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时第一家中餐馆Wah Kel（华侨）于1923 年在安特卫普的Schipperskwartier开业，当时的顾客主要是从中国过来的水手，2022年，该餐馆在存在一百年后关闭，也象征着中餐业在比利时辉煌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见文末视频）。

事实上，目前在比利时的中餐馆面临着诸多困境：老一代感到疲惫，年轻一代则不愿在众多时尚连锁餐厅的竞争中挣扎，为此《De Morgen》特地采访了三家中餐馆，了解他们为何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坚持经营。

🔺@De Morgen

Dikke Mee餐厅的Kwong Yiu (49岁)和Lai Yeu (44岁) Wong兄妹(位于Brecht)：

🔺“我们的家族餐馆一个个关闭了，只剩下我们“

Lai Yeu：“前不久，我13岁的女儿说她想成为一名建筑师，但她也意识到这样一来就无法接手餐馆了。其实我完全不指望她来接班，但她明显为此有些纠结，可以理解，她看到我们已经是第三代人继续经营这家餐馆。”

Kwong Yiu：“我们家里曾有好几家餐馆，其中一家还被大火烧毁了。我们的最小的叔叔在火灾中叫醒了在楼上睡觉的兄弟们，但自己却没能逃出来。”

Lai Yeu：“如今，其他餐馆几乎都关门了，有的因为退休后没有继承人，有的因为健康问题，还有的因为道路施工影响了生意，如今只有我们还在坚持。我们四个人轮班经营，这样每个家庭都有时间团聚，也可以送孩子上学。”

“我们的童年生活可不一样。我是最小的，也是唯一一个在这里出生的孩子，那时候父母已经在经营这家餐馆了。他们没有时间照顾我，我寄宿在寄养家庭，每周三父母会来看我，但我并不觉得他们是我真正的父母，直到我上学后，才真正和他们住在一起。我们虽然从不缺吃穿，但总是需要自己解决问题。”

Kwong Yiu：“不过，那段时间也带来了许多美好的回忆。我们会和顾客一起坐在桌前打牌，有时还会和他们‘讨’来咖啡配的小饼干，顾客们带我们去游乐园，有的还给我们零花钱，后来我们经常在餐馆里帮忙。我很喜欢厨房工作，但父亲一开始并没有教我做饭，他希望我能专注于学业。”

Lai Yeu：“我总是说自己再也不会做餐饮，因为当别人放假时，你要工作，而且永远停不下来，我在做会计时也这样说，直到哥哥问我愿不愿意加入他的餐馆。自2002年以来，Kwong Yiu一直和我们的大哥一起经营餐馆，后来大哥回了香港，他便需要一个新的伙伴，那时我意识到自己其实并不适合坐办公室，最终我决定试一试。结果，我一直干到现在，看来这份工作并没有那么糟糕（笑）。不过，我的一个条件是父母必须完全退下，否则很难引入新变化。”

Kwong Yiu：“而变化是必要的，因为时代在变，以前的午餐服务已经不再赚钱，所以我们在疫情封锁结束后只开放晚餐服务。我们也得用不同的方法寻找员工，因为几乎没有中国学生来比利时打工了。”

Lai Yeu：“经济上也有挑战。许多人觉得中餐应该便宜、快速，还能吃上两天，他们有时认为我们只需用微波炉加热食物，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的一切都是现做的，食材成本和其他餐厅并无二致。”

Chinees Restaurant Jumbo(珍宝酒楼)餐厅的Ray Kwan (32岁)（位于Bocholt）：

🔺RayKwan：“我赚得足够，能养活父母和家庭”

“我的很多老顾客都看着我在这个餐馆长大，我一直都在这里，自从我们在我三岁时从英国搬到比利时，接手了我叔叔的生意。那时没有人看护我，所以除了周末员工偶尔带我去游乐园，我大多是自己找事情做。

“我学习了酒店管理，之后在父母的建议下尝试进入就业市场，然而，他们时不时会让我回来帮忙。我的母亲患上了痴呆症，父亲因多年来非符合人体工学的工作方式，颈部出现了问题——那时并没有这方面的知识。

“于是我开始思考，我希望父母能早点退休，而经营餐馆足以让我通过努力工作，养活他们和我的家人。关心长辈是中国文化的传统，虽然我们也知道养老院的存在，但通常只有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才会考虑。

