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舆论的力量就很强大，决策者在制定政策时，往往会考虑这种因素。但有时候舆论的作用也会失灵，特别是在古代，皇帝往往说一不二，如果他一意孤行，非得干某件事，并且非得强迫别人也和他一起干某件事，那就相当可怕了。人在头脑过热的状态下容易干傻事，那一个国家自上到下都陷入这种过热状态会怎么样呢？

下面，让我们穿越历史的烟云，回到500多年前的大明王朝，看看事关明朝国运的一场关键战役——土木堡之战，探究一下主战的明英宗朱祁镇和王振等人、以及极力反战的于谦等人，他们各自有着怎样的命运沉浮？经历了这场战役，大明王朝的国运又能如何呢？

元朝势力被逐出中原之后，历经明朝初年一系列的北伐，北元终于覆灭，然后分裂为西边的瓦剌和东边的鞑靼等部。刚开始的时候，瓦剌比较强盛。明宣德八年（1433年），当时作为瓦剌首领的脱欢迎立鞑靼的君主脱脱不花为大汗。脱欢在明宣德九年（1434年）攻杀东蒙古的阿鲁台，东蒙古的阿台汗东逃科尔沁。明正统三年（1438年），阿台汗被脱欢俘杀，至此蒙古进入了一个短暂的统一时期。

明正统四年（1439年），脱欢逝世，他的儿子也先继承了首领位置。也先是一位野心勃勃的人，他先是率军攻破哈密，活捉了哈密的国王和太后。然后又和沙州、赤斤蒙古诸卫联姻以加强实力。接着，他又攻破蒙古兀良哈部，威胁明朝的属国朝鲜。在这种情形下，也先的势力已经囊括了长城以北整个草原地区，对南方的大明王朝形成了泰山压顶之势。

但也先并不是莽夫，他也很有心计。从也先的父亲脱欢开始，就十分重视与明王朝的朝贡关系。大明王朝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对于蒙古使团始终本着“薄来厚往”的政策，赏赐物品价值一定要远远超出贡品的价值，这样才能显现出大国的风范和自信。一般明廷对来朝者按其人数及地位给赏，很多蒙古使团为了得到多的赏赐，成倍的扩大使团人数，明廷依然按例给赏。

明廷对蒙古使团的人数不加限制，凡来朝者必有赏赐，天长日久，蒙古首领们的贪欲一天甚于一天，也为后来也先使团谎报人数埋下伏笔。刚开始的时候，也先派遣的使者一般不超过五十人，后来由于贪念朝廷的厚赏，一下子增至二千余人，并屡屡索要贵重难得之物。稍不遂意，立马制造事端。明廷为了息事宁人，不得不把每年的赏赐都有所增加。

由于也先经常与明王朝打交道，所以对大明王朝的内部情况比较熟悉。也先通过在明朝居住的瓦剌使臣及在明庭内部安插内奸，等于在明朝内部建立了一套情报网络，所以对明朝的边防虚实动静了然一胸，每次的进攻时间节点选的非常合适。在这方面，以特务组织治国的大明王朝，对内镇压黎民百姓很在行，但在对外情报搜集方面的工作就要差劲的多。

明朝初年，在朱元璋和朱棣的治理下，大明王朝很快走向了巅峰，经过明成祖朱棣的数次北伐，明朝的北部边防趋于平稳。到了宣德时期，北方草原蒙古各部互相攻击，自顾不暇，而明王朝的社会经济持续稳步发展，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仿佛太平盛世已经来临。上至皇帝大臣，下至黎民百姓，都陶醉于纸醉金迷之中，不能自拔。

仁宣时期，对开疆拓土没有丝毫兴趣。下令停止下西洋活动，对西域等地的交流频率也大大降低。在南方，放弃安南，宣德三年（1428年），废止交趾布政使司，越南从此永远脱离中央王朝怀抱。宣德十年（1435年），停止巡视奴儿干都司。从此，大明王朝对东北的统治开始弱化，并一步步退出了东北，也为二百年后满清的强势崛起创造了条件。

明宣宗对外政策上进行缩边，逐渐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一方面使瓦剌坐大，而自己却眼睁睁地看着，毫无办法。另一方面，造成安逸之风泛滥，兵备废驰。

如宣德八年年末，山东巡按张聪至辽东巡视回来后发现，130人的军额只剩下了老弱5人，缺额率高达96%。责问领军军官，却说都干别的差役去了。当时甚至而连山海关这样重要关卡，都只有五六人驻守，不难想象内地的守备如何？

另一样隐患就是将领的素质下降太快。明太祖、明成祖皆以武功起家，手下名将济济，但宣德之后不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将领们便逐渐腐败疲软起来。加上将领们兼并土地、私役士卒、贪污克扣等恶风盛行，军队的战斗力也受到了严重影响。

