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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樵建筑工作室
张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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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建筑，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
关键是遇见了两位非常关键的老师
当年高考我的分数还是蛮高的，报了东南大学的建筑系，但招生老师推荐我换到了另外一个录取分数最高的生物医学专业，当时学这个专业学习成绩也很不错，但却没有了自己的激情。
大二时，偶然去建筑系玩，那时候对于建筑根本不了解，脑袋完全没有这些平面、立面、剖面的概念。但当看到他们的图纸，就立刻意识到这是我喜欢的，这才是我真正要做的事情。直到今天我还是认为，有些人做某个行业，是天生的。
在那个年代“转系”是不太可能的，而且那时已经快大三了，行政上的各种手续也都来不及了，后来我又以很好的成绩上了生物医学的研究生，上研究生的时候就突发奇想，我一定要去学建筑。这在中国到目前为止都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建筑专业是师傅带徒弟，不像其他专业上大课可以旁听。
那个时候，遇见了两位对我人生非常关键老师：一个是我的好朋友朱竞翔，是他带我见了东南大学建筑系的教学主任单踊先生，单老师居然爽口答应亲自带我，二年级又给我找老师，这是极其偶然的事情，这个极小概率的事情，就发生在我身上，单老为我打开了建筑这扇门。
那时，还在读生医系研究生的课，师从万遂人教授，万老师是一个非常宽容的人，他甚至给我想办法折腾到建筑系去。而且，这位老师是中国工程界的一个超级牛人，中国生物工程教学委员会的主任，他对数学要求极高，他传授给我一样重要的本事，就是数学。当时在我们组里，要学非常复杂的矢量常论、学微分几何，数理方程等等，这些数学我后来没有用来做任何计算性的工作，但是，这些数学后面的哲学思想，成了我一生的财富。当时的数学模型的思维，对后来我理解复杂结构体系都有巨大的帮助，以至于后来看到犀牛软件就特别亲切，它每个命令后面的经典空间几何的算法和空间微积分的原理，都印刻在我脑袋里面。
那时候我一边上着生物医学繁重的研究生基础课，一边去建筑系上设计课，披星戴月地奔波于系馆之间，那个忙碌的日子，我现在都很怀念，但是，在建筑系学了一年以后，单老师指出了问题：我在建筑系旁听是没有学分的，也不能获得学位。而建筑学专业性很强，没有一个专业文凭以后都不能申请从业执照，他又看我很执着于建筑，就跟我说：你天生应该做建筑师的。
当时建筑系的设计作业，分最高的作业会要留系，那一百个学生只能选一两个，我做了四个作业都是留系的作业，那个时候是挺值得骄傲的。单老师就建议我一定要出国读书，因为我已经学得很扎实了，没必要再读一个国内的建筑硕士，那个年代建筑系的学生一般不出国，也不关注英文，而我当时GRE和托福也已经考过了，自然就申请到了美国一个很好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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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极其偶然的事件
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人的一生中会发生一些极其小概率的事件，包括那天找朱竞翔带我认识单老师，想来都是一念之差的事，但它发生了就让我所有的人生轨迹有了巨大的改变。
在美国上学时暑假找实习，我预约了两家公司的在前后两天面试。第一天当我去到那家公司，前台有个老头说：你走错了，日程表上没有安排今天，你应该是明天。然后，他就跟我聊了起来，聊完之后就问我：你明天能不能来上班？我说我还没面试，他说：你已经面试过了。原来那个前台老头就是公司的大老板，也是因为这个公司特别紧凑，前台那天出去了，大老板自己盯了前台，就在这个时候捕捉到我了，极其偶然地亲自面试了个实习生。