“放手自己辛苦建立的事业并不容易，我确实费了很大的劲才说服父母，因为他们担心我会很快厌倦这份工作,  但是他们错了。

今天，他们为我继续经营餐馆感到骄傲。他们的朋友们甚至有些羡慕，因为现在很少有子女接手家族生意了。很多人的孩子在IT行业工作，半年就因压力大而崩溃，而我的父母却有一个照顾他们的儿子。这并不是我一个人在做，我的妻子也在餐馆帮忙，我负责炒菜，她负责油炸食品。我们因蒜味鸡肉而闻名——我们用新鲜剥好的大蒜，这不是每家中餐馆都会做的。此外，许多人也会专门来品尝我们的“babi pangpang”：这是一道需要煮八小时、静置一天再油炸的猪肉菜肴。很多中餐馆为了省时会直接采购现成的，但我已经习惯自己做。

“我们的菜单上有102道菜，以前甚至更多。虽然删减了部分菜品，但这些菜品编号多年来一直保持不变，方便那些记不住名字的老顾客们点餐。我们的菜肴并不是真正的中餐，而是结合了印尼和中餐的元素，口味适合西方人。每天站在炉灶前，我都在练习一些随着中餐馆逐渐消失而在比利时濒临失传的技艺：翻炒的艺术。这也让我得以保持对自己文化根源的联系。”.

Chau’s Garden(周园)餐厅的Stany Chau (33岁)（位于Vosselaar）：

🔺“我们每周多休息一天，老一辈的中国人觉得这很懒”

“我的祖父母是最早来到比利时的中国人之一，当时开餐馆赚钱很容易，我祖父曾经一度经营了五家餐馆。如今，父亲接手的这家是当年餐饮‘帝国’唯一剩下的，其他的都因为还债被卖掉了。”

“许多中国父母会劝孩子别进入家族餐馆工作，但我的父母不是这样。读书不是我的强项，我的家人几乎都有餐馆，我很难想象自己会做别的事。尤其是我18岁那年，父亲告诉我，如果我不接手，他几年内就会卖掉它。于是我开始正式帮忙——虽然我从12岁就开始在餐馆里忙活。次年我成了名义上的负责人，但直到现在，家里的主事人还是我父亲。”

“老一辈的中国人不太能接受变化，我希望能现代化，比如缩减菜单。与其每天都提供所有菜品，不如每月推出一道特别菜，不过父母不太赞成这些想法。在中国文化中，尊重长辈及其决定是根深蒂固的，家里我不能总发表意见，但在厨房里我是最终决策者，这才是最重要的。站在火焰炽热的锅炉前做菜，是一种艺术。要让菜熟而不焦，嫩而不生，刚刚好，是需要技巧的。”

“经营餐馆非常辛苦，我理解那些同龄人不愿意再做这行，我每周工作六十到七十小时，压力很大。优秀员工难找，大多数人周末想享受生活，但那是我最忙的时候。其他五天也不能放松，总有进货、维修要处理，我这么拼，是为了家人，为了给我女儿提供财务保障。但家庭时光对我也很重要，所以自从她出生后我们每周多休息一天。老一辈的中国人觉得这有些懒，但我不仅用双手工作，还用头脑。烹饪不难，但要通过战略性经营赚钱，这就是另一回事了。”

“因此，我非常重视良好的管理。我们有两名固定员工，另外还有二十个灵活的兼职人员。在高峰时段，我们几乎每分钟就有一道菜从厨房端出来。我们工作很辛苦，但彼此尊重。与前几代不同，我认为忠诚和同事间的紧密关系非常重要，这或许是我们餐馆仍然顺利经营的原因之一。但我最大的幸运还是我的妻子，如果不是她愿意接手我母亲的工作在前厅招待客人，我们可能无法撑到今天，这份工作，一个人是做不起来的。”

感叹啊，在比利时的华人餐馆世家中，几代人的辛勤付出，不仅承载了家族的梦想，更书写着一种对故乡、对传统的深情, 这份坚持让同样在海外打拼的你我无比感动！

然而，时代的洪流带来不容忽视的挑战：激烈的市场竞争、日益稀缺的人才、不断变化的顾客需求，都让传统中餐业的“安居乐业”愈加艰难。

年长一辈的坚守与年轻一代的创新之间，时常上演着激烈的碰撞与妥协。正如《易经》所说：“穷则变，变则通。”  中餐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璀璨的明珠，我们唯有在保留初心和不断求变中找到平衡，才能将这些老字号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