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邓颖超，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她是周总理的妻子，也是我们党内资历深厚的老一辈革命家。在她临终前，她就已经把自己的后事都安排妥当了。然而，她的这一提议却让中央领导层感到十分棘手，这究竟是何原因？
当年，她领着几个女同学走上大街，以实际行动支持学生们的抗争活动。1925年，邓颖超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在天津的那段日子里，她常常组织女性同胞走上街头，参与各种抗议活动。当时，敌人一直拿着枪对准抗议人群，可她却一直冲在最前面。邓颖超清楚地看到，如果不先打倒国内的封建势力和外来侵略者，妇女的权利就像种子落在石头上，根本没法生长。
她积极推动女性事业，专注于教育领域，致力于帮助女性学习文化知识，提升生活能力。邓颖超清楚地认识到，一个人只有自己挣钱养活自己，才能真正挺直腰杆做人。红军长征期间，邓颖超与周恩来共同跟随部队进行战略转移。
邓颖超那时候身体还没完全康复，作为一个从小生活优渥的大家闺秀，能坚持走完那么长的路程，充分展现了她顽强的毅力。到了延安后，她毫不犹豫地继续投入到了妇女事业里。她在延安女子大学教书，负责教女学员们认字、学知识。
新中国成立之初，邓颖超出任全国妇联首任主席，她在推动新中国首部婚姻法的出台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即便当上了国家元首，她的日常起居依然保持原样。一件衣服穿个几年太常见了，秘书赵炜常劝她买新衣服，她却总是回答：“能穿就行了。”
邓颖超的住所是单位安排的，家里的陈设一用就是几十年没换过。她是个特别爱干净的人，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叠被子、打扫房间。赵炜曾提到，邓大姐非常讲究卫生，她屋里的物品总是摆放得整整齐齐。
年过七十的邓颖超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工作热情，她每天都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丝毫没有懈怠。自从成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她的日程排得满满当当，不是主持会议就是批阅文件，忙得不可开交。连身边的赵炜都心疼不已，天天叮嘱她别太累，要按时睡觉。可邓大姐就是不听赵炜的劝，工作结束后非要看会儿书报才肯睡觉，怎么劝都不管用，总让赵炜操心。
周总理离世后，邓颖超开始考虑自己的后事安排。她是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者，对死亡没有恐惧。她认为死亡是必然的，既然逃不掉，何必遮遮掩掩。每次跟赵炜闲聊，死亡这个话题总是不自觉地冒出来。
她生前就爱清净，不喜喧闹，希望身后事也能从简，别搞得太隆重。每到这种时刻，赵炜总爱念叨：邓大姐，您身体硬朗着，现在聊这些事还为时尚早。邓颖超对此并不认同，她还特意写了一封信，详细交代了自己去世后的各项事宜。
赵炜是秘书，我特意叮嘱她：“等我离开人世后，你把这封信转交给中央，他们按我的意思安排后事就行。”在这封书信中，她详尽无遗地交代了自己离世后的各项事宜，每一个细节都没有遗漏。从日常用品如何收拾，到工作任务怎么安排，都给出了具体明确的解决方案。
1981年，邓颖超的身体状况开始有些不太好，但她依然坚持在工作岗位上。1988年那会儿，她身体实在扛不住了，这才不得不答应去医院住下。躺在病床上，她心里还放不下手头没干完的活儿，要不是赵炜一直劝她安心养病，她真想马上回去继续工作。
邓颖超虽然很快就离开了医院，但自那以后，她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从出生到死亡，中间必然会经历衰老和疾病，这是无法改变的自然法则，任何人都逃脱不了。邓颖超在晚年时通过广播听到了关于“安乐死”的话题讨论。
时至今日，关于安乐死的伦理争议仍然热度不减，但邓颖超本人对此持明确支持态度。由于长期受病痛煎熬，她特意嘱咐赵炜，若自己病情恶化到无法挽回的地步，务必安排安乐死。1991年7月，邓颖超的肺炎旧疾又犯了，这次情况特别严重，不得不入院治疗。医生们全力抢救了一个多月，才把她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87岁的邓颖超在大病之后，神智变得不太清醒，时常连她最信任的赵炜站在面前，她都无法辨认。他的健康情况时好时坏，隔三岔五就得跑医院做检查。1992年7月11日天还没亮的时候，邓颖超在与疾病抗争了整整一年之后，不幸与世长辞。
赵炜作为她的秘书，此刻正肩负着一项艰巨的使命：如何妥善安排自己深深敬仰的邓大姐的丧葬事宜。邓大姐的遗嘱若全部照办，显然不太合适。为此，她向中央反映了四个重要事项。邓颖超在遗嘱中明确表示，不希望葬礼搞得太过铺张，特别是不想举行吊唁仪式，一切从简就好。她在党内外都备受尊敬，深受群众爱戴。如果完全按照她的意思一切从简处理，大家心里难免会觉得过意不去，感情上有些难以接受。赵炜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既要考虑长辈的临终嘱托，又得顾及大家的期望，实在让他难以抉择。第二个问题是追悼会如何筹备，邓大姐生前曾表示：别在报纸上发讣告，也别办追悼会。作为国家核心领导层的一员，如果她的告别仪式过于简朴，恐怕难以匹配她所承担的重大历史责任和崇高地位。这不仅是表面上的礼貌问题，更关系到深层的政治影响。第三个难题特别让人头疼，这关系到外交方面。邓大姐和周总理生前结交了很多日本朋友，像西园寺一晃这样的人，他们为促进中日友好关系付出了很多努力。邓大姐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觉得让日本朋友大老远跑来中国参加自己的葬礼，实在有些过意不去，不想给别人添麻烦，因此决定婉拒他们的吊唁请求。邓大姐的提议确实合情合理，但中央经过全面分析，觉得从国际关系和政局稳定来看，这件事还得再仔细斟酌。有人提出第四个顾虑，就是不愿意让负责安排自己后事的员工留在灵堂守夜。中央领导们多次召开会议，深入讨论这些重要议题。大家的意见是，既要尊重邓颖超同志生前的愿望，也要结合实际来考虑。经过讨论，中央最终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悼念仪式照常举行，但需要控制参与人数，重点邀请来自政府、政党和军队的代表出席。葬礼要办得肃穆大方，不搞奢华排场，同时适当开放悼念途径，允许一些群众代表前来致哀。对于日本朋友表达哀悼的方式，我们通过中国驻日使馆和领事馆提供了便利，他们可以在当地直接参与悼念活动。关于守灵安排，可以采取轮班制，这样既符合邓颖超生前意愿，又能满足大家的心意。7月15日，邓颖超的送别活动在八宝山举办。到场人数不多，整个流程都尽可能简化处理。清理她的物品时，工作人员发现了许多令人动容的点点滴滴。邓颖超的衣物虽然破旧，布满补丁，但她总是将它们叠放得井然有序。那个陪伴她数十年的搪瓷杯，杯口早已破损，可她始终不愿更换。她的本子里密密麻麻写满了老百姓的烦心事，每一件都仔细做了备注。时至今日，一提到邓颖超，大家都会由衷敬佩她那颗纯粹的党员之心。她这一辈子都在拼搏进取，始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她总强调：“搞革命的人要一直朝前看，时刻把百姓的利益放在心上。”这种精神，永远不会被时代淘汰！中国妇女报报道了《邓颖超的两份遗嘱》一文。周恩来夫妇的日常生活细节——来自贴身秘书的回忆，《新闻世界》2007年第9期，第37页，共1页。金台资讯报道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五四运动中的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