后来才发现原来这家公司是全球最牛的做施工图的公司：他们的合作设计方都是卡拉特拉瓦、库哈斯、福斯特、伦佐皮亚诺、安藤忠雄、妹岛和世等这样的建筑师。这些建筑师大多是做文化类项目，这个公司还有另一大类主要就是超高层，为美国的最大的房地产商汉斯服务，我们今天说的五星级的办公标准都是汉斯开发出来的。而且，包括早期汉斯那些菲利普约翰逊设计的超高层项目，都是在这家公司出的施工图，非常牛，超高层的合作方也都很牛，比如：西萨佩里、贝聿铭、KPF等等，这类建筑师再美国叫执行建筑师(associate architect, 或者 executive architect) 和国内院现在的LDI的角色是有差别的，执行建筑师话语权非常大，而且也是可以直接总控项目的，是比方案建筑师更有话语权的。
我在这家公司第一个暑假实习期间做了三个项目：第一个项目方案建筑师是罗伯特斯特恩；第二个是安藤忠雄；第三个是西萨佩里，也是这次走错门的面试，给了我职业生涯一个非常高的起点。
但我一开始并不太感冒做这个执行建筑师工作的，因为思维太开放，所以我并不觉得这种循规蹈矩工作多有吸引力，但这个公司它好处是有加班费的。我己经是熟练工，可以用最少的时间和精力赚到饭钱，所以从上学期间就一直在这里实习了，一待就是好几年，也许是生计所迫，无意间这个巨大金矿挖被我都快挖穿了。
有了在这家事务所工作这么多年的经历，找工作太容易了，当我在美国研究生毕业的时候，自然就拿了一堆纽约有名的大事务所的offer。当时我最心仪的拉法埃尔•威尼奥利的事务所，虽然那时候还没有书面确认。就在我等待聘书的时候，美国就发生了911事件，我老板就主动跟我谈：这种形势下最好不要去纽约，建筑行业得整体状态也很不稳定，那些公司马上可能会裁员的。执行建筑师除了画图，更要管施工建造，要负责把房子盖起来，所以，老板就说我们这个公司的活不会停下来，至少在这里不用担心温饱问题，911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又改变了一次我人生既定的轨迹，然后，在这家公司我又待了好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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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四十天时间里
把超高层所有的结构概念完全疏通了
作实习生的时候，他们就发现我做事非常较真儿，老板经常把一个专项的任务交给我，但多数是“片段性的任务”，虽然我都做得很深入，却不是非常体系化。等我正式工作后，就开始要负责一个完整项目的图纸，从草图开始一步步精细化、规范化到一个可以实现的范围里，在建筑本质的层面我对结构、材料和建造本来就比较敏感。正式工作以后，责任的缘故，技能和思维也就更系统化了。
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有一份工作都会特兴奋，我很大程度上为了赚加班费而努力加班。大多美国人不感兴趣的活我也很喜欢干，跟打了鸡血似的，比如：收拾公司的图纸。很多太早的图都是画在硫酸纸上的，已经很脆弱了，我就把它都卷成卷，然后，贴上标签。记得有一天我活干得太快了，老板说你实在没事干，就去地下室仓库，把那些陈年图全部整理一下，我就把它们都整理好，弄成艺术品一样，放到架子上。这些图有些真的是有文物价值，因为其中一部分就是菲利普约翰逊的最杰出的那些超高层的施工图原图， 都是手绘在硫酸纸上的，比我的年龄都大，我都认真地重新整理装订，甚至，每个标签都贴得非常精致。
这些超高层楼都是汉斯开发的，911事件没几天，这时候公司来了一位非常牛的结构大师，一个叫DR.巴纳的印度人，他设计了Hines的很多超高层的结构。而9.11之后，Hines要重新评估它持有的超高层的安全度，比如：飞机撞了一栋超高层建筑的一根柱子或几根柱子，它的体系会不会立刻崩溃。当然为他提供资料，整理图纸这些活自然落在我身上，他需要的很多图纸太旧了，要重新用电脑再画一遍，整体上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一直在协助他工作。
