崂山在历史上曾有“劳山”“牢山”“不其山”“牢盛山”“劳盛山”“大劳山”和“小劳山”“辅唐山”“鳌山”“崂山”等名称，历史文化内涵丰富。以其隽秀壮美的山海奇观和灿烂的宗教历史文化而享誉海内外，其道教发展上有“九宫八观七十二名庵”之说，明代以来，又被誉为“道教全真天下第二丛林”。古往今来，众多的古哲先贤、文人雅士、求仙的道徒纷至沓来。在1982年国家审批公布第一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时，给予崂山的文化界定就是“山海奇观、道教文化”。足见山海文化与道教文化对崂山的独特影响。
一、山海相依：崂山神圣性空间的发生学分析
发生学是通过对人类普遍观念和体验的分析，探究事项起源和发展的学问，发生学作为一种路径在人文社会领域的探究中愈加普遍。笔者通过发生学的分析，以崂山道教及其艺术的产生和发展为主要视阈，主要通过环境、心理等层面的多维观照，阐释崂山在山海相依的神圣空间形塑中的道教及其艺术图景。“我们关于环境的基本体验，仍然建立在历史经验的框架之上，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1]崂山是道教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这与其特殊的山海相依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崂山神奇环玮，突兀连绵，重冈重岭，万窍千仞，陡绝入海，或现或隐，古称'蓬岛仙山''神仙窟穴'。自古以来，崂山就以其仙山异境之景与道教结下了不解之缘。”[2]人类对于自然的态度是早期宗教产生的重要维度之一。宗教信仰与自然地理生态环境关系极为密切。人类最早的世界观与他们自身和周边环境因素是密不可分的，由自然环境影响下的思想观念是人类思想的滥觞，同时也是宗教信仰的起点。在原始社会，由于人们生活地理环境的差异，各地原始宗教的自然崇拜物各不相同，于是很多神怪被想象出来，居山者多崇拜山神，临水者多崇拜水神，自然环境的区域差异使得不同区域产生的宗教教义差别很大，因此不同地区的宗教信仰各有差异，地域性的自然环境地理差异对宗教信仰以及宗教风俗有很大的影响。
从发生学角度来说，环境是文化产生的最基本原因，也是文化最有力的解释，不同地域审美风格的形成从其根本上来说与其环境密切相关。户晓辉认为“不同的地理环境提供了不同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由此使生活于其中的民族从事不同的物质生产方式，选择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建立相应的社会组织，最终形成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3] 格罗塞说：“艺术的起源，就在文化起源的地方。”[4]丹纳在其代表作《艺术哲学》中将环境与民族、时代并列为决定艺术与审美的重要因素：“环境把艺术带来或带走，有如温度下降的程度决定露水的有无，有如阳光强弱的程度决定植物的青翠或憔悴。”[5]这充分说明，环境是影响一个特定文化区域审美风格的第一要素。
崂山总面积446平方千米，位于山东省青岛市东部黄海之滨，三面环海，山海映媚，气势磅礴，是中国大陆万里海岸线的第一高峰，主峰巨峰海拔1132.7米，是我国万里海疆上的最高峰，崂山地貌千姿百态，层峦叠嶂之间奇洞怪石密布。深涧幽谷之中飞瀑流泉清吟，海岸线曲折蜿蜒，岛屿、岩礁、滩湾错列，形成了独具神韵的山海景观。《道藏》中记载：“东莱即墨之牢山，三围大海，背负平川，巨石巍峨，群峰峭拔，真洞天福地一方之胜境也，然僻于海曲，举世鲜闻，其名亦不佳。”[6]又有诗云：“五岳曾经四岳游，群山未必可相俦。只因地角天涯背，不得高名冠九州。”丘处机言辞中点出了崂山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与自然景观的雄奇，[7]他对“牢山”之名提出反对，并将其更名“鳌山”，“鳌”与“牢”音相近，又因鳌为传说中海中大龟或大鳖，传说海上三仙山蓬莱、方丈、瀛洲是大鳌所负，更名鳌山后，更利于讲道传玄，宏闻教义。在中国众多道教名山中，有”洞天福地“之说，崂山虽未列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之中，其山海相依的特征依然独具魅力。山海地理环境之的视角是解读崂山道教之发微与地方性艺术审美风格何以形成的关键。
