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德国被动去工业化 一、德国正在去工业化 据欧洲时报德国版2025年1月31日报道，“根据联邦统计局的初步估计，2024年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与前一年相比下降了0.2%。这意味着该国经济连续第二年出现萎缩。这是20多年来最长的一次经济衰退：上一次德国经济连续两年衰退是在2002/2003年。根据Ifo研究所的数据，德国2024年经价格调整后的国内生产总值仅略高于新冠疫情前的2019年，德国正在经历“战后历史上迄今为止最长的停滞阶段”。” 该报3月22日报道称，“3月19日，欧盟委员会发布《钢铁与金属产业行动计划》，试图挽救这个正滑入深渊的传统工业支柱。该计划涵盖六大核心方向：确保清洁且可负担的能源、防止碳泄漏、强化本土工业能力、推进金属资源循环、保障高质量就业、通过公共支持降低投资风险。 …… 欧盟的这份产业计划，看似是对困境的应对之举，实则更像是一纸用来“稳心神”的公关文件。 曾经撑起德国工业门面的钢铁行业，如今正在经历“断崖式衰退”。 重工业巨头蒂森克虏伯早已不复往日荣光，2024年宣布裁员1.1万人；格奥尔格斯马里恩许特钢厂申请了短时工作制；萨尔茨吉特公司2024年预计亏损数亿欧元。曾经“钢铁穿城、炉火通明”的工业德国，正逐步黯淡下去。 欧盟希望通过“绿色引导市场”的方式，鼓励成员国发展“减碳钢”生产。但现实问题是：绿色钢铁的关键基础——氢气，目前来看仍然缺乏清晰的来源。何时能保障供应？从何处来？价格几何？没有答案。 即便氢气问题能得到解决，所需的可再生电力、天然气，无一不是高昂成本下的稀缺资源。奥纬咨询的施塔姆（Holger Stamm） 指出：“问题不是没有钱建设备，而是能源太贵。”对于已经放弃核能、严重依赖进口能源的德国而言，高电价已成为压垮钢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欧盟工业专员塞乔尔内（Stéphane Séjourné）宣布，将从4月1日起强化对廉价钢铁的进口保护措施，目标是减少进口总量15%。但这一措施可能适得其反，在成本高企的情况下，限制进口无疑将推高欧洲市场钢材价格，最终的代价将由消费者承担。听起来像是保护本地工业，实际上却有可能加速市场“内卷”。 《钢铁与金属产业行动计划》究竟是不是一纸无力的政策承诺？在高能源成本、脱碳压力与全球贸易壁垒的三重夹击下，德国乃至欧洲的钢铁业是涅槃，还是彻底“锈死”？这个问题，远比“该不该救”复杂得多。 先不论这份文件能否挽救德国钢铁工业，不争的事实是，德国工业正在出逃，企业正在大规模裁员，甚至关闭，而且去工业化的势头越来越猛。 必须承认，德国去工业化是被动的。虽然从工业资本主义向金融资本主义过渡，是发达国家的必经之路，但历届德国政府在相当程度上抵制了金融膨胀，坚持制造业立国。多年来，德国制造业的GDP占比平均保持在23%，是发达国家中的特例。 德国去工业化是各种内因外因的合力，而且已经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俄乌战争造成的能源成本激增，不过是加速了这一进程。 德国去工业化是经济结构性问题。那么，德国经济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历程，才走到今天这一步。下面就来简单梳理一下战后德国（西德）的经济进程。 二、废墟中崛起的冷战桥头堡 二战结束时的德国可以说是身陷绝境。苏联和美英法分别占领了东西部，德国就此一分为二。当时德国不仅工业生产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而且作为赔偿，战胜国还大规模拆迁工业设备，劫走大批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德国工农业生产大幅衰退，百姓挣扎在死亡线上。 这种状况如果持续下去，必将引发大规模动荡，甚至爆发革命。为了避免大规模动荡，减少治理成本，苏占区和美英法占领区都停止了拆除工业设备，并开始提供援助，帮助当地恢复生产。 随后冷战爆发，美国为了给过剩的战时产能找到出路，避免经济危机，并对抗苏联，通过“马歇尔计划”向欧洲提供了大规模经济援助。 