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现代思想解放的先驱，鲁迅的名字，可谓国人皆知。
但就连“敢为风气之先”的鲁迅先生，在“两性”方面的观点，却也没有那么“新潮”。
有这么一位教授，与鲁迅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他写了本书名叫《性史》，其言论之超前，就连鲁迅都难以接受，说他那套东西，要到25世纪才能实现。
古人的“锅”吗？直至今日，虽然人们早已不再谈“性”色变，但在日常生活中，仍不免对这种事情抱有遮遮掩掩的态度。
大城市可能还好，但在一些小地方，性教育似乎仍是一件难以启齿之事。
这就导致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有些女生在月经初潮时惊慌失措，甚至以为自己生了什么大病。
有些人可能觉得，这是由于中国人几千年来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所以才会如此“保守”。
然而，这种想法并不完全正确。
事实上，在我国古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对此的态度都是比较开明的。从原始社会以降，直至汉、唐盛世，皆是如此。
以先秦时代为例，当时就连在朝堂之上，无论男女，对于此事有关的话题，也都并不多加避讳。
《战国策·韩策》里曾有这样的记载：
“宣太后谓尚子曰：‘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也’”
这里的“宣太后”是秦宣太后，她是秦昭襄王的母亲，后者是秦始皇的曾祖。
上述记载简单地说，秦宣太后告诉尚靳一些她和先王之间的“私人之事”。
是不是很震撼？以堂堂太后之尊，竟然在如此严肃的场合这么直白地讲出，应该会颠覆很多人的认知吧？
即使是在宋朝程朱理学倡导“存天理，灭人欲”之后，尽管“禁锢”的历史确实就此展开，但到随后的明朝，民间对的态度就又重新开明了起来。
明末清初，这一类文艺作品大量涌现。广为人知的《金瓶梅》，就是在这段时间成书的。
不过，由于清朝禁毁“诲淫诲盗”之书，“禁锢”思想卷土重来，比之前犹有过之。从那时候开始，国人的观念才真正开始走向保守。
实践出真知：“摩登时代”的留洋博士语出惊人民国时期，随着帝制的瓦解，所谓的“摩登时代”随之而来。
在这一时期，国民的观念有所“解禁”。其表现形式之一是，人们普遍能接受离婚了。
根据《大公报》在1928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在32位受访的青年男女中，仅有2人明确表示无法接受离婚。
尽管如此，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不会那么容易被打破。
就在这个时候，咱们这篇文章的主角登场了。
张竞生，1988年生于广东饶平，民国首批留洋博士之一。
1912年，也就是民国元年，24岁的他赴法留学，就读于巴黎大学。
从巴黎大学毕业之后，张竞生又在里昂大学攻读了哲学博士学位。
1920年春，他学成归国；次年10月，接受蔡元培的聘请，就任北大哲学教授。
在北大，张竞生开设了心理和爱情问题讲座。在他看来：
“人生哲学，孰有重大过于性学？而民族学、风俗学等，又在与性学有关。”
咱们常说：“实践出真知。”张竞生博士的理念，与他早年的留法经历关系匪浅。
张博士一生著作颇丰，其中有一部书是他的自传，书名是《十年情场》。
这部书共有八个章节，其中第四章和第五章的标题分别是：“在巴黎惹草拈花”和“留学时代的浪漫史”，第八章的标题则是“三个月的情侣”。
在另一部“半自传式”的小品文合集《浮生漫谈》里，他也提到了自己在欧洲的罗曼史。
比如说，这部书中的第五篇的篇目是《法国猎艳》，开篇第二句如此写道：
“可是在法国别有一种特殊的‘学术’，即是情感满天飞，满地融溢磅礴的感受。”
不得不说，拥有“浪漫之都”巴黎的法国大地，确实为张博士提供了学术“土壤”。
招来恶评无数对于张竞生的言行，当时的多数文人学者都表示不能认同。
1927年5月6日，《时事新报》副刊《青光》刊载了一篇署名“徐丹甫”的文章，题为《张竞生丑态毕露》。
“徐丹甫”是梁实秋主编《青光》期间使用的笔名。他在这篇文章里毫不客气地批评张竞生是“诲淫渔利的假科学家”，痛批后者提出的“第三种水”。
为此，梁实秋在上文中对张竞生的批评，甚至上升到了“问候家人”的地步。
梁实秋
张竞生最出名的一部作品，就是《性史》。
这本书并不是张竞生自己写的，而是他在《京报副刊》上刊登征稿启事，通过征集与之相关的话题，将收集到的稿件编撰成书的。
尽管张竞生再三强调，该书“乃是科学及艺术的书”，并指出“我们尤当看它为一种艺术”，但此书一出，依然恶评如潮。
鲁迅先生的弟弟周作人，算是彼时比较支持张竞生的学者之一了。
其原因大抵在于，周作人持有唯美主义文艺思想，而张竞生写过一部《美的人生观》，两人的思想有共通之处。
但即使如此，周作人后来也改变了立场。1927年，他以“岂明”为笔名在《世界日报副刊》上发表题为《时运的说明》一文，里面写道：
“到了民国十六年，从一月一日起，张竞生博士自己也变了禁忌家、道教的采补家了。”
周作人
周作人之所以会这么说，是因为张竞生的理论太过难以接受。
即使是到今天，张竞生的这个理论也仍受到学者诟病。
2013年，一篇题为《论张竞生性话语的建构》的论文就指出：
“张竞生尽管使用了生理学术语和科学论文的表述方式，然而，文章的整个立论却是以道家的“养身术”为基础的……这种建构显然既无‘科学’亦无‘美’。”
至于鲁迅先生本人，正如咱们在开头提到的那样，他也认为张博士的观念过于超前了。
如今依然不合时宜公平地说，作为国内性教育第一人，张竞生无疑开创了先河，为打破自清朝以来愈加严苛的“禁锢”作出了卓越贡献。
但张竞生的一些理念，哪怕是放到今天，确实也过于超前了。
比如说，他曾在1927年发文，支持女子参加某种形式的游行。这里的“某种形式”，指的是女子不着寸缕。
此外，他所提倡的“情人制”，至少在如今也并不合时宜。
在上文提到的《怀念情人》一文里，他提到有位教授丧偶后，与小姨子关系暧昧。为了这件事，小姨子的未婚夫特意从广东跑到北京，誓要将教授置于死地。
于是，张竞生就看不惯了，他写到：
我看不过了，就在《晨报》上发表我所谓的‘爱情定则’，即是：
（一）爱情是有条件的；
（二）是比较的；
（三）是可变迁的；
（四）夫妻为朋友的一种。
上述这段话，尤其是前半段的故事，如果是出现在今天的互联网上，恐怕也会引发一场舆论风波。
当然，基于解构资本主义的异化家庭的理念，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提出过“消灭家庭”的口号，但不仅出发点与张竞生不尽相同，而且也绝非一日之功。
或许，张竞生所构想的一些东西，真的要到25世纪才能实现吧。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那一套在当下绝对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