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箫紫圜

编辑|梦入神机

美国第十一任总统詹姆斯·波尔克在1848年度的咨文中曾充满自豪地指出：

“当其他国家的人们正在为建立能自己统治自己的自由制度而抗争时，我们已经在享受着我们父辈给我们的丰富的遗产。”

美国的共和制度是从专制主义压迫中发展起来的，在欧洲推翻专制政体、建立共和制度的过程中，美国的经历有更直接的教育和说服意义。

美国人把1848年革命视为美国独立革命思想产生影响的结果，视为自由与专制之间的一场决战，即共和主义对旧世界发生影响的证明。

因此，美国人迫切希望欧洲以美国革命作为范本，在欧洲建立以美国为楷模的民主制度。

另一方面，1848年2月，最后一个与革命有直接联系的人约翰·昆西·亚当斯撒手西去，作为过去和现在之间活生生的联结，亚当斯的离去拉断了美国当今一代和革命时代精神之间的联结纽带。

那些来自国父一辈的伟大真相，随着亚当斯的死亡消失了，而其他突出的革命人物——多莉·麦迪逊和哈里森·格雷·奥蒂斯，也会很快加入亚当斯的英灵殿。

革命一代的成员一个一个的离开人世，美国人离先辈们的精神越来越远。

尤其是大量移民的涌入，先辈们传下来的才智正越来越多的被抛弃。

欧洲革命提醒着美国《独立宣言》宣告的民主精神还活着，即使国父们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

美国需要寻找能够维持与光辉的过去相联系的东西，而欧洲革命恰好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希望通过欧洲唤起独立战争的回忆从而鼓舞美国人保护国父们的遗产。

对欧洲革命和科苏特的兴趣，就是表达这一点的一种方式。

因此，1848年欧洲初战告捷之时，美国为之欢欣鼓舞，认为美国式的自由共和制度已经成为未来的潮流。

但实际上欧洲革命在美国的反响是存在一个过程的转向的，革命初期是感性多过理性的普遍热情，随着革命的失败，渐渐冷静下来。

美国独立革命既是一场殖民起义，又是一场反对君主专制的斗争。

所以美国从心底里厌恶君主制中央集权政府，只要看到一个被压迫民族举起自由大旗，不管在何时，也不管在哪个国家，都会抑制不住的心潮澎湃。

因此美国对欧洲革命的热情毋庸置疑，但美国又走不出那个循环往复的希望和沮丧的周期，也就是为什么美国绝不采取任何实质性行动的原因。

美国人有着强烈的民族自高自大情绪，毕竟繁荣轻而易举地来到如此年轻的国家。

美国人认为美国式的共和制度是最高级的政府形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所以总是按照其他民族不如美国人的标准来解释他们不能建立基于个人主义的共和制度这个事实，具有居高临下的优越感。

他们常常怀疑那些受制于绝对主义或殖民主义历史的低人一等的、不幸的民族，能否在争取自由的暴力斗争中保持平衡，是否具有自治政府的能力。

美国对欧洲革命做出反应时，总是会忘记他们的革命得以成功的特殊环境。

在作为殖民地的绝大部分历史时期，美国人都实行若货真价实的自治，他们最终获得自由的行为和思维方式，使得共和制度既顺理成章又易于运转，从而造就了共和制度得以苗壮成长的环境。

美国无需废除等级制的政治特权，或改造经济秩序。

但其他国家并不是这么幸运，在欧洲革命越过了纯粹的政治界线而导致镇压时，也就失去了美国的同情。

从最初来自美国的阵阵掌声到美国人的退避三舍，法国所发生的过激暴力就是最好的证明，恐怖统治导致了原先一致赞成法国大革命的美国人分道扬镳。

当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最初的消息传来时，美国人不仅在担忧若保护他们的革命遗产，也担忧着共和国的未来。

尽管最近美国赢得了对抗墨西哥的绝对性胜利，一切看起来欣欣向荣，但一种忧虑——关于美国的后英雄一代正在失去他们的革命承诺，对他们自己国家的遗产越来越冷漠。

在南北方之间不断增长的对抗就是证据，欧洲革命发生的时间恰好处于奴隶制问题使联邦处在分裂的危险之中，美国人开始担心联邦的命运，在美国人中形成一种自我审视。

19世纪中期以前，弗农山庄是那些对共和国父们表达敬意的人们的朝圣地。

一些朝圣者抱怨华盛顿故居和墓地年久失修，敦促国会购买所有权从而将其作为国家圣地保护起来供后世瞻仰。

当由众议院和内政部的购买弗农山庄联合提案提出时，弗吉尼亚众议员认为此条款违宪，侵犯了弗吉尼亚的主权。

经过讨论，这项提案不了了之。

国会中关于购买弗农山庄的简短的争论反映了当下的考虑和过去的记忆之间的内在联系，即延伸到奴隶制问题上就是州权之争。

关于是否扩大奴隶制领土的讨论热火朝天，对于那些害怕走向分裂的人来说，国父们所构建的宪法体系之下的联邦制度是最重要的遗产。

那些人坚信，美利坚合众国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珍视国父的遗产，分裂是愚蠢的行为。

