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初，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同志收到了一封署名为“陈祖涛”的来信，孰料他打开信一看内容，眉头却紧紧地皱了起来。

原来信里说的是致信人收到群众反映的情况，在外省有人打着朱镕基的旗号干扰地方司法工作，影响很不好，不知此事是否属实，如不属实，请朱镕基予以澄清。

朱镕基根本不认识这起案件涉及到的几个原告和被告，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起案件，很显然，这是一起假冒他名号的诈骗事件。

他最痛恨的第一就是逢迎拍马，第二是谎称与他有关系，狐假虎威、坑蒙拐骗的无耻行为，他当即让秘书和当地省委、省政府的同志联系，追查事情的来龙去脉。

事情查清之后，朱镕基当即给陈祖涛回信，并且转告了公安部、科技部、最高院、最高检的几位领导同志：

“我跟此事毫无关系，一无所知，同原被告均不认识……大家知道我的为人，我最痛恨的是逢迎，最敬重的是抵制我的错误缺失的人。”

朱镕基同志是一个没有私心，实事求是的人，他曾经多次对同志们说“我的脾气不太好”，其实倒也不是这样，而是他的性格耿直，对于看不惯的事情不能忍，会瞪眼睛、拍桌子。

朱镕基同志

80年代初期朱镕基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时，下面有位处长曾瞒着他偷偷向国务院领导打小报告，说“朱副主任要对某项工作失误负责”。

朱镕基知道后大为光火，他恼火的不是有人打他的小报告，而是这个人报告的情况并不属实。

因此，朱镕基毫不留情地批评了这个处长，但让人惊讶的是不久之后朱镕基却提拔此人担任下属某局的副局长。

许多人感到诧异，朱镕基却解释说：“这个人工作负责任，而且敢打我的报告，尽管报告失实，但他是从工作出发的，不应该影响对他的使用。”

公私分明，任人唯贤，绝不以权谋私，这就是朱镕基的一贯风格。

但是，当朱镕基成为上海市市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总理，身居高位之后，敢“打小报告”的人几乎没有了，愿意给他写信，而且能给他写信提意见的人也是凤毛麟角，寥若晨星。

一方面是朱镕基确实太忙，另一方面也是政府里的同志反映情况可以直接面谈，所以一年到头也没几封信送到他的案头。

主政上海时期的朱镕基

而这位给朱镕基写信反映民情的陈祖涛同志又是什么“来头”，竟能让朱镕基如此重视呢？

陈祖涛，湖北省汉阳县蔡甸人，1928年生，与朱镕基同岁，他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革命家，因为早年离家闹革命，所以小小年纪的陈祖涛几乎没有和父亲见过面，他在反动派的搜捕中颠沛流离，吃尽了苦头。

1938年时，在周总理的关怀下，10岁的陈祖涛被党组织接到延安，后来又去了苏联读书。

在苏联的日子一开始是幸福的，因为有书念，有软床睡，还有面包可以吃，但是好景不长，1941年纳粹德国大举入侵苏联，陈祖涛所在的儿童福利院没有足够的资源养活孩子们，大家的生活过得很苦。

陈祖涛其实从小就吃惯了苦，他倒不怕吃苦，和小伙伴们一起自己动手开荒种地，种了许多土豆、大白菜和胡萝卜，他们一边坚持学习，一边接受军事训练，在战火的考验中陈祖涛迅速地成长起来。

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陈祖涛也已经是17岁的大孩子了，这年他考进了莫斯科鲍曼最高技术学院机械系。

他虽小小年纪，心中却牢牢地记着周伯伯、邓妈妈和蔡畅妈妈来看他和同学们时说的话：国内的条件艰苦，组织出钱供他们上学很不容易，以后要用自己学的知识和技术为振兴中华服务。

年轻时的陈祖涛

一开始，学校安排陈祖涛学的是焊接专业，但一段时间的尝试之后他申请改为机床与工具专业，主攻方向是汽车。

这一次“转学”让陈祖涛和汽车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此他的人生就和发动机、变速箱、离合器、悬挂牢牢地拴在了一起，再也分不开了。

在苏联时，陈祖涛作为先到的“学长”陆续接待了许多解放战争爆发后从国内辗转来苏的小留学生，其中就有叶挺将军的两个儿子叶正大、叶正明、林育英的儿子林汉雄、肖劲光的儿子肖永定等人。

值得一提的是，1948年来的一批同学中还有一位是李硕勋烈士的儿子，后来也成为了共和国的总理。在苏联的日子里，陈祖涛利用自己的经验和熟悉的关系给予新同学们许多帮助，和他们成了好友至交。

