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在国内最大问答网站上的一个有趣提问，让我们来看一下广大网友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 ———————————— 广州这种地方都开始下大雪了，黄河都断流了，长江都开始大面积结冰了，全国尤其是内地粮食产量降低50%以上。 这叫“能有多大影响？” ———————————— 1945年，广岛的平均气温上升了3摄氏度。 放到全日本范围，平均气温上升还不到1摄氏度。 ———————————— 虽然我并不完全认同小冰期导致明朝灭亡的观点。 但“也就降低了1个摄氏度”是什么发言？ 你知道平均气温降低1个摄氏度是什么概念吗？ 古新世始新世极热事件，一千多年气温上升了4-5摄氏度。对，这个叫极热。 ———————————— 2022年，这是咱们都亲身经历的一次大旱年，那个热相信题主应该是记忆犹新的。是1850年以来的第四次全球性高温。 年平均气温较过去，也就高了1.15摄氏度。月平均在0.24摄氏度左右。 所以题主你觉得“也就降低了1个摄氏度”的小冰期影响大不大么。 ———————————— 平均气温降低1摄氏度能有多大影响呢？可以拿商朝做个对比，商朝时期的河南，森林密布，河泽遍地，林间到处都是犀牛和大象，河里游曳着鳄鱼和大鼋……整个气候环境看起来不像中国，反倒更像是亚热带的东南亚和印度，而那时的平均气温也就比现在高2摄氏度。 所以明朝平均气温比现在低1摄氏度会造成多大影响呢？自己体会吧。 如果体会不到，我可以再举个例子，大约7万年前，人类经历了自诞生以来离灭绝最近的一次灾难，位于印尼的多巴超级火山喷发，大约3000立方公里的火山灰被抛入大气层，三天后就遮蔽了半个地球，距离火山口100多公里外的马来西亚堆积了7米厚的火山灰，距离火山口2000多公里外的印度堆积了5厘米厚的火山灰，然而更多的火山灰都悬浮在平流层中数年不会降下，这些火山灰遮蔽了阳光，导致气温骤降，降雨量减少，植物大量枯萎死亡，大量的史前人类因找不到足够的食物而饿死，科学家估算挺过这次灾难的人类可能只有2000人。而这次差点毁灭人类的史前浩劫也只是让平均气温降低了3.5摄氏度而已。 ———————————— 这个平均降低一度的“平均”就很有意思 一位统计学家在过一条平均水深一米的河的时候被淹死了。 ———————————— 可还记得初中课本上的《湖心亭看雪》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杭州冬天平均温度为4～12摄氏度 杭州的纬度是北纬30.3，亚热带的冬天都能有“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景观 而文中时间为崇祯五年，明末 ———————————— 没记错的话，商周时期，黄河流域有鳄鱼，犀牛。 “也就降低1个摄氏度”？ 多上几度，你是想中国灭绝吧！ ———————————— 这个逻辑是这样的。 降低1摄氏度，是全球平均降低了1摄氏度。我们知道，全球大概有70%都是海洋，而海洋的比热容要比陆地大得多，所以陆地的平均气温可能降低了3-5摄氏度甚至更多。 气温下降的直观体现就是变冷，但最主要的影响并不是变冷，而是干旱。陆地上的水一部分来自于河流，而河流的水来自于冰川融水，还有一部分来自于海洋蒸发的水降落到陆地上。而气温下降，冰川融水减少，海陆水循环减慢，陆地的水资源就会大大减少，所以明朝末年才会发生那么多次旱灾。 再有，这种变化最大的不是在沿海，而是在内陆，生活在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深受其害。草原本来就比较干旱，水资源进一步减少，就会导致生态失衡，土地沙化。游牧民族活不下去，怎么办，南迁吧，这样就和中原的农耕民族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国历史上几次大乱世，说到底，都是因为小冰期导致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矛盾产生的，比如魏晋南北朝，比如宋元，比如明清之际。 