西德地处冷战最前沿，美国必须保证其稳定繁荣，以对抗苏联阵营。西德本就工业底子雄厚，美国于是将西德定位成高端制造业生产基地。 紧跟着朝鲜战争爆发，西德工业赚到了战后的第一桶金，经济开始起飞。1955年西德已占西方主要工业国家产值的9.3%，成为西方阵营的老二。 这期间，西德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成功领导了货币改革，推行了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西德总理阿登纳用高超的政治智慧穿梭于大国之间，为西德恢复经济赢得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随后法德和解，欧洲成立了煤钢共同体（欧盟的前身）。从此，西德依靠强大的工业能力，利用这个共同体模式逐渐扩展其经济影响力，进一步拓展了经济发展空间。 除了以上有利因素，还有一件事直接激活了德国经济。 1953年美英法与西德在伦敦签署《伦敦债务协定》，将西德约300亿马克的总外债减掉一半，进一步降低利息，并且规定，只有当西德出现贸易顺差才需要偿还外债。还债用出口利润支付，不能使用国库现金或新增贷款。债权国如果想要西德还债，就应该大幅采购西德出口商品，增加其外汇收入。 这应该是最优惠也是最值得称道的一种外债处理方式。达成这样的共识并不容易。一战后德国的遭遇完全不同。当时英法等国欠了美国大把的债，根本无力偿还，甚至连美国债权人都同意减债，美国政府却坚持必须偿还欠债。英法等国只好制定极其苛刻的条件，逼德国赔款，这就击垮了德国经济，造成了史无前例的恶性通胀。后来大萧条爆发，德国经济一溃千里，终于导致纳粹上台。 1919年凯恩斯作为英国财政部首席谈判代表出席了巴黎和会。协约国的赔偿委员会决定严惩德国，凯恩斯对此非常不满，认为这样做会摧毁德国经济，债务也不会得到偿还。他用辞职表示抗议，并写了《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分析了这样做的恶果。 到了1944年二战结束前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盟国终于接受了凯恩斯的建议，用“直接减债或间接减债”的方式，来处理债务问题，以增加债务国的资金流动性。就是说，既有直接债务减免，又鼓励大力购买债务国的出口货物，增加其外汇收入，提高其还债能力。 这是人类经济活动的一大进步。这里面有二战的教训促使人们警醒，但更深层的原因，是美国急于扶持西德恢复经济活力，以对抗苏联阵营。当时东德已经开始搞社会主义，如果西德经济不能恢复，人心思变，也可能倒向社会主义阵营，所以美国采纳了凯恩斯务实合理且可持续的外债处理方案。 总之，二战后西德经济迅速崛起，原因是多方面的：工业底子好，政府领导有方，盟国减免债务，朝鲜战争带来的军品生产红利，马歇尔计划的大力扶持等等。但最重要的，还是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要把西德打造成资本主义样板间，跟社会主义进行全方位较量。 关于这一点，陈平老师在《眉山金融论剑》一书中有精彩描述。（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22版，101页） “然而从东德进入西德，看守竟然连证件都不看，挥挥手就让我过去了，当时觉得西德真是自信满满。但是多年后柏林墙倒了，才有西德人告诉我实话，是东德和戈尔巴乔夫上了当。西德人在冷战时代就知道，如果要跟社会主义国家打地面战争，西方国家根本没办法抵挡苏联的坦克部队。那怎么办呢？索性就玩西方擅长的宣传战，不仅拉上西德各州参与补贴西柏林，还通过诸如自由之声等电台、电视，天天宣传西德如何高消费，说东德老百姓只要越过柏林墙，民主、自由和高消费都唾手可得。正是这虚假的繁荣，吸引了东德大批不同政见的人士，甚至边防军前去投奔。等到柏林墙一倒，冷战结束，西德各州再没理由继续补贴西柏林，各州财政盈亏自负，柏林立刻陷入萧条。” 这是美西方精心打扮冷战橱窗的真实写照。 三、为什么经济学家都错了 二战后西德经济一路走来，虽有起伏，但基本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除了顶尖的军工、航天等领域受限制，工业水平和经济整体实力一直处于西方阵营的第一方阵。