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3月17日，朱镕基同志经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出任国务院总理。当选总理一周之后，他主持召开了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

在此之前，朱镕基在国务院已工作了七八个年头，经历了90年代初的“物价闯关”、90年代中期的金融系统危机的挑战，并主导推动了国企改革、国有资产管理和金融机构整顿等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作。

因为深知自己的责任关系到中国这艘大船的航向和亿万家庭的生计，就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来形容朱镕基的工作怕也并不过分。

他深深地感到：现在出主意容易，因为思想可以天马行空般不受制约；定政策也不难，毕竟就算是外行，只要肯虚心向专业人士求教，靠各部门群策群力，拿出来的文件再怎样也不至于闹出大乱子。

但制度也好、政策也好，想要落实可就太难了！需要开会定调推进，再开会协调，完了还得下去检查落实，不然就无法确保执行到位。

就在当选总理前不久的3月15日，朱镕基收看了中央电视台播出的“3·15”晚会，心情十分沉重。

1998年在赤峰劳动力市场考察

这次晚会集中揭批了在社会上一度十分猖獗的“传销”现象，其实在此之前朱镕基并不太了解什么是“传销”，看了之后才大吃一惊。

所谓“传销”，简单来说就是靠一个“上线”发展10个“下线”，一个“下线”再发展10个“下下线”，欺骗、引诱甚至强迫传销组织内成员一起推销假冒伪劣产品，搞得很多传销组织内部的人员家破人亡。

如果进了传销组织的人员想要退出可就没那么容易了，那些“上线”会联合起来跟他为难，轻则一顿毒打，重则生命都有危险。

而那些假冒伪劣产品的购买者受害更烈，有的买了所谓的伪劣“医疗器械”的受害者，原来只不过是行走困难，但还能站起来，用了之后竟至于卧床不起了。

而真正大赚特赚的是那些发起传销网络的团伙头目，他们靠祸害群众和组织里的“下线”，一天就可以赚上千元，一个月赚几万元。

这样的事情真是触目惊心，朱镕基一直以来都对假冒伪劣产品深恶痛绝，早在80年代末期他担任上海市市长时，就首次提出了“质量是上海的生命”的口号。

在上海期间到工厂走访

但是搞了一段时间之后，仍然频频发生产品质量抽检不合格的情况，最后朱镕基就定了一个“规矩”：但凡是两次产品质量抽检不合格的，不论工厂规模大小，厂长就地免职。

有的同志想不通，对朱镕基说：“厂长是主管全面工作的，负质量责任的应该是主管生产的副厂长”。

朱镕基则毫不客气地回应说：“不重视产品质量的人怎么能当厂长？连产品质量都管不好还当什么厂长？如果产品质量出问题，厂长一定要免职！”

“传销”这种情况如此恶劣，为祸又这样广泛，让朱镕基夜不能寐，更何况“传销”的还是假冒伪劣产品？他当即给国务院分管经贸和市场管理的李岚清同志打了电话。

李岚清同志对他说：“我去年就做了批示，要取缔传销，文件都下去一年多了，但现在落实情况依然不理想。”

朱镕基这才想起：1997年时确实有一份要求尽快取缔传销行为的文件转到他这里，而且当时他也批示同意了，看来这件事落实阻力不小。

当年的传销组织

他认真了解了传销的来龙去脉，发现传销组织的背后竟然有一些地方上的黑恶势力撑腰，甚至还有在政府里面的“保护伞”。这样一来，就算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了文件，到下面依然被“束之高阁”积灰。

为此朱镕基不由得大声疾呼：“同志们，要落实、落实、再落实！”

除了传销这件事，还有一个情况让朱镕基深感压力。

那就是他发现一批地方上主管经济的干部和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的老总既无知又大胆，明明自己不懂经济，不懂金融，还要瞎指挥，简直到了“无知者无畏”的程度。

由于大型国企掌握的资源规模巨大，在金融市场上胡来动辄亏损几十亿，但却又知情不报，要么报喜不报忧，导致一段时间里送到朱镕基案头的都是些“好消息”。

他终于忍无可忍，组织了专项审计组对大型央企、国企的投资情况进行大规模清查，结果查出来的情况令人瞠目结舌。

伦敦期货交易所

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乱投资亏了68个亿，中国光大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亏了50亿，还有一个把笑话闹到国际上去的：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跑到伦敦去炒国际金属期货，因为出手过于“阔绰”，一开始还把外国人唬住了。

但是老外很快就发现，这只是一帮根本不懂策略，也不懂规则的门外汉，于是一些投机商们就联合起来“坑”了中国公司一把。

这一坑不得了，中国人一下子就巨亏了7.7亿美元，按当时汇率超过了60亿人民币，这几百亿的亏损让朱镕基既愤怒，又心疼。

1998年的中国还远远谈不上“富裕”，当年国家的财政收入才只有9900多亿元人民币，这一下亏掉几百亿，不是把老百姓的血汗钱拿出去送给外国人吗？

后来经查实：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到伦敦炒国际期货是违规借了外币，而且没有上限，所以一次性就亏了这么多。

