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一代才女，本名杨季康，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1933年，前往清华大学研究院学习，在此期间认识了钱钟书，她未来共度一生的丈夫。
1935年，在苏州庙堂巷家中大厅与钱锺书举行婚礼；同年夏季，与钱锺书一同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求学，后转往法国巴黎大学进修。在英法留学期间，不会做饭的杨绛，为了让自己的丈夫能吃上中国味道，亲自洗手作羹汤，既要忙碌学业，又要操持家务。而钱钟书，一心钻研学问，享受着妻子给他做的美味佳肴。
人们常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但是在钱钟书和杨绛的婚姻里，让人看到爱情的美好。他们互相包容，互相依靠，互相成就，互相扶持，一直到生命的尽头。
在两个人的婚姻里。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才女杨绛主动承担起了生活的琐事，在钱钟书眼里，仿佛她什么都会。生活上，她劈柴、生火、做饭、洗衣服、买回煤沫子，自制煤球，为了节省用煤，她把炉膛用泥重新改造等等。
满腹经纶的才子钱钟书，读书研究，样样精通，但在生活方面，却是一窍不通，而且还经常做错事。在杨绛在医院生孩子的时候，他在家里，有时是打翻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有时是把门轴弄坏了，把台灯砸了。
在一起生活，光有耐心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拥有处理应急事件的能力。有一次，钱钟书去上课，杨绛送他出门，忽然一阵大风刮来，咣的一声把屋门给带上了。杨绛没有带钥匙，而且身上分文未带，无法去找锁匠，只能自己想办法。她转到楼后面的花园，踩着园丁修剪草坪的长梯，爬到了阳台上，又从门框上方玻璃的小横窗户使劲钻进去，到了卧室。此后，杨绛就把钥匙时刻拴在裤腰上，生怕再被锁到外面。那她怎么不去学校找钱钟书呢？因为她深谙丈夫有多大“本事”，如果让他回来爬阳台，还不知会闹出什么乱子。
每当他做错的事，钱钟书都会紧张地跑到杨绛身边说：“我又把东西弄坏了。”不过，杨绛总是体贴地安慰道：“不要紧，我会修。”杨绛一句“不要紧”说出来，钱钟书便会真的放松下来，他十足地信任着杨绛，不论他是确实相信她能办好，还是口头上的安慰，杨绛温柔的话语，给了他定下心的力量和依靠。
也许在很多人的婚姻里，家庭琐事只会引起争吵吧。为了家务多做了，少干了而争吵；为了做错了事而不停地批评。夫妻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剑拔弩张，家庭氛围就成了鸡飞狗跳。
而杨绛为了成就丈夫，家庭的琐事都由她来承担，她不责怪钱钟书，反而在他做错事，弄出乱子来的时候，安慰他，帮助他。这样做妻子，真是难能可贵。
钱钟书对杨绛的爱溢于言表：“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杨绛也表示：“我也是”。最难得他们之间的爱情，互相欣赏，互相爱恋，互相依靠，杨绛更多的付出，钱钟书也疼惜妻子。
杨绛真的是下得厨房，出得厅堂，一生中创造出很多的精品佳作，她撰写的剧本、小说、散文深受人们的喜爱，如《称心如意》、《弄真成假》、《游戏人间》、《风絮》、《洗澡》、《小阳春》、《大笑话》、《活出生命的本真》、《论萨克雷〈名利场〉》等作品尽显她的文学才华。杨绛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文学创作上蔚为大观。特别是散文创作较之四十年代有着很大的突破。她的散文作品，已经结集的有《干校六记》、《将饮茶》、《杂忆与杂写》等，另有集外散文多篇。
杨绛精通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她翻译的汉译本《堂吉诃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它的问世，填补了我国西班牙语文学翻译的一个空白，立即受到西班牙方面的高度评价，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亲自向杨绛颁奖。她的译作《1939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吉尔·布拉斯》、《小癞子》、《斐多》等都是享誉世界的杰作。
在文革期间，他们夫妻俩被诬蔑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遭受到非人的折磨和打击。很多人都担心杨绛会受不了，因为很多知识分子都受不了折磨和羞辱而轻生了。可是杨绛却熬过了一个个难熬的批斗会，各种羞辱，熬过了各种体力劳动的艰苦，依然精神奕奕的笑对人生。
在清华大学时，有一次大礼堂开控诉会，忽然有个杨绛从未见过的女学生跑上讲台，控诉杨绛“上课不讲工人，专讲谈恋爱；教导我们恋爱应该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甚至教导我们，结了婚的女人也应当谈恋爱”。大家一听，这简直太不像话了！目光满场搜寻这位“专谈恋爱”的教师。杨绛被这无中生有的控诉气坏了，“火气旺盛，像个鼓鼓的皮球，没法按下个凹处来承受这份侮辱”。可是杨绛还是忍住了。