后来日本经济崛起，西德遇到了强有力的挑战，GDP降为西方阵营的第三位，但依然是数一数二的工业强国。 时间来到1990，各种历史机缘汇聚，德国迎来了统一。统一自然是德意志民族的大喜事，而且东德经济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是最好的，科技、教育、工业制造能力都很强。德国领土人口双丰收，经济应该更加繁荣壮大。然而，历史再次演示了祸福相倚的非线性进程。 关于两德统一的经济奇观，陈平老师也有非常精彩的描述。（同上书，96~101页） “柏林墙倒塌以前，东西德的老百姓、企业家和政治家实际上都有一个民族统一的愿望。存在的问题就是，如果统一，由哪一方来主导？是双方平等统一，还是一边把另一边吃掉？所以，柏林墙的存在更像是东西德之间某种竞争的均衡，直到戈尔巴乔夫单方面放弃《华沙条约》（Warsaw Treaty），放弃了对东德政府的支持。于是，东德被迫失掉了与西德平等联合的情景，柏林墙一倒，形势就变成西德对东德的单方面统一。 西德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主导的统一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西德的老百姓、经济学家以及多数政党，都反对东西德快速统一，因为如果东德经济在统一后垮掉，西德纳税人就得背上补贴东德的沉重负担。而科尔想当德国统一的历史功臣，打了竞选连任的算盘，何不用东德老百姓的选票，来补偿西德不同政党和选民对他快速统一的质疑呢？于是，他不顾经济学家的反对，实践了美国自由派货币主义理论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直升机撒钱”策略。 当时东西德用的货币都叫马克，官方兑换率虽然也是1:1，但在黑市上大概得五六个东德马克才能换一个西德马克。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东德经济虽然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最好的，但在和西方的竞争中处于劣势。科尔突然宣布东西德在货币上实现快速统一，让东德居民以1:1的比例来兑换西德马克，把东德马克作废。这对东德老百姓来说，岂不是天上撒钱吗？ 然而，这一招导致的后果，让所有经济学家大跌眼镜。原本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如果天上撒钱，那钱多了东德自然应当出现通货膨胀，货币理论永远讲通货膨胀就是个货币现象。没想到东西德货币快速统一之后，东德不但没出现通胀，反而大量企业倒闭，出现了通货紧缩。大家就奇怪了，天上撒钱应该拉动消费呀，而且东德企业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里技术水平最高，质量也最好，怎么突然间就大量倒闭了呢？ 这里面的道理其实非常简单。东德原本的产品差不多一半是自产自销，一半是出口到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也出口到中国。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交换，实际上有多种安排，可以用东德马克或者卢布，但更多的时候是以货易货。以前，中国基本上出口轻工业产品和农产品，交换回来东德先进的机械设备，但现在东西德突然统一，全变成要拿西方的“硬通货”——西德马克或美元来结算，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硬通货怎么办？就此，东德出口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市场就坍塌了，一半市场没了。 那还有一半国内市场呢？原来东德的产品物美价廉，但因为是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所以品种不多，也不时尚。突然之间，老百姓手里有了大量西德马克，于是蜂拥而上地去购买西德产品，东德企业就此连国内市场也丧失了，接踵而至的就是大面积破产。 这套休克疗法，实际上当年弗里德曼也推荐给了中国政府，中国政府没有实行。