在他们看来，共和制度以及作为其杰出的实践先驱的美国，代表了当今和未来的希望。

因此没有哪个真正意义上的关国人想要抛弃共和思想本身，而只是想矫枉归正。

然而，迫在眉睫的贵族控制或独裁专制阴影，一些人担心共和制度会被蛊惑人心的宣传所破坏，从而使矛盾变得无法调和。

美国之所以对欧洲事件唤起了重生的兴趣，其中一种原因得益于美国民族主义文学的兴起。

美英战争不仅最后清除了英国殖民主义势力在美国的残余，为美国的独立自主、稳步发展提供了主权上的保证，也进一步唤醒了美国的民族意识。

国家主义观念日渐盛行，美国的民族感情和特性得到充分的发扬，美国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美国化，他们开始作为一个民族来感觉、思考和行动了。

在“国家主义”的口号下，民族意识和情绪空前高涨，民族文学正在兴起。

美国在艺术、文化上远远地甩在了欧洲后面，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美国也向往着美国的艺术文学也可以超越旧世界。

旅游文学主题书籍的大热就是民族主义文学的表现之一，而欧洲系列又是最受欢迎的主题。

文学作者们希望美国对国外旅游的热情可以唤起一个更坚定自信的外交政策，帮助世界走向共和。

某种程度上，美国旅游主义也是扩张主义的一种形式，扩张到那些还未被欧洲化的地方。

许多美国旅游者把自己部分的视为民主传教士，这些旅游者认为他们的国家在世界上有个特殊的任务，作为那些仍然在专制君主的统治下遭受痛苦的国家的典范。

他们觉得自己必须行动起来启发欧洲人关于美国政治制度的意义。

实际上，美国人很大程度上并不了解欧洲革命的精确细节，也很少有人知道除了他们谈论的之外的东西。

例如，科苏特在美国受到了巨大欢迎，其实美国人描述科苏特的任何话题，都是基于像下雨一样自由降落的想象力，把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投射在科苏特身上。

一个杂志编辑希望国家能从“科苏特热”的混乱中释放出来，毕竟无论科苏特到底是天使还是恶魔，是圣人还是罪人，南北媒体界已经把他捏造成了一个糟糕的令人讨厌的人。

学者在研究了匈牙利起义的背景后也认为，匈牙利独立宣言并未明确提出共和政体，有证据显示科苏特和其他政府官员曾尝试说服外国王子来成为匈牙利皇帝。

但美国废奴主义者就是认为科苏特代表着世界上所有被压迫人民对自由的承诺，代表着《独立宣言》里宣扬的人民具有若干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平等权和革命的自然权利。

而对南方人来说，科苏特代表了暴力革命和国内调停的邪恶分身。

可以看出，独立革命和欧洲革命的可塑性很强，奴隶制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能利用它进发出为己所用的活力，南北方都认为他们在捍卫革命的遗产。

尽管每个人都尊重革命祖先，但对于不同的人来说他们的遗产意味着不同的东西。

19世纪中期的美国人对于他们革命的过去是矛盾的。

尽管美国人渴望看到他们的共和政体被复制，一些人担心欧洲的革命会助长国内革命的可能性。

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一次革命就足够了。

欧洲革命提供了一次机会来预示美国共和政体的未来。

另外，大量的象征意义被附加到欧洲革命上，比如外交承认法令和国会决议案，甚至关于美国驻外外交官的特定衣着讨论。

所有的这些行为，没有一项能够强有力地影响欧洲事务的进程，大量的时间却花费到这些象征性的外交行为上，在联邦命运的紧要关头得到了很大的关注度。

为什么在奴隶制问题威胁着模范共和政体的未来之时，要分散精力从事这些只是为欧洲革命提供象征性精神支持的议案呢？

显然，美国的政治家们想利用欧洲革命来达到国内的政治目标，为自己所用。

首先，欧洲革命爆发的1848年和科苏特访美的1852年，都是总统选举年，政治家们为准备即将到来的大选而利用欧洲革命。

政治家们毫不怀疑他们对奥地利专制独裁的谴责和对欧洲共和主义的支持可以对选举有帮助。

基本上，所有的总统候选人都同情欧洲人民在专制主义束缚下遭受的痛苦，非常积极主动的支持欧洲革命。

为了政治利益而利用欧洲——所有的政党都想为了他们想实现的结果而利用欧洲革命，但很难估计它对总统选举的实际影响。

其次，象征性外交政策是安心的保证，它没有任何风险也得到了意料之中的实际回报，维持了一个理想化的共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过去和现在的联系。

尽管这些外交行为超越了党派的界限，但却无法超越奴隶制问题的分裂美国人对他们过去的历史非常清醒，欧洲革命发生在美国人害怕他们正在丧失与过去革命联系的时候。

法国临时政府宜布成立的前一天，最后一个与革命有直接联系的人——约翰·昆西·亚当斯突然中风倒在众议院地板上，两天后，在国会山撒手西去。

正当科苏特访美时，115岁高龄的最后一个“波士顿倾茶事件”的幸存者在芝加哥去世了。

芝加哥人民并没意识到他是个骗子的事实，上千人参加了他的葬礼。

连续的物质繁荣已经使美国人忘记国父们原则的重要性，欧洲革命的存在可以把民族精神重新灌输进真正的自由的命脉根源的信条中。

美国在对欧洲革命的反应中搬出独立革命记忆，目的在于借此平息奴隶制矛盾，尽量避免党派争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