1950年2月，陈祖涛听到了一个令他又惊又喜的消息：访问苏联的毛主席要接见他们！

他和同学们一起涌到了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大家里三层外三层地把毛主席围得水泄不通，当毛主席宽厚的大手握上陈祖涛的手时，他却激动得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几十年后，陈祖涛依然清晰地记得毛主席亲切地询问自己：“小陈，你学的是什么专业呀？”

毛主席访问苏联

陈祖涛急忙说道：“报告毛主席，我学的是机械专业！”

毛主席点点头，在他的日记本上写下“机械学很重要，学好了有用处。毛泽东”。

按道理说，普通人拿到这本有毛主席题字的笔记本够吹一辈子的了，可陈祖涛心里抑制不住地高兴，居然向毛主席“讨”起了题词：“毛主席，您再帮我写点什么吧！”

毛主席点点头，挥笔写下了“光明在前，同志们奋斗。毛泽东”。

眼看毕业的日期越来越近，陈祖涛挖空心思，拼命争取到了在苏联的各大汽车厂实习的机会，把苏联汽车工业的管理方法、生产流程、技术要点、品质管控记了几大本笔记本。

1951年2月，陈祖涛提前回国，并再次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他向周总理报告：“我在苏联学的是汽车，回国以后也想搞汽车”。

周总理却说：“小陈，现在组织上派你回苏联去。”

周总理为一汽建设事业投入了大量心血

陈祖涛一愣，没明白总理是什么意思，总理微笑道：“小陈，我们已经决定通过苏联的援助在长春建设第一汽车厂，你懂汽车，又会讲俄语，现在组织委派你以第一汽车厂代表的身份去参加和苏方的谈判。”

这样一来，尽管一汽还没有正式成立，陈祖涛却已经冠上了“第一汽车厂代表”的名头，算是一汽的第一名正式员工。

当时国家的规划是1952年完成厂区初步设计，1953年开工建设，争取1956年年底之前一汽开工投产，也就是“三年建成一汽”，这个任务对于从来没有造过汽车厂、生产过汽车的中国来说是十分艰巨的。

但是运气不错，陈祖涛在苏联生活学习多年，与苏方派出的援建机构里许多人都比较熟悉，他拿着苏方绘制的施工图一张一张地啃，没多久就把一汽的施工安排吃透了。

有了楼房和设备还不够，最重要的是得有人，在陈祖涛的安排下，中国组建了包括518名实习生的一汽骨干班子，由陈祖涛安排分批到苏联的斯大林汽车厂学习、实践。

在这518名实习生中，就有后来成为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江泽民同志，和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同志。

当时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展开，国内但凡是盖厂房用的钢筋、水泥、砖头都不缺，但生产汽车用的薄钢板却奇缺，这种材料苏联出产得也不多，属于极度紧缺的物资。

陈祖涛（中）陪同杨尚昆、李富春同志视察一汽

为了让一汽早日开工，陈祖涛差不多磨破了嘴皮，跑断了腿，可是就算一路追到东德依然失望而归。

这时他突发奇想：虽然东德没有薄钢板，可是当时拥有斯图加特和莱比锡两大汽车生产中心的西德肯定有！

当时西德生产的“奔驰”、“宝马”、“大众”、“保时捷”已经享誉世界，陈祖涛也是个狠人，一番操作之下居然真的找到了薄钢板的生产厂家，并且成功地把大量薄钢板“倒”回国内。

1956年7月一汽建成投产，两年后陈祖涛回到国内，随即被任命为长春汽车工厂设计处长、总工程师。

他在设计处任上简直是“只争朝夕”，白天干活，晚上开会讨论图纸定方案，除了睡觉一心都扑在一汽后续几期工程的建设上。

因为他看过苏联出的一汽原版图纸，所以他就像一本活图册，工厂缺点什么设施，只要找到他没多久就能把图纸给鼓捣出来。

但命运似乎注定了陈祖涛不是一个能够安稳下来的人，就在一汽建设热火朝天之际，1960年代中期国家出于国际形势的考虑计划在三线建设第二汽车厂。

陈祖涛（左）和同事们在湖北的山里给二汽选址

一机部部长段君毅找了部里四位领导，然后又拉来了陈祖涛组成二汽筹建五人小组，陈祖涛时年37岁，是五人小组里最年轻的一个。

他们给二汽的定位是：二汽必须采用新产品、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产品质量高于一汽，并且要具备独立研发能力，设计产能是必须年产10万辆以上汽车。

可是，在四川、贵州、重庆的群山里要找这么大地方可以铺开二汽的摊子谈何容易，要知道光一期厂区的规划面积就有上百万平方米！

最后实在找不出来合适的地方，二汽筹备组只好把目标转移到湖北、陕西。

陈祖涛带着几个人在湖北的山沟沟里转了一年有余，最终找到了一个群山环绕的小镇，这里距离长江很近，材料和产品运输比较方便，还能就近获得丹江口水电站的电力供应，总体看来比较理想。