中国转型期间，保持了双轨制的稳定和有限开放，保持了外汇市场交易的稳定，所以中国国内市场才没有如东德市场一样垮掉。 遗憾的是，东德市场垮掉后，西德也没有受益。因为东德本身的人口规模大概只有西德的1/3，暴增的购买力只是给了西德清理仓库存货的机会，这类消费当然是不可持续的，西德经济在短暂的消费热潮后很快就冷却下来。 反过来，为了安抚东德老百姓，避免在统一后出现大面积的失业和社会动乱，西德政府给东德老百姓开出了高达东德GDP规模一半的补贴，而且长达十年之久。可想而知，如此高的补贴负担，纵使经济强大如西德一样也难以承受。 随之而来的，就是德国利率的飙升。利率飙升之后，西德马克一路走强。时值德国与欧洲共同体国家实行联系汇率，准备过渡到欧元区，所以德国马克升值，其他国家的货币都得升值。 因为英镑原来就跟德国马克有联系汇率，所以最先受不了的就是英镑。英镑一升值，英国经济就出现衰退。一开始，英国还企望能够动用自家的外汇储备来捍卫英镑和西德马克的联系汇率，然而，这不仅没能持续，还给了索罗斯一战成名的机会，从而动摇了欧洲货币联盟走向欧元区的进程。 …… 今天欧盟的软弱、德国经济的放缓，根子其实都在科尔总理为了选举而进行的快速统一。如前文所说，东西德的统一是不平等的统一。西德在接管东德企业之后，把整整一代的管理层和技术人员都舍弃了，粗暴地认定他们都跟东德共产党有关，东德科学院的大部分研究所也都以重复建设为由关闭。 而西德的大量资本也并没投资到东德企业和研发，没有恢复东德的制造业和实体经济，而是投资于东德的房地产和历史建筑修复，以恢复民族自信。所以大批东德年轻人到西德寻找就业机会，中老年人只能留在原地吃救济。这些都成为东德经济陷入衰退的重要原因。后来在德国重新兴起的民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发源地也在东德，因为东德青年的失业问题最严重。 这也给了我们一个重大教训，就是采取哪种货币结算系统进行国际接轨，用谁的法律来裁判商业纠纷，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国家主权问题。东德政府因为戈尔巴乔夫的软弱，放弃了对等联合的前景，以至整个东德经济完全垮掉，西德也背上了长期的包袱。 精彩吧！真实的历史进程，哪里是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样子？东西德统一后的经济奇观，再次证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荒谬的空想。 四、德国经济成功的四大条件 德国经济是典型的“两头在外”，即大量进口能源和原材料，大量出口工业制造品。2017~2023，德国出口的GDP占比为42.7%，净出口的GDP占比为4.8%。德国的贸易顺差常年居于世界前两位，而且出口的主要是高端制造业产品。这样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取得成功需要满足四大条件： 大量进口廉价的能源和原材料 大量廉价高素质劳动力 充足的资本和领先的技术 足够大的外部市场 那么，德国制造业成功的四大条件是如何演变的呢？ 1、从能源红利到能源危机 本来德国自身的煤铁资源是相当不错的，但随着工业规模的扩展和能源转型，德国需要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德国没有这两项资源，除了从中东进口，为了降低成本，冷战中的西德就冲破美国的极力阻挠，与苏联进行能源合作。 1960年代，来自苏联的石油管道（友谊管道）就接到了西德。当时国际市场上的石油价格是2.55美元/每桶，来自苏联的石油是1.71美元/每桶。1970年西德与苏联正式签署易货贸易协议，用高级无缝钢管换取天然气，这就是途经乌克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兄弟天然气管道”。来自苏联的大量廉价石油天然气助力了德国工业的起飞。特别是化工业受益最大，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就是这一阶段崛起的。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跌入谷底，急于向欧洲，特别是向德国，廉价出口石油天然气，先后铺设了亚马尔天然气管道和北溪天然气管道，给德国工业带来了巨大的能源红利。