毕业后，家里已经无力负担刘亚楼的学费了，无奈之下，他只得辍学，在老家当了一名小学老师，期间开始接受进步思想并走上了革命道路。1929年秋季，19岁的刘亚楼正式加入了红军队伍。由于有文化，又善于学习，因此刘亚楼进步很快，只用了不到四年的时间就升任了红2师的政委。当时该师的师长是陈光，参谋长是熊伯涛。

熊伯涛是湖北黄陂人，比刘亚楼大6岁，读高中时参加了革命，并在1926年加入我党。1927年11月，他来到冯玉祥开办的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留在西北军中任职，两年后升任连长。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战败下野，部队被蒋介石改编为第26路军，并被派往赣南和红军作战。

后排左4为熊伯涛

26路军在当地没有一点群众基础，蒋介石又不给补给，不久后士兵们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和红军作战，结果可想而知，几场败仗之后，部队的士气极为低落。不久后“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军侵占了东三省。26路军的许多战士都是北方人，他们纷纷要求返回老家打鬼子。

蒋介石不仅不同意，还派重兵堵住了26路军北返的道路。26路军的将士们忍无可忍，在董振堂和赵博生等人的率领下，毅然在宁都起义，加入了红军队伍。之后起义部队被改编为红5军团，熊伯涛在14军41师担任作战科长，三个月后出任该师122团团长。1932年6月，熊伯涛调任红3军第8师参谋长，后来又担任过红一军团第31师参谋长。

熊伯涛

1933年8月，熊伯涛出任红一军团第2师参谋长，和陈光、刘亚楼成了搭档。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在一次行军的时候，有的战友知道熊伯涛在西北军中当过兵，这些人对冯玉祥很感兴趣，就让熊伯涛谈谈他对冯玉祥的看法。熊伯涛讲了冯玉祥的一些缺点，也肯定了他的一些长处，并说他在西北办过不少好事，和蒋介石不一样。

本来这是一次闲聊，但有好事之徒却跑到刘亚楼那里，打了熊伯涛的小报告，说他虽然参加了红军，但仍对冯玉祥念念不忘，是立场不坚定的表现。宁都起义部队改编为红5军团后，有一些人就对起义部队中的旧军官不相信，致使不少西北军出身的营、团级指挥员不得不离开了指挥位置，熊伯涛当时只是连长，因此没有受到波及。

长征途中，红军的处境十分艰难，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开了小差。此时有人说熊伯涛立场不坚定，就引起了刘亚楼的重视。他和熊伯涛搭档的时间并不长，对他过往的经历也缺乏了解，再加上当时刘亚楼才只有24岁，身上还有一些不成熟的地方。最终他误听一面之词，召开了支部会议，对熊伯涛进行批判。

熊伯涛认为自己并没有说什么过头的话，因此辩解了几句，结果就被开除了党籍。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不久后他参谋长的职务被解除，调往教导营当教员。好在熊伯涛的抗压能力足够强大，并没有就此消沉，照旧兢兢业业的工作。1935年秋季，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经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的谭政批准，熊伯涛的党籍被恢复。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熊伯涛进入八路军115师任职，后来调到晋察冀军区工作，担任过军分区参谋长和司令员。刘亚楼则进入抗大任职，出任抗大教育长，1939年他前往苏联学习，直到1945年8月才回国。解放战争期间，熊伯涛和刘亚楼在东野重聚，当时刘亚楼是东野参谋长，熊伯涛是第12纵队副司令。

对于当年误听一面之词，开除了熊伯涛党籍一事，刘亚楼始终心存悔意。但由于多种原因，在东野和四野期间，他并没有就此事向熊伯涛道歉。新中国成立后，刘亚楼出任空军司令员，熊伯涛担任了公安部队副参谋长。两人在工作中并没有交集，也就没有什么嫌可避了，刘亚楼自己花钱买了两瓶茅台，登门向熊伯涛就当年之事表达了歉意。

熊伯涛也是心胸非常开阔的人，并没有因当年之事心生嫉恨，几杯酒下肚，还是好战友。1955年刘亚楼被授予上将军衔，熊伯涛则是少将。1965年，刘亚楼不幸病逝，年仅55岁。熊伯涛得知后十分悲痛，亲自参加了刘亚楼的追悼会。1975年，熊伯涛也因病去世，享年7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