我常常会喜欢问他很多问题，他说为什么你跟其他的建筑师不太一样，你问的这些结构问题都是让结构师真是觉得很头疼的问题，每个都是戳中要害，可是我自己反倒觉得我的问题是像小孩一样近乎天真。但是，真正的大师是除了能回答最专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还要能回答小孩子。就像大学里基础的微积分，一定是一个有深刻数学思想的老教授来教的，这位老兄就是这样一个结构大师。他非常惊讶很多复杂的结构体系得问题，我竟然可以和他毫无障碍地沟通。后来我告诉他， 我在学医疗仪器的时候，学了太多的矢量场论和微分几何，比起这些结构的概念，我以前学的数学模型要复杂得太多，而且，都是动态的。
说实话，在和他一起工作以前的几年，我做了那么多超高层项目，那些项目只能说经历很愉快，但是远没有到兴奋和激动的份儿上，这次却不一样：跟他一起工作三四十天时间里，我集中把所有的结构案例撸了一遍。在事务所里能够成为一个控制项目的建筑师，把结构体系这个问题弄得通透是个缓慢积累的过程。一般在世界上做得最专业的事务所，做一个项目也大概要三四年，一个项目也并不能把一类问题都弄透，这些问题每一个都是可以写一本硕士论文的课题，但是如果要把一个专门的问题弄得特别清楚，短时间是一般也不太可能的。所以，这个独特的机会里，我用了不到两个月，就完成了常规情况下建筑师要至少五六年才能完成的结构体系知识的积累，这也就决定了我后来到SOM工作的第一周，就无缝连接地同步翻译中国结构专家超限审查会，这与之前得这段经历有着直接的关系。
这也是一个对我改变比较大的偶然事件：我原本对这种超高层结构问题不太感兴趣，更愿意做的是文化类建筑，虽然这两类都是触及建筑本质的，但是它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因为超高层建筑极其受技术限制，能够让你发挥的空间非常少，很多不会设计超高层的建筑师能做的只是在结构上贴块膏药而已。
而做文化类建筑有很多让灵魂自由发挥的空间，建筑师很多对空间本质的思维，可以有多种方式来实现，要自由得多。但是，这个经历让我意识到，这些复杂类的建筑也是蕴含着很多意义深刻的美感，而且藏得很深，要一定功力才看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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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七年，是上天给我最好的礼物
一直再为我后面的任何一段工作赋能
我在这家公司工作了七年多，自己应该是在全世界占了一个最好的资源，作为一个建筑师，同时也受到了最好的训练。这七年里能够有机会把事情做到那么深入：那个时候我们画的图都是精确到毫米的，不夸张地说，我们设计的地库都要精致得到了博物馆的级别。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公司工作经验，让我的职业生涯从一开始，就站在了一个非常高起点上。
项目牛、甲方牛，就连合作方也都是大牛。比如我早在2002年做的一个项目，那时候就是LEED白金标准，合作方上一个是斯特恩事务所做方案，结构上是TT，建筑虽然不大，而且用的是预制混凝土这种陈旧技术，但是，设计完成得却像珠宝一样精致。
大堂上面内装是木饰面，二楼有个精致的玻璃走廊，方案建筑师做了一个像刀片一样的托架，伸出来托着上面一圈走廊的玻璃底部。墙面的木饰面分缝的时候，我仔细给他提出了两种方案，一种是托架不和木饰面分缝重合，从中间出来，要开一个槽，把木头扎穿；另一种是从两个缝中间上出来，缝的上部大一点就是U型的或者可以托架变薄成“刀刃”卡到缝里面。我建议他选择后一种从缝中间穿出来比较好，这样可以和整体的设计理念更切合。前一种那样穿出来的话，看上去就是一个材料里面扎出一个东西，有点太突兀，后一种更复合这个建筑不张扬的气质。他非常赞同我的想法，当时这个合作方是哥大毕业的，头脑也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一起工作可以把做得非常深入，虽然都是纯商业化的工作，但是，在建筑本质意义层面的思考却可以不打任何折扣。可以说七年的时间，我周围都是这种牛人级别的建筑师和顾问。
这个建筑的天窗是很缓和的曲线，在方案的时候，我就建议用“圆弧”，给出每块玻璃的中心定位点，这个定位的办法定了以后，就再没变过，事先与结构师沟通过这个构造概念，她也支持这个做法，因为，圆弧的梁比较容易计算。这个天窗的大小和高度在设计过程中调整了多次，按照这个定位逻辑，每次调整都很顺利。这个事务所的相关工作，我们就是要负责到底把房子盖起来，所以，施工过程要解决很多设计问题：实际施工时承包商想换一个截面大一点的钢材做天窗龙骨，工程后期做这样的改动，真的是牵一发动全身。但是因为开始的时候有一个严格的设计逻辑和几个设计方认同的约定，我们改起来也不是那么困难。因为原来的定位工作点不变，其它的结构，连接件，表面材料处理就按照这个逻辑，很顺利的在几天之内就把非常复杂的设计一次修改调整到位了。所以说，这一次走错了门的面试，却给了我一个最高的平台，能让我有机会学习如何把盖房这件事做到极致。