俄乌战争爆发前，德国55%的天然气、50%的煤炭、32%的石油均来自俄罗斯。 德国政府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过度依赖俄罗斯能源的风险。德国没有石油天然气，所以默克尔时代就大力发展新能源。然而，今天新能源产业链领头羊是中国。德国很早就提出能源转型，却没有主导新能源产业链。 2024年德国新能源发电比例已升为65%。即便如此，今天德国企业的能源成本也比俄乌战争前上升了40%。迫于绿党环保势力的压力，德国政府决策失当，强制关停核电站，大幅削减煤电厂，导致德国能源没有后手。今天德国能源结构非常脆弱，已经陷入能源危机。这是德国工业外迁的主因。 2、从高素质技术移民到躲避战乱的难民 再来看人口红利。二战中德国损失了800万士兵，这几乎是两代青壮男子。二战后德国劳动力极度短缺，于是大力动员妇女劳动。1960年代西德开启客工输入计划，从欧洲内部和日韩吸引外来工人，20多年间共有几百万客工流入西德。 20世纪90年代，统一后的德国虽然背上了补贴原东德地区的巨大负担，但东德高素质年轻人口的涌入也稳定了制造业人力成本。 此外，德国还大量吸收了二战后被各国驱赶的德裔人口，伊朗革命爆发后出逃的精英，以及冷战结束后大量涌入的东欧技术移民。 德国出色的教育提供了大批优秀的工业人口，再加上高素质移民，为德国制造业的长期优势提供了人口红利。 进入新世纪，美国先后发动伊拉克战争，打击利比亚，策动阿拉伯之春，挑动叙利亚内战，所有这些战乱和颜色革命，彻底搅乱了环地中海地带，在中东和北非制造了大批难民涌向欧洲，而德国承接了绝大部分。 大量涌入的难民，不仅拉升了福利开支，提高了犯罪率，激化了社会矛盾，还不能填补技术工人缺口。 当前德国技术工人缺口为200万。据估算，到2030年德国技术工人缺口将达700万。本土人口出生率早已是负增长，65岁以上的人口已超20%，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德国人口红利不再。 3、投资不足与错失信息数字技术 20世纪90年代，德国虽然获得了东德加入的人口红利，但因为原东德地区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政府不得不长期提供大量补贴，德国实际上是在忙着整合国家。 当时中国加大改开力度，东南亚经济蓬勃兴起，给德国工业带来了新机遇。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的俄国主权债务违约，都对德国出口造成了不小的冲击。总体看，20世纪90年代德国经济增速并不高。 进入21世纪，欧盟完成整合，欧元区成立，中国加入WTO，这是欧洲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转折点。德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是欧洲经济的火车头，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浪潮为德国经济带来了最大一波红利。德国凭借技术优势，以及在欧盟的强势地位所带来的规则优势，几乎席卷了新拓展的欧盟制造业市场。同时，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大大开拓了市场。德国制造业迎来了一个新的黄金时代。 然而，福兮祸所伏。德国主导扩展欧元区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自缚了手脚。 欧元的两面 欧盟和欧元区在相当程度上整合了欧洲经济，但这个一体化进程只完成了一半。欧元区有统一的货币，欧盟国家间取消了关税，但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统一财政。欧洲央行有货币发行权，但不能干预各国具体的财政货币政策，欧盟成员国则让渡了货币发行权。这就变成互相羁绊的半吊子统一机制。欧盟成员国赢得了贸易便利，避免了汇率波动，形成了统一市场，却失去了货币主权和积极的财政政策。 欧盟规定，各成员国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GDP 的3%，公共债务不得超过GDP的 60%。