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是了不起的大人物，深得全国老百姓的爱戴。所以，他们离世后，怎么写讣告和悼词，还有找谁来写，这都是个大事儿。

很少有人知道，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去世通告和缅怀的话，都是一个叫周启才的人写的。他就是当时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局长。

1975年年底，周总理的身体状况已经非常糟糕了，医疗团队想尽了一切法子，但都没能挽回。大伙儿心里都明白，周总理的时间不多了，得赶紧着手准备后面的安排了。

这天，周启才接到了汪东兴的电话，汪东兴是中央办公厅的大当家。他让周启才赶紧跑到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说是有急事要商量。

周启才一刻也不敢耽误，把手头的事儿一撂，立马就动身了。

走在路上，周启才心里直犯嘀咕，琢磨着各种可能的事儿。可当汪东兴跟他说，周总理情况危急，得赶紧准备讣告和悼词时，周启才简直不敢相信。那位总是精神抖擞的周总理，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汪东兴告诉他，医疗团队对于能否救回周总理的命心里没底。中央领导层商量后决定，先在小范围内通报这个情况，并开始筹备后事。周启才现在的任务是，得赶紧把周总理的去世通告和悼词起草好，之后还得交给政治局审议。这毕竟是对周总理一辈子的总结，得经得起党和人民的检验，所以一定要写好。

周启才含着泪接下了这项任务，当天他就留在了人民大会堂，立刻动手起草周总理的逝世公告和缅怀词。

周启才心里明白这项任务有多重要，他反复推敲，写写改改，眼泪一边掉一边继续写。每个字都像是大石头，压得他喘不过气。就这样，他花了整整8天时间，才好不容易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完成了这个困难重重的任务。

1976年1月8日早上9点57分，周总理离开了我们，心脏永远地停下了。中央政治局紧接着就开了会，周启才手里拿着讣告和悼词，也参加了这个紧急会议。

会议上，大家对讣告和悼词基本没啥大改动，因为办公厅的人之前已经改过好几遍了。政治局的领导呢，也就挑了几个词句稍微调了一下，然后就定下来了。

邓小平讲：“这篇悼文我反复瞧了好几遍，感觉写得挺好。它对总理这一辈子的总结，还有总理的革命经历，以及拿总理当榜样，号召全党、全军、全国百姓向总理学习的那几段，都挺贴合总理的真实情况。我挺满意这篇悼文的，觉得可以用。”

1月15号下午，人民大会堂的北大厅举办了周总理的追悼会，会上由邓小平来念悼词。当他念到“全党、全军、全国的老百姓，因为失去了我们敬爱的总理，心里都特别难过”时，声音都开始发抖了。这时候，全场的人也都开始哭了起来，整个大厅都被深深的悲伤笼罩着。

周总理走了以后，毛主席的身体日渐衰弱。转眼到了8月初，周启才接到汪东兴的通知，说让他和中央办公厅的李鑫副主任一块儿去中南海怀仁堂，说是有要事要宣布。

这时候，周启心里头也估摸着，这次的事情八成跟毛主席的身体情况扯上关系了。

汪东兴直接跟周启才和李鑫讲了，毛主席现在的病真的很重。医生说，情况很不稳定，随时都可能出问题。就算暂时没事了，可他的身体各项功能都在慢慢变差，这是没法改变的事实了。

考虑到当前的状况，中央觉得得提前为毛主席的后事做些安排。于是，汪东兴把周启才和李鑫叫了过来，纪登奎就把这个决定告诉了他们。他让周启才直接在这儿开始工作，着手准备毛主席的去世公告和悼念词。

另外，纪登奎还定了个规矩，就是这事儿对谁都不能说，而且时间很赶，得赶紧搞定，之后政治局还得开会研究。

周启才心里其实已经有点底了，但一听这消息，脑子还是猛地一懵。他真不敢相信，也打心底里不愿相信，毛主席这样伟大的领导人会离我们而去！

那天，周启才留在了怀仁堂，心里五味杂陈。他花了几天工夫，把毛主席的逝世通告和纪念词给写好了。

1976年9月9号零点十分，毛主席离开了我们。随后，汪东兴赶紧给周启才打了个电话，跟他说带上资料赶紧过来，要开会。

这次大会，华国锋挑大梁当主持人。他让周启才站出来，把那份讣告和悼词念了一遍，然后问在座的各位有啥要改的地方。大伙儿听完，都觉得没啥好改的，纷纷点头赞同。

但是，到了9月16号那天，汪东兴忽然找上周启才，提议在悼词里加几句重要的话，就是“三个要、三个不要”。具体点讲，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别搞修正主义那一套；大家得团结一心，别分裂；做事得光明磊落，别背后使坏，搞阴谋。

周启才跟华国锋说完后，华国锋、叶剑英他们几个都觉得可以，于是就决定在悼词里头添上那几句话。

1976年9月18号那天，毛主席的告别仪式在天安门广场上隆重举办。这次，是华国锋来念的悼词。全国各地来了好多代表，加起来有一百多万人呢，大家都聚在一起，送毛主席最后一程，这场面真是让人心痛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