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浦大桥与卢浦大桥之间，黄浦江两岸，是上海世博园区。2010年5月1日至10月31日，举世瞩目的中国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Expo 2010 Shanghai China）在这里举行。那次是第41届世界博览会，吸引了近20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破多项纪录。博览会落幕后，大部分场馆建筑按照惯例被拆除，金融商务中心和商品房的城市开发也随之拉开序幕。此后，在世博园原址上建立的世博文化公园北区于2021年开始面向游客开放，成为现代上海的热门景区。
凡到上海的游客，或许都曾将世博园列入个人的“必逛项目”；待进入园区，无不被其空间、色彩和结构吸引。
当然，古今中外，每一处地点都有它的历史，有过去的人，也有过去的故事。在本期专栏“聚落·场所·人”，陈映芳与我们聊一聊世博园区的前世今生，关注城市开发中的人。她在2001年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
央视纪录片《2010世博记忆》（2010）航拍画面。
“聚落·场所·人”：当代人栖居于网络之上，通过编码、指尖、屏幕与世界取得联系。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就此“不接触”。当我们感叹起“人离不开社会”时，既是在说人的行为受社会规则、习惯影响，无法抗拒，也是在说人生活在某个地点：它载着我们某段经历的记忆、某次与家人告别或重逢的情绪、某组抽象的符号，凡此种种，将人与地点联系起来。与人失去联系的，或者从未有过联系的地点，才是那“非地点”（Non-Places）。
过去多年，作为社会学家的陈映芳一直致力于对中国城市性、城市化与中国社会兴起逻辑的研究。她向读者展现了她兼具实证与思辨精神的学术文本。前不久，她退休了，书评周刊借此邀请她开设专栏，换一种身份和视角，去思考在旅行、探访和查找资料中遇到过的聚落、场所，还有人。我们把专栏叫作“聚落·场所·人”。凡添入其中的文章，均有关人的聚落和场所，并无特定的撰写章法，不过是有感而发。
本文为第二篇：世博园区的前世今生——“后滩”的故事。
“聚落·场所·人”往期推送：
第一篇：那些是村落吗？被误读的山西沁河流域城堡群
撰文｜陈映芳
去后滩
到后滩去走访，是上海社科院包亚明先生的提议，大约在2001年左右。听说我在做城市调研，他说：“浦东有一个叫后滩的地方，你应该去看看。”后来我曾一次次去后滩调研，有时带着研究生。虽然后来没有专门写过调研报告或学术论文，但那儿其实说我开眼看城市的一个重要窗口。
世纪初的上海，大开发正在快速推进，中心城区已经旧貌换新颜，浦东陆家嘴的新地标也一个又一个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但同在浦东江边的后滩——它是陆家嘴南边的一个弯段，它南边的另一个弯段称“前滩”——却让人恍惚从时光隧道一下子穿越到了几十年前。在那里，可以看到密密匝匝的自建房和棚户建筑，里面挤满了本土居民和外来民工。人家门前不仅到处是马桶、煤球炉子，居然还有送水的木桶车——虽然居民家里和路边可以看到自来水管子，但有些水龙头滴滴答答几乎出不了水。那儿的人家有电视机，但只能靠天线接收到两三个频道，影像模糊……
后滩在地理上，是一个被隔离于城市的区域。它的西北一边紧挨黄浦江，而它的东南边，则是规模庞大的上钢三厂（上海第三钢铁厂，1996年5月改制为上海浦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2001年，后滩住宅群示意图。（图源：后滩居委会）
开发前的后滩。央视纪录片《2010世博记忆》画面。
原来，上钢三厂自1957年在原来的和兴化铁厂基础上建立起来，在后来几十年的迅速拓展过程中，将后滩地区圈围在了黄浦江边，政府一直没有将那里的居民动迁安置到其他地方去。除此之外，厂区内还有几片村落旧宅，也被遗留在里面，成了名符其实的“厂中村”。后滩社区行政上属于浦东新区上钢街道，一般说法是大约有当地居民200多户，据后来整体拆迁时的政府信息，动迁居民实际有350多户（应该不包括没有安置资格的外来人员）。
后滩与外界没有专门的通路。那儿的居民到外边去上学上班、购物、进城、走亲戚，必须从方圆2.7平方公里的上钢三厂穿出去，再坐公交车或轮渡船（直到1978年，后滩才有了一个轮渡站，可以直接摆渡去浦西）。
我第一次去后滩，就是在浦西的江边路码头坐轮渡过去的。后来曾试着从浦东绕进去，结果出租车司机因为怕钢渣扎轮胎，不肯进厂区，只能步行过去。当地居民说，不要说汽车，我们自行车都怕扎胎。
2001年，浦西江边码头和后滩轮渡站。（本组照片由本文作者提供，下同）
2001年，后滩-江边码头渡轮。
2001年，后滩社区。
据居委会介绍，后滩的居民大致上由四部分组成：浦东地区的本土村民；1949年前后来沪谋生的老移民；近些年来沪打工的外来务工人员（其中不少人就在对岸的江南造船厂工作）；此外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是上世纪60年代去新疆支援建设、从90年代开始陆续返沪的上海支边青年，大多已是拖家带口的中年人了，当地居民称他们为“新疆人”。
以往和以后
后滩让我真真切切地近距离观察到了一个隐蔽的“铁锈带”，它就像一个特殊的城市切片，让我看到了层层叠加在一起的城市病理。