不过小冰期说到底只是外因，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所有事物的主要原因都是内因。明朝灭亡的最主要原因，还是要从它自己的统治上去找。比如导致魏晋乱世的小冰期早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羌人大量内迁，但是直到西晋八王之乱后，才真正开始了五胡乱华。为什么呢？ 张文木先生的《气候变迁与中华国运》中说：“天有冷暖，人有祸福，人定兮胜天，人不定兮天胜，其间的差别是政治。” ———————————— 在明末，连要跳水自杀的人都觉得水太凉，你就说冷不冷吧。 ———————————— 虽然明朝灭亡不能只怪罪小冰河期 但是你“也就”的这个1度，确实曾让大明临高县“雪困三日” 哦，对了，这地方在海南岛 ———————————— 明代有11年出现全国性的偏旱或偏涝情形，偏旱的年份多达 8 年，而偏涝的年份有3年。其中，受早范围达100个县以上的特大早灾发生在1544 年、1589 年、1640 年，受涝县数超过81个县的特大涝灾出现在 1522 年、1569 年和 1608 年。 明清以来黄河以北地区13个极端干旱年份，明朝就占了7个。 南撤 1580年以后，中国北方气候显著冷干，长城附近的自然环境恶化明显趋于恶化，北边屯田收入降低。“沿边城堡，风沙日积， 万历年沙壅或深至二三丈者有之，三四丈者有之。” 1583年，延、宁二镇丈出荒田一万八千九百九十余顷，但，二镇地方沙碛，领过田数未必处处可耕； 甘肃镇官员称“地土瘠薄，天气寒冷，耕种无时”,“附近力勤者种一歇二，方能收获；地远力薄者三四年方种一次”这相较于明初及嘉靖年间的甘肃丰产情形，已不可同日而语。 万历二十二年（1594 ) , 山西官员称“三晋田地瘠薄，半是山岭。钱谷不敷，兼苦水旱” 万历末年首辅叶向高估计全国屯田“及嘉、隆以来，虽时盈时耗，而较其现存之数，大约损故额十之六七矣”。 万历三十四（1606）涂宗浚任榆林巡抚都御史时，陕北边墙“东自常乐堡起，西至清平堡止，俱系平墙大沙，间有高过墙五七尺者，甚有一丈者，榆林等堡芹河等处大沙北墙高一丈，埋没墩院者长二万三十八丈三尺。 崇祯十一年（1638) ，宜府、大同镇卫所的屯田己是“耕耘于砂硕之中、颇多得不偿失” 粮食1581~1644收成转差 16世纪末以后气候又复转冷，全国粮食亩产量较16世纪中叶明显下降，旱蝗灾害增多。 据历史记载，明嘉靖时正定地区垦田1亩可收谷1石，万历年间己不足5斗。 广东潮阳地区在1596年亩产约3.8石谷，至1625、1635 年己减至2.5 石； 长沙地区在祟祯年间的丰年之收不过于2石米，较之嘉靖年间少了0.5石； 太湖流域在明末时亩产量仅为 1~3 石米。 明末清初， 张履祥亦言：“十年之耕不得五年之获”。 因粮食减，明末20余年全国饥荒发生频次及其严重。 鼠疫 明朝华北地区共出现过两次大鼠疫传播期： 一是万历八至十六年（1580 - 1588），曾波及山西全境以及河北、河南、山东等地； 二是崇祯六至十七年（1633 - 1644 ) ，从山西省逐渐扩散至陕北、河南、河北及京津等地。 这两次鼠疫的流行，当与明后期 1577 - 1591 年、1629 - 1644年发生的严重干旱有关，即早灾使得饲草歉收，鼠和旱獭等啮齿类动物被迫迁徙寻食，增加了与人类的接触机会，同时在旱灾所引发的饥荒下，人类被迫从鼠窝掘食，甚至食鼠充饥。 明朝灭亡气候只是其中之一，还有压迫。 在萨尔浒战败战败之后，只好把战争负担转移到百姓身上，赋税增加，从每亩地二银钱增加到九银钱。从而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使得农民起义风起云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