在崂山成为道教名山之前，在历史上就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崂山自春秋时期就有方士在此活动，是“东海仙山”，“吴王夫差尝登之得灵宝度人经”[8]。在葛洪的《神仙传》中记载，乐子长遇仙人传授他巨胜、赤松散方，他服用后“入海登劳盛山而仙去也”[9]。据《太清宫志》记载，最早来崂山修道的是西汉年间的江西瑞州府人张廉夫，他是黄老道的信奉者，曾任汉景帝朝大夫，后辞官归隐，修道于终南山。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张廉夫东来崂山，在老君峰下选择背山面海处建茅庵隐居修道。[10]后经过历代高道如李哲玄、刘若拙、李白、丘处机的推广传名，使崂山名扬天下。在早期崂山道教发端的研究中，学术界对诸如“太清宫的建立”“道教的传入”等问题尚有争论，但崂山这片土地弥漫着神秘色彩吸引众多寻仙访道之人，却是毫无争议的。
二、山水载道：“山水”美学观念与崂山道教
道教及其伴随的神仙信仰文化是崂山的主要文化基因，其中道教可以看做是崂山文化的根元素，而山与水是这个文化系统中的两种核心因子。
在中国古代审美文化范畴中，山与水是一对重要的概念，山是往上伸展的，而水则往下延展的，山是静止恒常的，而水是变化不停流动的，人处于山水之前，一方是挡在人们眼前而不得不看的山，而另一方是人们四面八方都听得见的水，既要求视觉也要求听觉。这就是一种配对的思维，一方与另一方总是相对而出现。山水之间构成了动态与静态、有形与无形、可见与不可见、稳定与流动等多重互文叙事。《周易》中有云：“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11]这其中说的八卦中的“艮”与“兑”，也就是自然界中的“山”与“泽”，“山”“泽”相互对应这种相反关系的复合体观念一直影响后世。同时，古代中国对于山水的观照心态，反映了自然人格化的无限感怀。古人把自然山水与人的道德品性、社会属性联系起来的思想，与原始宗教中的自然人格化是一脉相承的。“原始宗教对自然神的人格化与理想化，对后来的艺术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比如赋予自然山川以社会道德属性并与人的道德属性联系起来这一点，在先秦春秋战国时代就已出现，那就是孔、孟、韩非等人的“山水比德”说。”[12]蒋述卓认为：“把山水作为一种独立的观赏对象来对待，是在秦汉时期，而刺激这种审美观念产生的是秦汉时期的神仙方术。”[13]方仙道的活动主要在当时燕国、齐国的沿海地区，多“燕齐海上之方士”[14]，他们将神仙学说及方术与邹衍的阴阳五行说糅合起来，形成了方仙道，这也是道教之前身。在滨海地区有所谓的“蓬莱仙境”，“在海市蜃楼的幻景启示下，想象人世之外有一个神仙世界，这种神仙世界，或在茫茫大海的神山之中，或在高耸入云的崇山之巅，或在虚无缥缈的云天之上，认为那里住有逍遥自在、长生不死的神仙，他们有不死之方药，能帮助世人不死，成为仙人。”[15]在方士的推波助澜下，齐威王、齐宣王和燕昭王都曾派人渡海求仙，秦始皇也曾亲至崂山等地寻仙问药。据北宋乐史撰的《太平寰宇记》记载：“秦始皇幸琅琊，因至牢盛山望蓬莱。”[16]这是方仙道在当时的实际活动，同时也证明了海洋带给古人的那种神秘与不可预测，是早期道教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也正是在这些关于仙药、仙人、仙岛、仙山的实际寻访活动影响和故事传播下，对山川美的发现和观赏起了极大的刺激作用。[17] 自魏晋时期后，自然山水成为“悟道”的工具，从内容上虽然是对把自然人格化观念的超越，但在赋予自然以道德与社会属性、人格精神这一点上，仍然是相通相袭的。“道教还将古道家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哲理，改造为对于“天地”为代表的自然景物的崇拜和审美化对象，创造了中国古代的“环境美学”。”[18]