那里不仅有交通不便、社区生活设施老化问题，还有钢厂带来的空气污染问题，以及附近车间造成的严重的噪音问题。另外，作为各种低收群体的聚居地，那里也累积了各种历史遗留问题。有普遍的住房困难问题，还有如下岗工人的待遇问题、征地工的医疗保障问题、老年女性（原来的临时工、外包工等）的社会保障问题、支边群体的回迁问题……申诉、上访，构成了不少居民的日常生活内容，也是居委会忙于应付的重要工作。而拒交水、电、煤气费，也成为一些居民的应对方式。
还有安全的问题。在那个五方杂处、违章建筑犬牙交错的城市角落里，不仅有令公安局和工厂保安系统头疼的钢材盗窃团伙出没（有报道说仅2002年一年钢厂抓获的偷盗者就有600多人次），据说还形成具有地域特征的几个帮派团伙。当地居民夜里多不敢单独外出，一位母亲告诉我，她的女儿在浦东一个派出所工作，轮到值夜班，每天都是父母深夜出去接她回家的。
后滩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几十年里成了一个孤岛。南京大学的马俊亚先生曾用“被牺牲的‘局部’”来分析、说明了，自清代至民国前期中央政府在“顾全大局”的政治思维下所制定的政策，是怎样地影响了淮北地区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生态（《被牺牲的“局部”》，壹卷YeBook·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2月版）。类似的治理逻辑无疑也存在于现代城市之中。
南市发电厂。央视纪录片《2010世博记忆》画面。
那时候，目睹后滩的情形，我曾问各种受访者：这里以后会怎么样？一些居民和居委会干部告诉我：“上面说了，上海正在申请世博会，如果申请成功，我们这儿就会搬迁了。”
世纪初的上海，浦东大开发已经整整十年，即将横跨后滩上空的卢浦大桥已经开始动工建造，黄浦江两岸的工厂外迁也是箭在弦上。但是，对作为城市新中心地带的浦江两岸的大规模开发，显然还需要一个超高规格的城市公共事业（“城事”）来推动。上海申请2010年的世博会，虽然政府后来在媒体上还公布过世博园区的几个选址方案（另有崇明岛方案、浦东黄楼镇方案等），但以世博会来启动浦江两岸开发，应该是题中早有之意。
惟其如此，在等待机会到来之前，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城市建设大潮中，后滩地区的市政建设、民生工程等统统停顿了下来。我们或许可以用“垃圾时间”这样一个概念，来比喻后滩居民在那些年里的生活时空。当然，那儿也曾是许多外来民工和回迁人群的栖息地，这样的“局部”始终会是城市社会生态链中的重要一环。
记忆中的感受
我对后滩地区的走访，后来没有再继续下去。
2002年12月3日，国际展览局主席诺盖斯宣布了中国上海申请2010年世界博览会成功。那些天里，上海一片欢腾，这座城市即将迎来它历史上的一个高光时刻——后来同样成为世博园区一部分的浦东周家渡街道当时就是欢庆世博申请成功的庆祝点之一。
我知道，后滩社区即将进入历史。那儿的外来民工就要四散而去，那儿的业主和本地居民以及那些回迁“知青”，将为了动迁安置的具体条件与政府展开新一轮的博弈——同时期，在对征地农民的实地调研中，我们已经看到，浦东三林地区正在大规模地开发建设动迁安置区。
那以后的几年里，我从媒体上陆续得知，世博动迁是上海城市开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动迁工程，而“这次世博动迁最困难、最复杂的动迁点之一，是上钢街道的后滩地区”。为此，浦东新区世博动迁指挥部的一位副总指挥（也是浦东新区建设与交通委副主任）亲自担任了后滩动迁点的负责人。再后来，我也了解到，那些援疆群体的回迁落户等基本要求，在上海逐步得到了落实；上海的老年居民也都享受到了一定的养老保障。
当我再次踏上那片土地，已经是2010年的春天，为了参加世博会的几个活动。后滩在我眼里，已然是另一个全新的世界。
世博园区示意图。（图源：上海《嘉定报》）
在世博园区内，后滩位于C区，那儿主要是欧美和非洲的展示区。除了一个个漂亮的展馆，在上钢三厂（世博大搬迁后并入宝钢集团有限公司，更名为“宝钢集团浦钢公司”）的原址上，保留有一个车间的框架，作为工业时代的遗存。另外，沿江的一大片滩区，被规划建设成了湿地公园。
世博会结束后，园区开始了金融商务中心和商品房的大开发。在媒体报道中，后滩已经成为今日上海的核心商务区之一。
2010年，世博园后滩地区（上）和世博园宝钢大舞台（下）。（本文作者提供，下同）
2023年，后滩湿地公园。
就个人而言，后滩的走访可以说是我那些年投入城市开发逻辑、贫困群体利益申诉机制等研究的契机之一。但后滩留给我的，还有另外一些复杂的感受，包括以一个普通学者身份，贸然进入到复杂的社会现场时所感受到的角色尴尬及伦理压力。
至今仍没忘掉一个情景。
一位60来岁、身材胖胖的阿姨，给我讲述了她早年从苏北来到后滩谋生的往事，讲如何在江边接零工做，那些活大多是人站到水里去，从船上往岸上搬东西，她们这些人还没有养老保障，所以正在跟上面申诉。她说，“只有闹了才行。你知道吗，前几年这儿的轮渡站要被撤掉，就是我们去闹了，我们躺在路上不让他们拆，轮渡站这才保留下来了。”她问我：“你能帮我们找个律师吗？我们都不会写信啊。”我有点支吾地回答说：“让我想想看，看有什么办法……”那阿姨马上说：“哦，你如果不认识人，没关系的，我们自己再想办法”。
愿他/她们在三林地区生活安好。
本文系独家原创内容。作者：陈映芳；编辑：西西；校对：柳宝庆。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