这七年，我不仅谋得了一个糊口的盖房子的本事，更重要的是教会了我一个道理：设计不要再没必要的地方去较真和用力，这对于建筑师来说太重要了，对于我这个极端认死理儿的人来说，尤其重要。
后来在SOM做中国项目的时候，有的国内合作建筑师会把国内出版的那种建筑构造通用图集，拿过来就用，我一开始对它还蛮抵触的，觉得好的施工图应该是一个体系性的，而不是一个片段一个片段地直接拿过来拼接。但后来仔细看，觉得画得国内的这些图集都非常好，那些节点真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很多构造画得精致甚至有人情味，只是那时国内的同行，都是不太思索地一个个孤立地套用。所以，我交流的时候就说，如果这套节点也可以用，能不能在这个体系里找到一个跟它最匹配的节点。
在这个事务所的工作，施工过程中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会反馈给建筑师，因为施工图不可能百分之百画全的，所以在这个体系里面，要保持相对来说更宽容的态度。更重要的是，这么多工程做下来， 我学会了实战中设计该在那些地方发力，如何更合理地分配精力，在不同的设计阶段，哪些应该抓住，哪些可以放。
那时候过着非常规律的生活，每天早晨起来打了鸡血似的带着早饭，就开车去办公室，开始画图，下班去回到我原来的学校健身房，每天游泳1.5公里，然后回家喝杯酒睡觉。第二天,依旧接着去事务所画图，画了这么多年图，丝毫没觉得很枯燥。这段充实的经历，也就一直在为我后面任何一段工作赋能，也是上天给我最好的礼物，我天生是个非常自由散漫的人，不喜欢任何拘束。如果一开始去做方案，肯定今天就飞得没边了，现在想想这反而是我会最不喜欢的一种状态，在经过这么好的培训以后，做起设计来，自然就会非常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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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就了十八般武艺后
来到SOM相当于登上了一个舞台
在那家公司工作了7年多的时候，觉得做到顶了，因为，毕竟是中国人。后来，看到SOM有个做中国项目的招聘广告，我是一个挺缺心眼的人，就直接跟自己的老板说，我要去旧金山工作。老板也是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我记得非常清楚，他重复问了我三遍，得到我坚定的回答后，他就给SOM合伙人打电话推荐我，我就这么去了SOM（这家超级难进的公司），大概三天就搞定了工作职位。
在SOM那里待了一年的时间，这段工作对我来说也很重要，因为在那时已经把十八般武艺练了好多个来回，来到SOM，相当于登上了一个更高比武或者作秀的舞台。
那个时候SOM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启示，也成为了我今天做建筑的一个原则，大家只知道SOM这三个字母，如果提到里面很多特别牛的建筑师，很多人还不知道，所以这个事务所不去推崇个人，它有一个原则是把人和建筑定位分得很清楚，是建筑在先、人在后，建筑师是不能把自己放在比你的作品更重要的地位上的。而现在中国，则是建筑在后而人在先：现在尤其这些想出名的建筑师和出了名的建筑师以及光环稍纵即逝的网红建筑师，是拼命地是把自己放在建筑的前面，各种出位的折腾，自己也累，也折腾不出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设计。
SOM给我的另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功夫固然重要，但是，功夫以外的更重要，这就跟练武功一样，功夫练到一定级别的时候，已经不是个动作规范性的问题，是对动作招式的取舍问题。这给我的启示是非常大的。这个是超越了技巧层面的一个更大的智慧，是建筑师一个更高的境界，后来，我在SOM那里也觉得做到顶了，它的晋升系统特别严格，大家都是牛人，很多人已经排在你前面了，而且，我又是个亚洲人，往上挪的可能性很小。所以，我就回来了，也是偶然原因，这次不是我找工作，而是工作找我。