德国是欧盟和欧元的主心骨，必须做出表率。事实上，德国一直严格执行这些规定。 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三季度，法国公共债务3.303万亿欧元，GDP占比113.7%，2024年公共赤字的GDP占比为5.8%。意大利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意大利债务的GDP占比为135.3%，财政赤字的GDP占比为3.4%。2024年德国显性债务的GDP占比为62%，财政赤字的GDP占比为0.28%。 公共债务的GDP占比这样的指标，是很值得商榷的，至少应该具体分析债务构成，才有说服力。但就拿这样的指标衡量，发达国家中，德国无疑是优等生。这也是新一届德国政府准备大规模举债，扩张财政开支的底气。 多年来德国一直严格遵守欧盟的财政纪律，主要是为了维护欧元的稳定。欧元固然给德国带来了巨大的红利，帮助德国整合了市场，但欧元也有很大的副作用。 德国最大的贸易顺差对象是美国。经常项余额等于金融项余额。根据这样的国际收支平衡原理，德国对美顺差会通过德银等欧洲银行流入美国金融市场。美国金融市场随时可能爆炸，如果美元崩掉，美国金融市场崩溃，德国百姓的储蓄将灰飞烟灭。德国顺差和美国逆差同样无解。欧元其实是美元的影子货币。相关问题，马霞老师的《天下货币》做了系统阐述。 新自由主义财政紧缩 欧元是美元的外挂大血包，但美国却不遗余力地打击欧元。1999年轰炸南联盟，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都有打击欧元的意思。每次战争爆发，欧元兑美元汇率都会大跌。 德国为了维护欧元的稳定，带头坚守欧盟财政纪律。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加上随后的欧债危机，迫使欧盟采取了更加严格的财政紧缩政策。德国更是执行了更严格的财政纪律。 两德统一后，德国政府为了修复被摧毁的原东德地区的经济，提供了长期财政补贴，因此背负了大量债务。 2009年欧债危机爆发，为了维护财政收支平衡，当年年底默克尔政府将“债务刹车”政策写进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 该政策规定，政府每年新增公共债务的GDP占比不得超过0.35%，只有在超出国家管控范围并严重影响国家财务状况的紧急情况下，才允许打破这个债务上限。事实上，德国政府只在新冠疫情期间突破了这个债务上限。欧盟的相关规定是，成员国的预算赤字不得超过GDP的3%。 过于严苛的财政紧缩给德国带来了滞胀。德国的财政紧缩是很成问题的，但他们就这样干了。这是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是的，德国也深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困扰，也坚定地相信通货膨胀就是个货币问题。 历史上，德国遭遇过恐怖的通货膨胀，但当年通胀的原因非常复杂，德国人没有理清这些复杂的原因，却简单地将其归因为货币问题，因而采纳了新自由主义财政紧缩政策。 德国奉行的财政紧缩政策造成了德国公共投资严重不足。德国很多基础设施是二战后修建的，早已破败不堪。落后的基础设施和公共交通，严重影响了德国经济增长。 再举一个德国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例子。1994年德国将铁路私有化，从此事故不断，服务奇差，铁路养护、升级、扩建完全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如今的德国铁路跟英国铁路有一拼。德国铁路甚至成了德国民众自我调侃的流行梗。 不仅基础设施和公共交通投资严重不足，在新能源、电动车、数字化技术平台、量子计算、芯片、AI 、万物互联等最前沿的高科技领域，德国同样投资严重不足。 德国是高工资高福利社会，维持这样的模式，主要依靠企业的高税收。德国企业的综合平均税率为30%，在发达国家中名列前茅。高税负意味着企业必须有高利润才能持续。企业要维持高利润，往往无力在最前沿的基础研究做长期大规模投入，这就需要政府投资牵动。带有战略方向性的前沿技术，需要长期持续的高投入研发，才有可能取得重大突破。