作为文化范畴的“山水”成为中国文化史上鲜明的风格表现。在文学领域，山水诗是盛唐文化的卓越成就。在绘画领域，山水画拥有主导性的历史地位与文化价值。园林建造更是追求诗意化的山水格局，形成了独特的山水园林模式，中国古代城市以及其他重要建筑物都力求体现背山面水的原则，表明山水在古代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中占有重要地位与作用。山水美学观念反映的“寄情山水、忘怀得失”等文化理念与道家道教“道法自然”观念相得益彰，这其中，表现崂山山水美的历代文人名士的作品不乏其数，多以颂扬崂山风光和道家道教为主题。如李白有诗：“我昔东海上，劳山餐紫霞……愿随夫子天坛上, 闲与仙人扫落花。”[19]展现了李白游历山水、求仙访道的形象。丘处机诗：“青山本是道人家，况此仙山近海涯。 海阔天高无浊秽，云深地僻转清嘉。”[20]明代杨舟诗：“云开山见骨,潮涨海生花……尘间无此景,知是羽人家。”[21]明代蓝田诗：“高峰危坐临沧海,暮雨萧骚冷似秋。潮落潮生天地老,月圆月缺古今愁。金丹负我何时就,碧海娱人可暂留。谁识远游轻举意,请从渔子买扁舟。”清代崂山太清宫道士宋绩臣诗：“一山一水一明月，一人独钓一海秋。”[22]文人墨客、高道大德内心中的宗教情结与审美追求的交织，从其作品中可以清晰展现出来。尤其是通过对中国历代山水主题文学的梳理，以海元素作为“水”文化与“山”文化进行互动的较少，这种山海凭栏，道趣悠然的心境在历代咏颂崂山山水的诗词中十分鲜明，这就凸显出崂山这种山海景观下的艺术叙事的与众不同，山海相依的崂山及其道教影响给予他们的艺术创作的营养是十分重要的，也给我们带来无尽的遐思。
综合来看，崂山所处的山海相依的环境造就了早期道教在崂山的生根发芽，并在伴随的艺术发展中突出了道教这一文化根元素。同时，崂山等海上“仙山”影响了中国古代审美文化范畴中的山水概念。
三、山高海深：宗教美学视域下崂山的山海景观分析
丘处机于崂山有诗云：“坐观山海一濛鸿。”[23]山海景观不仅是崂山道教滥觞的生成语境，同时也在山海相依的空间中孕育和生产出一套奇幻叙事，这是中国传统审美中诗性思维的体现，也是地域性与宗教性两套文化语法的相互作用的产物。中国传统文化中，山与海都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山海经》中，山海叙事是早期中国历史书写的文化原点，并奠定了中国奇幻叙事的图景基础。[24]山与海都产生过信仰崇拜，尤其是中国古代的山崇拜，经过权力体系的话语生产，与国家命脉密切相关。“神州大地，万山高耸。众山之中，唯五岳最尊。山神崇拜是中国古代十分普遍的宗教文化现象。天子祀五岳，百姓祭本地名山。”[25]在道教传统中，山更具有重要象征意义。李裴从环境美学视域出发将道教中“山”的美学特征总结为“清静”、“神秘”、“神圣”。并认为“作为自然环境中一种突出的存在物，在前道教时期，“山”已受到普遍崇拜和重视”[26]。而海洋因处于空间世界的四周，不仅是地理的边界，更是文化的边缘，所以更多的与神秘、未知紧密相连。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写到：“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底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27]海洋的未知使得人的畏惧感油然而生，所以在中国古代传统中，海洋往往与不确定性密切关联。这一方面由于中国古代权力中心远离海洋，另一方面是海洋本身漫无边际而又汇聚百川，刘熙《释名》卷一《释水第四》解释道：“海，晦也，主承秽浊，其水黑如晦也。”[28]海洋处于一种可知与不可知的边界，其承接万物而不可窥测，这种未知下的不确定性的畏惧，便产生了对海洋的崇拜。“早期文明的积淀引发了山东先民对海洋的幻觉，也就顺理成章地产生了自然神力与美好追求相结合的仙山憧憬。”[29]崂山先民靠海为生，自然就萌生出这种敬畏海洋、依赖海洋的深厚情感。“山”的稳定与雄伟负载了以“沉稳”“朴实”为中心的陆地文化，而“海”的浩瀚与神秘则负载了以“未知”“虚无”为中心的冒险文化。丘祖长期隐居山林，苦志修道。来到崂山后，见“云海茫茫不见涯，潮头只见浪翻花。高峰万叠连云秀，一簇围屏是道家。”[30]山高海深的话语生产下，崂山汇聚山与海两套信仰体系，其独特性不言而喻，丘祖称赞崂山作为修炼的圣境也就顺理成章。
