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贵州一老农说了个成语，当即被逮，经查是周总理亲定要犯

1957年初夏的一天，贵州省黔江区合作食堂里正在开会。一位看起来与普通农民无异的会计，在发言时不经意说出了＂虚怀若谷＂这个成语。这四个字，瞬间引起了在场干部的警觉。一个常年生活在山沟里的普通农民，怎么会说出如此文雅的词句？这个疑点，牵出了一个潜伏近十年的特务大案。这位＂农民＂的真实身份，竟与1946年震惊全国的重庆较场口血案有关，更是周总理亲自下令缉拿的要犯。他是如何从一个抗日英雄沦为特务头子？又是如何在解放后巧妙地隐姓埋名，躲过多次搜捕？而这短短的四个字，又为何会成为暴露他身份的导火索？

一、从法学院高材生到抗日军官

在民国初年的四川，有一个颇具声望的知识分子家庭。这个家庭的主人曾在清末担任过江津县知县，其子更是东京帝国大学的留学生。这样的家庭背景，为年轻的郑蕴侠打开了一扇通向知识的大门。

1928年，年轻的郑蕴侠考入了上海法学院。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上海法学院是中国最负盛名的法律学府之一。在这里，郑蕴侠不仅系统地学习了现代法律知识，还接触到了来自五湖四海的进步青年学子。

然而，1931年的一个傍晚，改变了郑蕴侠的人生轨迹。当时他和同学正走在上海租界的马路上，准备去城隍庙附近吃晚饭。几个喝醉的英国水兵横冲直撞地走来，不仅撞倒了郑蕴侠的同学，还出言不逊。郑蕴侠和同学去租界巡捕房报案，却被告知这些外国人享有治外法权，中国法律对他们无可奈何。

这件事给郑蕴侠带来了极大的震动。作为一个法律系的学生，他深知治外法权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害。但更让他愤怒的是，在自己的国土上，法律竟然成了一纸空文。

1932年春，郑蕴侠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报考黄埔军校。当时的黄埔军校已经迁至南京，改称中央军校。他所在的那一期，正值抗日战争前夕，学校特别加强了军事训练。

在军校期间，郑蕴侠的表现十分突出。他曾在一次军事演习中，带领战术小组成功完成了一次穿插包抄的任务，获得了教官的高度评价。而他的法律背景，也让他在学习军事法规时游刃有余。

1934年，郑蕴侠从军校毕业。由于他独特的教育背景，加上在校期间的优异表现，他被分配到了军法处工作。这个岗位既需要法律专业知识，又要求军事素养，可以说是为郑蕴侠量身定做的。

在军法处的工作中，郑蕴侠展现出了卓越的才能。他参与制定了多项军纪条例，并主持了几起重大军纪案件的审理。他的工作能力得到了上级的认可，很快就在军中崭露头角。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郑蕴侠主动请缨上前线。在淞沪会战中，他担任了军法处战地联络官，亲眼目睹了中国军队浴血奋战的场面。这段经历坚定了他投身军旅的决心，也为他日后的仕途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军中崛起与身份转变

1938年的滕县战役，是郑蕴侠军旅生涯中的重要转折点。在这场战役中，他带领部队连续五天死守阵地，多次击退日军的进攻。在一次激烈的巷战中，郑蕴侠的部队被日军包围，弹药即将耗尽。他命令部队就地取材，利用民房砖瓦构筑工事，成功坚守到援军到来。这场战斗中的表现，为他赢得了军中的声誉。

战后，何应钦亲自接见了郑蕴侠。在谈话中，何应钦对这位既懂法律又能带兵打仗的军官表示赏识。1939年初，郑蕴侠被任命为军法处高级参议，开始参与更多的军事决策工作。

同年夏天，一个意外的机会改变了郑蕴侠的命运。当时中统正在扩充情报网络，急需既熟悉军事又了解法律的人才。郑蕴侠的履历引起了中统负责人的注意。经过一番考察，郑蕴侠被调入中统，开始了他在特务系统的生涯。

在中统期间，郑蕴侠展现出了非凡的组织才能。他创建了一套特工培训体系，将军事技能和情报工作相结合。1940年，他在重庆组建了一支特别行动队，专门负责情报收集和特殊任务。

1941年，为了扩大情报来源，郑蕴侠被安排担任重庆《世界日报》采访部主任。这个身份为他提供了合法的活动掩护。他以记者的身份频繁出入各类场所，建立了庞大的情报网络。同年，他又兼任军委会坚信通讯社社长，将触角伸向了更广阔的领域。