这需要政府坚定不移地长期政策扶持。德国政府通常是执政联盟，部长名额由各党派瓜分，而各党派代表不同的利益，政策受各种力量牵扯，变化多端，很难形成可延续的政策合力。 充足的投资和领先的技术，是德国制造保持优势的四大条件之一。投资不足影响了技术领先，技术落后又导致投资更加不足，最终拖累了整个制造业。下面就来拆解德国制造业衰落的过程。 从工业4.0到工业0.4 2013年默克尔政府提出了工业4.0计划。工业4.0就是工业制造智能化。翻成大白话，就是个性化定制的小批量生产。如果实现这个目标，将是工业制造的一场革命。 德国意识到与中国制造业拼规模，不可能取胜，所以提出了工业4.0。这是很有远见的。当时德国提出工业4.0，着实让中国紧张了一番。就在同一时段，我们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今天，《中国制造2025》基本实现，德国工业4.0却变成了德国工业0.4。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实现这个战略目标，需要信息数字技术的强大支持，而这方面德国是落后的，中国则通过持续不懈地努力成了领跑者。 德国信息数字技术落后有三个原因。 第一，德国制造长期保有很大优势，一直赚大钱，对信息数字技术可能引发新的工业革命反应迟钝。 第二，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探索新技术。探索新技术需要长期高投入，成功还没有保证，躺在现有技术红利上更舒服。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美国将信息数字技术视为科技战略高地，决不允许有其他竞争者。美国对华为的疯狂打压，就是最有力的证据。华为能取得成功，因为背后有强大的中国政府。 当今世界，只有中俄美三国有真正的独立自主。德国没有完整的主权，美国不允许德国发展最前沿技术，德国毫无办法。 德国信息数字技术落后，为了实现工业4.0，找华为合作。美国硬逼着德国终止与华为的合作，拆掉华为设备。德国无力抵抗，只能屈从。这就是德国没有主权的明证。 德国虽然搞不成工业4.0，但应该还是可以守住传统高端制造业的，为什么连它们也开始出逃了呢？ 德国四大支柱产业溃败 德国制造的四大支柱： 汽车及配件 机械设备 化工 电子电气 2024年上半年，这四大支柱产业占德国出口的54%。 德国化工撑不下去，就是俄乌战争引爆了石油天然气价格。机械设备和电子电气陷入困境，除了能源成本暴涨，还有来自中国的竞争和美国的打压。 拜登政府不仅继承了特朗普的高关税，还在2022年8月，也就是俄乌战争爆发半年后，通过了《削减通胀法案》，用百亿美元补贴吸引外企去美国建厂。德企因为能源成本高涨，只能出逃。大头去了美国，一部分来了中国。 德国制造业巨头出走，必然带走相关的配套产业链，造成连锁反应，导致德国经济连续两年下滑。 德国制造的扛把子是汽车及配件。除了上述原因，德国汽车败下阵来，最根本的，是没有占领电动车的新赛道。 毫无疑问，电动车是汽车的未来。德国政府早就看到了这一点。那为什么德国却输了这场电动车竞赛呢？ 一个奇葩故事 早在2009年9月，默克尔政府就发布了《国家电动车发展计划》，将发展电动车正式定为国策。而就在六个月前，中国政府刚发布了《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也将发展电动车上升为国策。 德国没有石油天然气，发展电动车本是刚需。但德国推出电动车计划，还藏着一个精心布局——碳排放。 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默克尔拉着奥巴马政府强推碳减排议程。这就不仅是为了本国发展电动车，也是想迟滞中国的发展，至少增加中国发展的成本，同时出售碳排放指标大赚一笔。 人算不如天算。中国转危为机，利用碳排放议题全力推动汽车转型，成了新冠军。而在电动车的新赛道上，德国汽车已经被甩出八条街。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还记得“大众排放门”吗？ 默克尔推动能源转型，发展电动车，本是利国利民的好政策，德国车企却不配合。现成的钱赚得好好的，何必大把研发投入电动车？ 但在欧洲，绿色环保是绝对的政治正确，德国车企不敢明面对抗，于是想了个邪招。 