对于杨绛自己遭受的污蔑，她能忍耐，可是，对于钱钟书遭受的污蔑，她一点儿也不能忍。郑土生回忆：“1966年，有人污蔑钱锺书先生，说他的桌上不愿意放毛主席的著作，并贴出大字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罪名。杨绛先生觉得冤枉。那天晚上天快黑了，她带着钱先生，拿着手电筒和浆糊，把写好的一张小字报贴在大字报的下面，申明没有这回事。反贴大字报，这还得了。“所有老干部和‘老先生’都不敢在人家批评自己的大字报下面反驳，杨绛先生立刻被拉到千人大会上批斗示众。”革命群众要她低头认罪，谁知杨绛竟和革命群众顶嘴了，还跺着脚说：“就是不符合事实！”郑土生说：“整个‘文革’期间，敢和革命群众发脾气的，外文所只有她一人。她晚年谈起这事还不无得意，因为她坚持不认假账、不说假话，爱护了钱锺书先生的名誉。”
1966年8月，杨绛白天在办公室，被迫交出即将完成的《堂吉诃德》全部译稿，未留底稿。晚上，在宿舍大院，她被剃成“阴阳头”，一半头发被剃掉，回到家，钱钟书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反倒是杨绛淡然地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吧”。于是，找出了几年前钱瑗剪下的两条辫子，用钱锺书的压发帽做底，解开辫子，把头发一小股一小股缝上去。足足费了一夜工夫，做成一顶假发。第二天早晨开始，她就戴着这顶假发出门，还能很幽默地想着：“一戴上假发，方知天生毛发之妙，原来一根根都是通风的。一顶假发却像皮帽子一样，大暑天盖在头上闷热不堪，简直难以忍耐。”
杨绛被安排去打扫外文系的厕所，她准备了小铲、小刀等工具，动手把竹筷和布条做成小拖把，准备了去污粉、肥皂等物件，每天把厕所收拾得一尘不染，斑驳的陶瓷亮出了洁白……她每天把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干完活就躲在里边儿看书。在别人看来，一个曾经的校长、大学教授，打扫厕所，多么不堪，在杨绛看来，能在这里有不被打扰的时光看书，已经是一种幸运。
杨绛为人坦荡，不会随波逐流，不会像其他人那样趋炎附势，落井下石，反而不怕风险，关心同志。当年郑土生打算自杀时，还惦记着要还杨绛的75块钱。也正因此，他被杨绛救回一命。他死前决定把欠杨绛先生的钱还清，把存折和现金加在一起，有75块钱，用纸包起来，塞到杨先生的抽屉里面。第二天中午，其他人都去买饭了，杨先生突然从外面很急地跑进来，把存折和现金扔到我的抽屉里面，还附有一张字条：‘小郑，我们准备要下干校了，大家都在走，这个钱我不需要，你给自己买点生活必需品吧。’最后还说了一句，要保重身体。”郑土生说，“当时写这张纸条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她自己‘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还没有摘，我也是被批斗过的。她同情我，没有把我当成敌人，在别人都不敢和我说话的时候鼓励我，打消了我轻生的念头。”
钱钟书和杨绛夫妻二人先后被下放到了“五七干校”。1969年，钱钟书离开家人们，来到河南罗山县五七干校。不久，干校搬到息县东岳。1970年7月，杨绛也来到息县东岳“五七”干校。这样，钱钟书、杨绛在息县东岳度过了他们一生中难忘的苦难岁月。杨绛在此期间，创作了《干校六记》。《干校六记》由《下放记别》、《凿井记劳》、《学圃记闲》、《“小趋”记情》、《冒险记幸》和《误传记妄》六篇散文组成，反映“文革”时期杨绛在息县东岳“五七”干校凿井、种菜、干农活以及与丈夫钱钟书相濡以沫、艰辛度日直至返京的难忘经历。
钱钟书在“五七”干校期间先后做过司炉工、保管员、邮递员、通讯员。杨绛参加过打井、养猪、种菜等工作。在艰苦的体力劳动中，这些中国顶尖的知识分子表现出了可贵的互助精神，没有拈轻怕重，斤斤计较，他们互相照顾，并肩携手，共同克服各种困难。
面对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钱钟书、杨绛夫妇不怨不恨，不自怜自悯，也不伸冤诉苦，而是以平和的心态坦然面对，直面人生，始终保持着豁达乐观的精神，这样的精神真是令人敬佩不已。
在《走到人生边上》中，她回顾自己的一生，写下这样的句子：人有优良的品质，又有许多劣根性杂糅在一起，好比一块顽铁得在火里烧，水里淬，一而再，再而三，又烧又淬，再加千锤百炼，才能把顽铁炼成可铸宝剑的钢材。杨绛回顾十二年浩劫时说：“改造十多年，再加干校两年”，“我还是依然故我。” 她没有变成怨妇，没有磨灭热情，没有失去对生活的热爱，这是很多人面对苦难，做不到的。
人的一生都不容易，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经历暴风骤雨，艰难险阻，但是人在这些坎坷面前，只要有精神支柱，能苦中作乐，相互扶持，依然可以走过坎坷，迎来明媚的晴天。杨绛先生的一生，令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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