1942年，郑蕴侠被派往缅甸，以战地记者的身份随远征军行动。在那里，他不仅负责战地通讯工作，还秘密建立了一个针对日军的情报网。通过收买当地商人和村民，他获取了大量关于日军调动的情报，为远征军的行动提供了重要参考。

1943年底，郑蕴侠回到重庆后，他的工作重心开始发生变化。随着抗战形势的好转，中统开始将更多注意力放在收集国内政治情报上。郑蕴侠开始负责监视重庆的政治活动，特别是各民主党派的动向。

到了1944年，郑蕴侠已经成为中统重庆站的重要负责人之一。他开始组建自己的特务队伍，专门负责政治行动。这支队伍后来成为重庆地区最令人闻风丧胆的特务组织，其成员多由退伍军人和专业特工组成。

1945年抗战胜利后，郑蕴侠的工作重心完全转向了国内政治斗争。他的特务队伍开始频繁执行针对民主人士和进步人士的监视、跟踪任务。这个转变，使他从一个抗日军官，逐渐变成了一个专门打击进步力量的特务头子。

三、重庆暗战与罪行累累

1946年初，重庆谈判陷入僵局。作为中统重庆站的核心人物，郑蕴侠开始策划一系列破坏民主协商的行动。他首先在重庆各大报社安插特务，通过操控舆论制造紧张气氛。同时，他的特务队伍开始在重庆各大茶馆、戏院散布谣言，称共产党代表团在重庆秘密组织武装。

2月下旬，郑蕴侠指挥特务在重庆市区制造了多起针对进步学生的暴力事件。他们采取的手法十分隐蔽，通常是在深夜由便衣特务假扮地痞流氓，对参加和平请愿的学生进行殴打。这些行动造成了重庆市区的恐慌气氛，多名学生领袖被迫转入地下。

3月，郑蕴侠又策划了一场更大规模的行动。他派出特务混入学生队伍，在一次和平集会中制造混乱。当学生们在较场口游行时，预先埋伏的特务突然向人群投掷石块，随后又有一群身着便装的特务冲入人群进行殴打。这次事件造成多名学生受伤，其中包括几位著名的学生领袖。

4月初，郑蕴侠接到了一项秘密任务：阻止民主人士前往重庆参加和平协商。他随即部署特务在重庆各个交通要道设卡盘查，以＂维持治安＂为名，拦截和恐吓前来参加谈判的民主人士。同时，他还指使手下特务跟踪监视已经到达重庆的民主人士，记录他们的一举一动。

5月，形势进一步恶化。郑蕴侠的特务组织开始对在重庆活动的进步文化人士采取更加激进的手段。他们不仅进行跟踪和骚扰，还多次闯入文化人的住所进行搜查，以寻找所谓的＂秘密文件＂为由，实际上是在制造恐怖氛围。

6月，较场口血案爆发。这是一起经过精心策划的大规模暴力事件。郑蕴侠的特务队伍假扮成愤怒的市民，对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市民进行围攻。事先，他们在周边楼房安排了狙击手，在混乱中开枪射击，造成多人伤亡。这次事件在全国引起巨大震动，成为重庆谈判破裂的重要导火索。

血案发生后，郑蕴侠并未收敛。他的特务组织继续在重庆各地制造事端，包括破坏进步报社的印刷设备，恐吓进步书店的店主，甚至绑架几位著名的民主人士。这些行动使重庆的政治环境进一步恶化。

到1946年底，郑蕴侠已经成为重庆地下特务系统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不仅掌控着一支训练有素的特务队伍，还建立了庞大的情报网络。通过这些年的活动，他积累了大量各界人士的秘密档案，这些材料后来成为他威胁和控制他人的重要筹码。

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郑蕴侠的特务活动开始面临越来越大的阻力。越来越多的市民开始认识到这些暴力事件的真相，一些原本被他控制的情报人员也开始转向。1947年初，他被迫开始考虑转移。

四、隐姓埋名与十年潜伏

1947年3月，郑蕴侠在得知重庆即将解放的消息后，立即启动了早已准备好的潜逃计划。他首先将所有特务档案付之一炬，然后通过预先安排的关系网，获得了一个新的身份：贵州黔江区合作社会计张永康。

为了完全掩饰身份，郑蕴侠采取了一系列周密的措施。他特意将自己的右手用硫酸做了轻微损伤，造成几道伤疤，这与张永康身份证上的特征完全吻合。他还专门请了一位川剧演员教授贵州方言，经过三个月的刻苦练习，已经能够说出一口地道的黔江口音。

1948年初，＂张永康＂正式出现在黔江区的合作社。他刻意保持低调，每天准时上下班，做好本职工作。为了不引人注意，他总是穿着粗布衣服，留着农民式的平头，走路时还刻意带着些许驼背。在工作之余，他经常帮助邻居做些农活，逐渐融入了当地的生活圈子。