德国车企当时正在大力推动“清洁柴油车”。据说柴油车比汽油车节省20%的燃料，等于节省20%的排放，而且噪声、振动、氮氧化物排放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大众、宝马、奔驰、保时捷等明星车企都大力宣传这一成就。德国柴油车甚至通过了美国环保部门的检测。这下德国柴油车在欧美大卖，甚至拿到了美国的环保补贴。 柴油车热卖，就把电动车挤掉了。你政府推环保，我已经这么环保了，你不能再逼着我去搞电动车了吧！ 到了2013年，德系柴油车的减排秘密被美国一家独立检测机构发现。经过反复验证，2015年美国环保署公布了这一发现。原来大众汽车所售部分柴油车安装了专门应对尾气排放检测的软件，一旦发现汽车处于检测状态，就秘密启动显示减排，平时行驶时却大量排放污染物，最大排放量可达美国法定标准的40倍。 至此，不仅德国车企名誉大跌，承受了巨额赔款罚单，也宣告了减排柴油车路线的破产。 2016年4月，德国政府拿出12亿欧元补贴电动车市场，买纯电一辆补贴4000欧元，买插电混动补贴3500欧元。默克尔政府想以此重启电动车项目。 然而，德国汽车业已经浪费了七年的时间窗口期。这七年，正是电动车行业爆发的关键期。中日韩，特别是中国，已经全面占领了电动车的上下游产业链。德国车企已经追不上了。 德国电动车的奇葩故事再次证明，唯利是图的资本很难胜任国家的战略任务。 4、两大市场变两大竞争者 德国工业出口的最大市场是美中两国。现如今，中国电动车换道超车，机电产品出口也已超过德国。美国则启动关税壁垒、巨额补贴、减税等政策，软硬兼施，逼已经陷入绝境的德企投奔美国，对德国制造业釜底抽薪。最大的两个市场，变成了最大的两个竞争者，加上能源成本暴涨，德国制造业已经到了生死关头。 德国以制造业立国，自身体量又不够，制造业出口就成为德国经济的命门，所以，德国经济高度依赖优良的外部环境。 冷战中，西德是资本主义世界橱窗，备受宠爱优待。 从20世纪90年代进入新世纪，欧洲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一直在助力德国开拓经济版图。 总的讲，二战至今80年，德国经济能取得不俗的成就，是因为一直在吃外部正效应的红利，今天这个红利消失了。德国经济成功的一大条件，是充足的外部市场，今天这个市场正在全面萎缩。德国经济凛冬将至。 五、德国经济的出路 今天德国经济遭遇的困境，根源在于上一轮经济全球化秩序的瓦解。旧秩序瓦解，是因为旧秩序的主导者美国自己的经济玩不转了。今天德国制造业溃败，最直接的原因是能源价格暴涨，而俄乌战争正是美国挑动的。德国没有完整的主权，安全完全受制于美国，只能无脑追随美国去制裁俄罗斯，切断来自俄罗斯的能源供应，这等于经济自杀。 德国没有独立自主，经济高度依赖制造业出口，一旦地缘环境恶化，甚至极化，经济必遭重创。 今天特朗普这一整套胡萝卜加大棒，对德国制造业是釜底抽薪。德国要挣脱这个困局，首先要跟俄罗斯讲和，恢复俄罗斯对德国的廉价能源供应。这是德国制造业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 其次，德国必须全面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德国企业界正是这样做的。德国车企开始大规模与中国车企和信息数字公司合作，开发生产电动车。这虽不能帮助德国在信息数字领域取得根本性突破，但至少不至于被这一轮技术革命完全抛下。 能否做到这两点，取决于德国领导层的智慧。然而，今天的德国领导层，恰恰是最无脑的一群。 就地缘战略而言，德国的确缺乏自主权，但现在出现了一个机会。特朗普政府正在跟俄罗斯讲和，此时德国最正确的做法，就是顺势而为，响应特朗普，主动与俄罗斯和解，而不必理会英法愚蠢顽固、装腔作势的战争鼓噪。这样不仅能投特朗普的欢心，还能为将来对俄谈判赢得先机，尽快恢复俄罗斯对德能源供应。 德国如果明确表态，欧洲反对美俄和解的声浪会跌落一大截。然而，今天的德国政坛没有这样有魄力有眼光的领导者。 时机还不成熟，德国人民觉醒得还不够，但这一天迟早会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德国也必须做出根本性的改变，才能顺应世界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