这个地方叫做十堰。

他把计划报给中央计委领导，却被退了回来，理由是“十堰的山不够高，跟秦岭相比只能算个鸡毛”，并且让筹备组把工厂地址再往西搬。

二汽开工典礼

直性子的陈祖涛跟领导杠上了，在他的坚持和争取下，到1966年总算是把十堰保了下来，二汽在风雨飘摇中连夜开工。

实际上，陈祖涛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作风的脾气给他惹了不少祸，因此直到1973年在李先念同志的关怀下他才重新获得起用，再次出任二汽总工程师。

陈祖涛恢复工作之后马不停蹄地全面检查了二汽的施工进展情况，发现大批设备压根就没到位，已有的上千台机床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种种因素作用下，导致二汽生产的汽车质量不过关，大毛病不少，小毛病不断。

这可把陈祖涛急坏了，他带着几位副总师没日没夜地测试设备，向李先念同志要外汇采购精密设备，连儿子都“动员”参加了汽车测试工作，开着二汽生产的样车到条件极其恶劣的地方去试车找问题。

那时候试车简直就是跟阎王爷玩比大小，因为你不知道汽车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会出毛病，而且在那种人迹罕、路况极差的地方一旦出事很可能就是车毁人亡的结果。

陈祖涛的团队一边试车，一边改设计，一边生产样车，一边再试车，终于完成了国产两吨半越野卡车的测试和批量生产工作。

这时正好遇上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二汽生产的大批越野卡车投入战场，在越南泥泞潮湿的丛林山地环境中经受了实战的考验，赢得了部队各单位的一致好评。

二汽生产的载重卡车

据说70年代末期一个美国通用汽车的高级工程师代表团曾经秘密到十堰参观，他们看到二汽的规模和技术水平之后大为惊叹，认为一定是有外国专家参与了二汽的建设。

这时陈祖涛毫不客气地说：“你们是第一批到这里来的外国人，你们有什么都可以问，我都可以解答。如果我解答不了。还有12位副总工程师，他们可以解答。”

美国人不信，连珠炮似地问了一大堆问题，陈祖涛则对答如流，令美方代表先是目瞪口呆，继而衷心佩服。

这边二汽的生产秩序才刚刚恢复没多久，陈祖涛又接到一纸调令，马不停蹄地赶回北京参加中国汽车工业公司的筹备工作，并先后担任中汽公司的总经理、总工程师。

1980年代中期，轿车依然被许多人认为是“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产物”而备受打压，国家优先发展的一直是卡车。

但是陈祖涛却眼光深远地看到：未来汽车工业竞争的焦点一定在轿车，如果不发展轿车事业，中国的汽车工业在国际上不可能有竞争力。

为此，在国务院的政策会议上，陈祖涛大胆“放炮”，直言“我国发展轿车已经晚了，不能再晚了！”

陈祖涛在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成立仪式上发言

最后国家终于同意成立了“国务院振兴汽车工业协调小组”，陈祖涛作为实际负责工作的办公室主任忙前忙后，筹建中国汽车研发中心，筹备中国第一届汽车博览会，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操碎了心。

长期的高强度工作严重地损害了陈祖涛的身体，1988年，60岁的陈祖涛因为深感体力不支，向组织提出退休，随后调任国家科委专职委员。

说起陈祖涛和朱镕基的相识结缘，其实也是为了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

1980年代末期，为了德国大众和一汽公司的合作项目落地，时任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理事长的陈祖涛陪同时任国家经委主任的朱镕基和德国大众方面举行了多次谈判，陈祖涛的专业和负责令朱镕基深感敬佩。

到了21世纪初期，陈祖涛虽然早已退居二线，但依然在关注着国家的发展和民间的疾苦，因此当得知有人以朱镕基的名义在外招摇撞骗时他十分生气。

作为一个实事求是、两袖清风的老党员，一个为了国家建设事业贡献半生心血的“汽车人”，陈祖涛的眼里不揉沙子。

毕竟朱镕基此时已是国务院总理，此事如处理不当反而会造成不好的影响。陈祖涛斟酌数日，为了政府的信誉、司法的公正、群众的利益还是给这位老同事写去了反映情况的信函。

晚年的陈祖涛同志

最终在朱镕基的亲自批示下，此事得到了依法公正的处理，为后人留下了一段佳话。

数十年后我们回顾此事，除了感叹陈祖涛同志的直言不讳，大胆上书，也不禁对朱镕基同志的高风亮节、公正廉明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