SOM还是我极度推崇的公司，设计太牛了，在这个公司里工作，一直觉得特爽。我真是有些舍不得，但还是离开回国了。我离开这个公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那个时代，在美国的中文书不太多，能看而且爱看的书真不多，我除了看电影就是看小说，所以就把金庸的小说又看了几个来回。在SOM的时候，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如果建筑设计行业是武林，每个门派的第一高手，绝对不是掌门人，能当第一高手的人，也绝对不是掌门人的料，现在看来，离开SOM回国，是个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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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船上跳下来
独自去海里游，游到现在还没沉底
回国一年后，换了一家更大的事务所，当时，这家事务所主要是接到了一个美国开发商的超高层项目。这公司也是很多人很喜欢的一家公司，文化非常好，而且公司的工作气氛非常好，但是建筑并不是它原本的主攻方向，以前是做室内的。我进去之后是为了做这家公司最开始的超高层项目，刚开始也有些犹豫，但是这个项目的甲方就是美国的汉斯，我曾经服务多年的公司，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就接受了这份工作。
我进了事务所一两个星期以后， 公司就又接到一个保密项目：当时还没有项目名称，只是说中国最高楼，我们都称这个项目为“600米”，一年以后这个项目才正式有个名字叫“上海中心”。我从这个项目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做这个项目，一直做到我离开这家公司后。我自己办事务所的时候，还以独立顾问的身份直接为业主在这个项目服务，前后大概八九年的时间。
这家公司对我真的很好，给的工资比老板还高。公司对我其实也不算太苛刻，但是我在里面总是非常闹腾。我特别想做方案，当年SOM算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系统，我是能随便参与做方案的。到了这家公司以后，老板当时说雇我花了这么高的工资，要求我只能去解决那种特别头疼的实际问题，这不是我想要做的东西。现在想想，公司这么做也是有道理的。
也许是因为我太贵了，必须用到最需要的任务上。
还有一个原因是这公司和我的理念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核心的领导并不是做建筑出身，所以，在思考问题的层次上和关注点和建筑专业有很大的差异，慢慢发现在那个公司，我虽有这么多本事，这个戏台也很大，但是，我唱的曲儿没人听。
所以，离开了这个公司，主要是想自己搭个摊子，在大公司里面指挥千军万马，仍然也是一颗比较大的螺丝，但是，你自己自己练个摊，摊再小，自己也是主心骨。大多时候我不愿意做一个很大的生活或职业的跨越，不会主动地去突破，虽然我时不时会有很多好的想法，但没有一种冲动和欲望支撑我突然去跨越。
2010年我开了自己事务所，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也挺紧张的。突然需要自己来考虑项目来源、跟甲方去打交道、现金流、管理员工等各种问题，因为我是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离开了这家公司，现在想起来，的确是挺冒险的。
当你跳下那条船，一个人在海上游泳的时候，就全都靠自己了，因为以前的项目几乎是给这条船的，不是给你的，离开这条船能不能在海里活下来，只能靠自己去努力地游。我其实也不是勇敢地跳入海水中，大概是无意中失足落在水里面，游到现在还没沉底，也是挺好玩的一件事，回头看看，如果再回到从前，我是不会冒这个险的。
本文图片由张樵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