为了防止暴露，郑蕴侠甚至放弃了所有的文人习惯。他不再看报纸，不写字，不吟诗，平日说话也尽量使用方言土语。在合作社的工作中，他刻意在账目记录上犯一些小错误，让自己看起来就像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普通会计。

但即便如此，郑蕴侠仍然保持着极高的警惕。他在住所周围布置了多重预警机制，房间里准备了三条不同的逃生路线。每天晚上，他都会用不同的时间路线回家，并且经常检查是否有人跟踪。

1950年，全国开展镇反运动时，郑蕴侠的伪装经受了第一次严峻考验。当时有人举报合作社有特务嫌疑分子，工作组进驻合作社进行调查。郑蕴侠主动向工作组坦白自己的＂问题＂：年轻时当过国民党的低级文书。这个主动交代的举动不仅化解了怀疑，还让他获得了＂老实交代＂的好评。

1952年，郑蕴侠遇到了一个险情。一位从重庆来的干部到合作社检查工作，这个干部曾经在重庆较场口事件后参与过调查。当干部走进办公室的那一刻，郑蕴侠立即低下头，假装忙于计算账目。他刻意咳嗽几声，用沙哑的声音回答问题，成功避免了可能的识破。

1955年，全国开展肃反运动，郑蕴侠再次面临考验。这次他采取了更加主动的策略，不仅积极参加各种政治学习，还主动检举揭发其他人的问题，以此转移可能的怀疑。他还专门写了一份详细的自传，交代了＂张永康＂的整个人生经历，其中的细节经过精心设计，完全经得起查证。

然而，正所谓百密一疏。1957年那个夏天的食堂会议上，一句＂虚怀若谷＂，暴露了这位＂农民会计＂不同寻常的文化水平。当地公安机关对比了他的笔迹与重庆时期遗留的档案，最终确认了他的真实身份。事实证明，即便是最完美的伪装，也往往会在不经意间露出破绽。

五、暴露落网与最终审判

1957年8月15日，当地公安机关对郑蕴侠采取了秘密监视。通过一个月的跟踪调查，搜集到了大量可疑线索。9月20日凌晨，公安机关实施了抓捕行动。当警察破门而入时，郑蕴侠正在销毁最后一批文件。这些文件后来被证实是他用密码记录的部分特务网络成员名单。

抓捕后的第一轮审讯中，郑蕴侠始终坚称自己是张永康。然而，当调查人员出示了他在重庆时期的档案照片和笔迹鉴定报告后，他的伪装终于被彻底戳破。随后的搜查中，在他住所的地板下发现了一个密封的铁盒，里面装有一份详细记录重庆暗杀行动的日志。

1958年初，专案组从重庆调来了多位证人。其中包括当年较场口事件的幸存者和被他迫害过的进步人士。这些证人的证词揭露了郑蕴侠在重庆期间的累累罪行。特别是一位曾在中统内部当过文员的证人，详细交代了郑蕴侠如何指挥特务实施暴力行动的全过程。

案件调查期间，专案组还在贵州山区发现了郑蕴侠的另一处秘密据点。在那里，搜出了一批伪造证件的工具和材料，以及多个备用身份的相关文件。这些发现证实了他早有预谋，为逃避追捕做了充分准备。

1958年5月，检察机关对郑蕴侠提起公诉。起诉书列举了他在重庆期间参与策划的多起暴力事件，包括较场口血案、进步报社被炸事件、民主人士被暗杀案等。同时，也指控他在潜逃期间继续进行特务活动，与境外特务组织保持联系。

审判于1958年7月开始。庭审持续了整整五天，期间出示了大量物证和人证。最具冲击力的是一份录音带，记录了他在1946年指挥特务镇压学生运动时发出的命令。此外，法庭还传唤了二十多位证人，他们的证词进一步佐证了郑蕴侠的罪行。

在证据确凿面前，郑蕴侠终于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过去的罪行。他交代了在重庆期间组建特务网络的详细过程，以及参与策划的多起暴力事件。他还供述了潜逃期间与其他特务分子的联系情况。

1958年8月15日，法院对郑蕴侠做出最终判决。判决书长达八十多页，详细列举了他的二十多项罪行。考虑到案件的严重性和恶劣影响，法院最终做出了极刑判决。

1958年9月3日清晨，判决在贵州省会贵阳市郊外执行。按照规定，行刑前允许他说最后的遗言。他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一句：＂我的一生，已经结束了。＂

这起历时一年多的特务案件的审判过程，不仅还原了重庆地下斗争的历史真相，也揭示了一个特务头子的人生轨迹。相关的案卷材料被整理归档，成为了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