从美学上来说，山与海都与崇高密切相关，“崇高是形体上巨大的，或者精神上又伟大又雄浑的、又令人震撼的或者是让人能感到崇敬、奋发的这样一种事象的特性……而崇高感则是面对事物时的一种审美感受，因而是偏于从主体的角度而言的。”[31]如清代名士纪润在《崂山记》描述崂山：“巨峰为万山之祖，在山外遥望，山内近瞻，顶之两旁，各一流长山，其顶皆向北欹。俨然群臣，阶下执笏班立，俯首朝阙。”[32]在漫长的海陆平面上，跃然而现的高峰，这种从内心中生出来的审美感受，带给人的情感是十分强烈的。崇高不仅仅是壮观，一般来说“是否引起复杂的情感，是否具有令人震撼的特征，这是判断壮观与崇高感的重要依据，并且两个范畴之间的有些特征会互相交织、融合。”[33]造化之妙，在山海相依的崂山中淋漓展现。“海洋本身就是一个极为恐怖的事物”[34]，具有不确定性，“恐怖是崇高的主导原则”[35]，在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崂山海拔最高，这种视觉意义上的落差感使得古人对崂山这种山海相依的氛围极易产生美学意义上的崇高感。张法认为“海洋既有人可以掌握而产生美感的一面，又有人不能掌握而产生悲恐的一面，可以说这也是科学局限的一面和人生充满命运感的一面。”[36]正是这种可知与不可知的心理，是人类感性的打破不合理的束缚，进而与自然实现合理的秩序的关键。“崇高是大自然第一次与世界表面现象发生伟大联系的结果。”[37]而也正是这种心理上的惊叹，促进了宗教的产生。“最初的恐怖在地球上造出神！”[38]人们在这种漫无边际的空间中感叹造物主的伟大，赞叹神的力量，就像荷马史诗中说“人们坐在山峰上，望着黑色的大海，远眺模糊的远方。要知道，这样的距离只是神灵坐骑长嘶的一跃啊。”[39]山与海的神秘空间中，神任意驰骋，不拘于心。而人又是如此渺小，只能在自己的想象和艺术冲动中尽力抵达神圣的彼岸。庄子《逍遥游》中说：“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40] “北冥”、“南冥”、“天池”描绘的都是人类幻想的彼岸，通过变了形的鲲鹏去超越物质世界，抵达超越境界。在崂山山海相依的环境中，想象力的驰骋与这种现实上的落差感相契合，形成了富有神秘意味的宗教性神圣空间。在这种文化影响下，崂山自然也是修身养性、体神悟道的不二选择，崂山也形成了具有浓厚神仙意境的人文景观。
四、体山悟海：崂山景观影响下的道教艺术形式及奇幻叙事
纵观世界宗教与文学艺术的发展历史，就会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互相影响的密切关系。道教产生之后，也广泛吸收和运用这些艺术形式来宣传其思想，逐渐形成了具有道教特征的宫观建筑、道乐及仙人故事等。成为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崂山道教亦是如此。
宫观是道教的物质载体，“宫观是道士修道、祀神的活动场所，为道宫、道观的合称”[41]，“就组织机构而言宫观是道教信仰的神圣的物化形式，对道教信徒而言，宫观是精神上的磁场，地理上的归宿”[42]。可以说，宫观的出现和存在，使道教这个抽象的宗教形态与某一个地区的地理环境发生了关系。宫观是道教的社会活动场所，在继承本民族建筑传统的基础上，又注入地方性的审美思想与价值理念。通过对宫观选址的分析，可以反映出道教与特有的地区环境的关系。崂山作为道教圣地，著名的宫观大都依山面海而建，素有“海上宫殿”之誉，充分体现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形成了自然山海景观与人文建筑景观结合的天成之感。兴盛时，曾有“九宫八观七十二庵”之称。可谓蔚为壮观。其中崂山道教主刹太清宫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位于崂山最南端的宝珠山下，环围宝珠山七座山峰，主峰为老君峰，左侧依次为桃园峰、望海峰、东华峰，右侧依次为重阳峰、蟠桃峰、西王峰；南面是崂山头，西南面是湾，称“太清湾”。从大的范围来看，是三面环海，一面靠山；从小的范围来看，则是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形成海抱仙山山抱海、山海相依、负阴抱阳的独特地理景观。由于被三面的群山环抱，挡住了冬季北来的寒流，南向大海，保证了气候的温暖湿润，因而形成了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适宜养生居住的风水宝地。宫中的主要建筑有三座庭院，一改庙宇三进院落的纵深布局，而是将其平列在一条线上，各开山门，自成院落，又相互沟通，别具一格，具有很高的宗教旅游价值。位于崂山东部上苑山北麓、仰口湾畔的太平宫，规模不大，环境幽静。踏入宫门，影壁上镌有“海上宫殿”四个醒目的大字。宫的周围险峰奇石，珍木异洞，山海相映，景色极佳。其余宫观如上清宫、太平宫、华楼宫等也是各具特色，与山海景观相得益彰。