而进一步调查显示：给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借款做违规担保的是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这让朱镕基大为震怒，他疾言厉色地说：

“这个行长不但要撤职，而且终身不能在银行任职，我看他应该坐牢，中国银行总行都无权这样担保，何况一个省分行？”

对贪腐和违法违纪绝不姑息

面对近年来国家机关和干部身上暴露出的种种问题，朱镕基在自己主持的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向国务院各部委的领导同志“约法三章”：

第一条，就是考察工作要轻车简从，减少随行人员，简化接待礼仪，不陪餐，不迎送。

为此他决心带头做出表率：从他开始，到各位副总理、国务委员去各省市考察工作，只带一个副部长以上的干部，其他有关的部门最多只去一个司局长。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狠刹吃喝之风，否则去的人多了，今天省里请，明天市里请，大家天天吃吃喝喝，给地方上的财政造成的负担不得了。

其实朱镕基是很反感公款吃喝的。90年代初期他刚刚到国务院工作的时候，曾经公开表态要求地方干部不陪吃饭，然而等到真的出门才知困难：各地请客的实在太多，他也只能“入乡随俗”，从只吃一次“下不为例”发展到去的时候吃一次，回的时候又吃一次。

他说：“现在我看不能再妥协了，还是各人吃各人的，硬凑到一起干什么？弄得谈话也不能谈，还搞得很庸俗。”

1990年在加强廉政建设会议上讲话

第二条，就是精简会议，压缩会议时间，减少会议人员，更不能在高级宾馆和风景名胜区开会。

朱镕基觉得：如果要去外面开会，大家也不能丢掉共产党员的本色，既然开那就到穷一点的地方去开，还可以多看到民间疾苦，这就是开会和考察民情两不误了。

第三条，就是国务院领导同志一般不出席各部门、各地方、各单位开的会议。

这就是针对当时文山会海成风的怪现象提出来的，朱镕基当选总理前后，深感各种各样的会议太多，大家在会上空谈一气，谈了又不落实，“什么事都开会，讲的都是空话”。

除此之外，他还规定国务院领导同志也不要参加接见、照相、颁奖、剪彩、首发首映等事务性活动。

“约法三章”一言以蔽之，就是“去虚务实”，国务院的主要负责同志要把精力集中到研究处理重大问题上来，想方设法去了解地方的真实情况。

考察水利建设情况

他说了这番话之后令不少人都低下了头，然而更加震撼的“重磅炸弹”还在后面，那就是“政府机关改革”。

朱镕基用了许多业余时间研究企业管理，并曾经兼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一职长达17年（1984年-2001年），他决心要把企业管理的有益经验应用到高效高能的政府管理上来。

他按照企业管理的一般原则和步骤规划了政府机构改革的蓝图：先确定职能，然后定编制、定人数，并且明确了精简的细化指标要求。

谁也不会想到，朱镕基改革动的“第一刀”就落在了国务院头上：政府部门要精简，首先从国务院开始，总人数要减一半！

怎么个减法呢？副总理从上一届的6人减到4人，国务委员从8位减到5位，其中还要有2位是兼职的，国务院副秘书长从10人减到5人，机关工作人员减去一半。

他的逻辑十分清楚：不减人就没有效率，推诿扯皮的情况就会大大增加，如果国务院机关人员没有减一半，各部门怎么会跟着减？就算减了也不是真心实意。

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一次性砍掉15个部委

为此，朱镕基还痛斥了一些部门的官僚作风，并引用曾经在全国引起轰动的一期《焦点访谈》节目内容说：

“我看到山西某地公路收费，交警穿着军大衣，一来汽车就责令司机停下，开一张罚单就是60元，司机稍有不服，马上加到120元，再不服，就是240元。”

朱镕基对此深感愤慨：这不是“鱼肉人民”吗？这算什么执法机关？因此从1998年3月的这次会议之后，公安部门的公路收费工作全部移交给了交通部，完全退出了这个领域。

从1998年开始，朱镕基同志以他一直以来雷厉风行、言出必践的作风带领国务院和所属各部委的同志们苦干实干五年，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

1998年下半年，全国人民在党中央带领下团结一心，抗击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取得了来之不易的胜利。

1999年，GDP首破万亿美元，2000年，中国正式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2年，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

西部大开发

1998年当年，中国的GDP为8.52万亿元人民币，到2003年增长为13.74万亿元，年均增长10%。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1998年这年，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约合790美元，到2003年增长为1270美元，年均增长也是接近10%。

世纪之交的这5年，是新中国把握发展机遇，振翅准备腾飞的5年。

1998年的这次会议距今已经整整25年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朱镕基同志当年掷地有声的话语依然令人感慨万千。

因为这是一位忠诚于党和国家的事业，忠诚于人民利益的老共产党员内心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