当时的将领们，分为三类。第一类如英国公张辅，在明成祖朱棣时期为名将，但在宣德时期，国家承平日久，他已是多年未碰弓马的老人了。第二类就是那些在外带兵多年的将领，打仗是外行，贪污腐化是行家。还有一类是那些从来没有上过战场的将领，多半是“勋二代”、“勋三代”，由于他们地位显赫，虽然碌碌无为，但把持着许多要害部门。

宣德十年（1435年），明宣宗驾崩，皇太子朱祁镇即位，他就是明英宗。朱祁镇年轻气盛，立志要做有为之君，他能让昏昏欲睡的大明王朝振作起来吗？

朱祁镇即位，次年改元正统。由于新皇帝年仅九岁，主少国疑，众臣请太皇太后张氏垂帘听政。太皇太后听政时，抑制宦官，重用仁宣以来的旧臣，其中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位非常有名，史称“三杨”。三杨担任内阁辅臣期间，安定边防，整顿吏治，发展经济，使得大明朝国力鼎盛。

但花无百日红。随着“三杨”和太皇太后的先后去世，明英宗朱祁镇也渐渐成年了，他觉得自己羽翼已丰，不希望像他的父亲那样做一个守成的皇帝，他的偶像是他威名赫赫的先祖洪武和永乐大帝，他立志要干一番伟业。

从表面上看，明英宗确实如此。他在位初期，曾经组织了三次大规模北伐，希望像明成祖朱棣一样饮马塞北，立下不朽功勋。他的北伐也确实取得了一定战果，让他沾沾自喜。明英宗做的第二件事是重新下西洋，这一点也有一些永乐遗风。

明英宗做的第三件事是大规模介入南方战事，史称麓川之役。明英宗分别正统四年（1439年）、正统六年（1441年）、正统七年（1442年）和正统十三年（1448年）4次介入麓川战事。明朝经过连年征战，仍未彻底平息叛乱，最终以盟约形式结束；期间连续发动数十万人的进攻，致使大军疲惫、国库亏空，对北面蒙古瓦剌的防御空虚。

特别是最后一次出击麓川，明朝从京城调集了大量精兵，也有一大批的名将被调到南方战场。这就造成了京城空虚的态势，为正统十四年的也先大规模入侵创造了条件。

更为荒诞的是，年轻的明英宗头脑发昏，用人不察，居然重用宦官王振，对他言听计从，还授予他至高无上的权力。就这样，诸多因素叠加在一起，终于引爆了土木堡之战。

正统十四年（1449年）二月，也先遣使2000余人贡马，向明朝政府邀赏，由于王振不肯多给赏赐，并减去马价的五分之四，没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也先就趁机制造事端。遂于同年七月，统率各部，分四路大举向内地进犯。

其实，也先的这次南侵是蓄谋已久的。他已经把蒙古各部统一了起来，力量空前强大。再加上他安插在明廷内部的情报网络早已经起了作用，知道明朝京城空虚，长城一线武备废弛。与老练狠辣的也先相比，明英宗天真单纯的就像是个孩子。

1449年七月十五日，大同总督宋瑛、驸马都尉井源、总兵官朱冕、左参将都督石亨四员将领各率兵一万赴阳和（今山西阳高县西北）防御。结果明军大败，全军覆没。也先的蒙古骑兵锐不可挡，前锋直逼大同。前线战败的消息如雪片似地传递到了京城。

在这种情况下，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也先来者不善，必须对他引起足够的重视。而我们的明英宗和他的宝贝王振呢？王振给皇帝说，这些蛮夷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竟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不给他一点颜色瞧瞧他就不知道他是谁！

明英宗也幻想着自己能像其曾祖父明成祖那样，数入漠北建立赫赫军功，所以听了王振的话，也认为亲征是他大显身手的好机会，便不与大臣们商议，做出亲征的决定，并宣布两天后立即出发。

皇帝决定亲征的消息一出，满朝皆惊。因为大臣都知道当时朝廷的军队主力都在几千里之外的南方，仓促之间难以集结；再说，也先的蒙古骑兵可不是纸老虎，这些年已经在塞北打遍天下无敌手了；何况年轻的皇帝没有作战经验，不是马背皇帝，和他的先辈明成祖朱棣不一样。

因为皇帝要亲征，以王振为代表的一群人很会揣摩上意，极力怂恿。但也有少数大臣表示反对，于谦就是其中之一，兵部尚书邝埜和侍郎于谦“力言六师不宜轻出”。吏部尚书王直率群臣上疏劝谏，认为“边鄙之事，自古有之”，只要“将士用命，必可图胜”，朝廷应以守为主，劝谏英宗“不必亲御六师，以临塞下”。