同时，伴随着艺术的发展，崂山富有神秘意味的宗教性神圣空间文化形成了富有魅力的崂山道教艺术。如崂山道乐，“崂山道教音乐萌芽于西汉时期，主要由从事求神、祈雨、医卜、占星等祭祀活动的巫女方士们编制而成。”[43]在南宋、金时，以崂山道乐为代表全真道音乐影响甚大，其斋教活动与科仪音乐与正一道音乐并驾齐驱，崂山众多摩崖石刻上丘处机的题词也是全真道音乐在北方流行的证明。[44]崂山道乐其风格以全真正韵为主体，又与沿海一带的地方语言和民间音乐联系密切。演奏工具也主要是钟、罄、喇叭、笙、大铙、大钗、五音锣、笛子、箫、大管等道家乐器。其中包括全真道每日早晚功课必诵的功课经韵，用于老百姓祭祀的应风经韵和适于静修养气的琴曲道歌等。崂山道乐气息绵长，如同海天一线，不知尽头，烘托熏染了神圣空间的气氛。其曲式中没有强烈的对比段落，每段音乐都描绘出一幅清新淡远、寄情山水的画卷，这也是崂山道教音乐生态精神的重要特点。[45]无疑给中国音乐史增加了浓重的一笔。
另外，从古至今，崂山地区都流传着众多的奇幻故事，其分布广泛、存量巨大，每一种动植物、每一处景物都有相应的故事传说。[46]鲁迅先生曾指出：”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47]这一方面是原始宗教文化的记忆遗存，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崂山崇高叙事下确实是众多奇异传说的产生氛围。加上晚唐时期崂山道教正式发端，祭祀活动，大量兴起。仙道传说，愈加流传。其中广涉神仙、鬼魂、动植物精灵等。《崂山志》记载有一“棋盘石”[48]，在民间流传有一人进山观仙人下棋，回家后见沧海桑田之变，与著名的“烂柯”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表现出崂山神圣空间的特殊性。崂山地区亦有将“狐精”奉为仙家，称其为“胡三太爷”，据《崂山民俗志》记载，狐狸有通灵长生的能力，且能跟随修炼时间的不同变换外形。[49]类似狐狸、黄鼬、蛇等这类精灵故事在崂山民间中流传甚广，增加了崂山神圣空间的神秘感。尤其是清代蒲松龄在进崂山采风后，在崂山独特环境的启发下，创造出了名篇《香玉》《崂山道士》《海公子》。其中《崂山道士》完整地叙述了王生的学道过程，刻画出一个在崂山之中的奇幻故事，虽故事本身是结合历代神仙传记中修仙故事和崂山本地的民间传说虚构再造的，但故事本身的生成语境以及奇幻情节与日常生活空间中的距离充满张力，除故事提供的道德训诫外，也隐喻传递出崂山这片神奇空间的奇幻密码。不同类型的奇幻叙事，其实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当然也有宗教思想的潜移默化。作为崂山的一种文化现象，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关于崂山的浪漫想象。
结论
早在正一盟威道创立之前，崂山地区便萦绕着浓郁的仙家云气，是方仙道的发源地。而自汉末道教日趋形成之后，崂山地区更是上承仙家之风，成为道教流传、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所。自《太清宫志》中所载汉代张廉夫来崂山开山建庙宇以来，千余年而下，经历了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乃至近代，众多高道宗师在这座海滨仙山上传承弘扬道教。尤其全真道创立之后，以丘处机为代表来到崂山“讲道传玄，宏闻教义”。从而使崂山逐渐成为道教全真派的“天下第二丛林”。
传统道家思想明确地把自然山水看成求学问道的对象与场所，视山水悠游为“体悟天道”的最佳方式。“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宗教引导人们对世俗生活的超越，在神圣空间的形塑中，连接此世与彼岸，更将人们带入无限的审美体验。古往今来，人们皆以“海上名山第一”称颂崂山，在其山海相依的神圣空间中蕴含着的信仰精神与审美精神，相得益彰。当然，以崂山作为一个媒介来观照中国道教文化是不够全面的，但作为山海影响下的崂山在中国道教史上确有其独特的价值，在中国传统审美中，也有一定的研究性。以崂山道教为关切，从发生学角度进一步审视地域性与整体性叙事的张力，回到本身的生成语境，可以给我们打开一个隐形的窗口，并借此蠡测崂山民众的文化性格，是地域研究传统的有益补叙。
作者简介：王禹栋，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2020级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