其实按照明朝当时兵力空虚的实际情况，在前方战事失利，敌情不明的情况下，还是以防守反击为好。作为一国之主的皇帝万不可轻出，只需选一员得力大将挂帅即可。但当时以皇帝为首的中枢机关早已经头脑发热了，为了自己的“政绩”什么也不考虑了。

虽然大臣们极力劝谏，但明英宗就是不听，甚至下令“反对出征者论罪”后，除了于谦等少数人，大部分人不吱声了。于是皇帝从京师附近临时拼凑二十万人，号称五十万大军，只准备了三天时间，就开始御驾亲征。为了说服自己的母亲孙太后，他把年仅两岁的皇子朱见深立为皇太子，并让异母弟郕王朱祁钰监国。

剩下的事情就很简单了。大军出征，谁知天公不作美，大雨连绵。大军到了大同附近，发现尸横遍野，加之后方粮草供应不及，军心开始动摇。在这种情况下，王振说服皇帝绕道他的老家，来一个蔚州几日游，也好在家乡父老面前好好长长脸。

虽然大臣们极力反对，但大军仍然开拔，前往蔚州。不料王振心血来潮，担心大军过处，踩踏自己家的庄稼，而建议按照原路撤军。等到大军行至怀来附近，辎重反而没有赶上。于是，王振下令原地驻扎等候。

就这么一折腾，明军错过了进入怀来城的机会（实际上再有一个时辰就可以了），瓦剌大军终于追上明军，将皇帝等人困在土木堡。水源被掐断，陷于死地，军心动荡。于是，当也先假意议和，引诱明军取水，结果饥渴难耐的明军士兵纷纷离开阵地取水，阵型散乱，瓦剌大军趁机发动突袭，数十万明军全军覆没。

混乱中，护卫将军樊忠在皇帝身边用棰将王振捶死，曰：“吾为天下诛此贼”。皇帝朱祁镇被俘，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埜等五十多名大臣战死。历史上称之为“土木堡之变”。

土木堡惨败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北京紫禁城，后宫皇后嫔妃哭声一片，朝堂之上文武百官争论着逃跑路线，有人主张往南京跑，有人主张往四川跑。总之，几乎所有人都已经草木皆兵了，觉得大明王朝要亡国了，都准备逃离北京城，这一切与三百年前的大宋东京城的情景何其相似！

主张逃跑的人中，肯定有不少当时极力怂恿明英宗亲征的官员，现在他们摇身一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逃跑主义者。这些主战派，都开始收拾家产，准备随时南迁，他们要定都南京，借口就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当时口口声声要为国而战的人，真的要拼命的时候，想到最多的竟然是家里那些私产，想的是怎么样逃到南方去，躲过这场灾祸。

在大明王朝即将覆灭之时，有一个人勇敢的站了出来，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他是谁？他就是当初极力反战的兵部侍郎于谦。

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十八日，明英宗的弟弟朱祁钰作为监国，主持朝会。面对众多大臣南迁的建议，于谦斩钉截铁地说：“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

历史就是这么的有趣！在一个月前于谦曾经是坚定地反战派，但是当明朝将亡的时候，于谦成了最有力的主战派，反战是因为不该战，主战是避无可避必须一战。

于谦的话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扭转了朝会的风向。在此危难之时，他们拥立朱祁钰皇帝，遥尊被俘的朱祁镇为太上皇。同时下令边关将领，不得私自与瓦剌接触，即便是瓦剌用上皇的名义，也不用搭理。

也先恼羞成怒，挥师攻打北京。却被于谦等明朝文武击败。北京保卫战，明军击退瓦剌。瓦剌无奈之下，退走大漠。

于谦的壮举，等于挽救了大明王朝的命运，使得明朝避免了重蹈北宋的覆辙。但大明王朝经此打击之后，明廷已如惊弓之鸟，内外矛盾立即激化，并日趋严重起来。明朝的统治，由此开始一步不回头地走向了下坡路。

通过这场战役，我们可以发现，明朝的惨败是有原因的，这是明朝内部矛盾长期积累的总爆发。而坐在庙堂之上的明英宗和王振们却不知道这一切，仍然做着大国美梦，把打仗当作是儿戏。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战争从来就不是一件小事，它关系着一个国家的生存，一个民族的前途，必须高度重视。特别是在内部问题一大堆的情况下，对待战争更要慎重。

通过这场战争，让我想起了很多自信心爆棚的大V们的高谈阔论：他们都成了张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或者成了韩信，百万雄师，攻必克，战必胜；更或者成了周瑜，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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