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2月20日，朱镕基同志在北京召开深化改革问题的座谈会，时任山东省体改委主任张龙汇报了诸城市委、市政府积极探索把亏损国企资产卖给企业职工，让小型国企“起死回生”的做法。

张龙同时提到：一方面诸城的国企改革确实取得了效果，许多企业经资产出售之后扭亏为盈，市里的财政情况大为好转，目前山东正在推广诸城做法、加快县域国有企业改革。

但另一方面，也有许多人对诸城市大面积出让国企资产的做法颇有微词，并给时任诸城市委书记陈光取了个绰号“陈卖光”。

朱镕基同志是个思维相当独立的人，他并不是“一边倒”地肯定或者否定，也没有急着下结论，而是边听汇报边做记录，而且不时提出问题。

他最关心的事情是：诸城的做法是不是让最大多数的企业职工得到了实在的利益？会不会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所谓的“诸城经验”有没有在全国推广的价值？

为此，他点名让参加座谈会的诸城市长鞠献宝现场回答问题，但鞠献宝过于谨慎的回答显然不能让朱镕基满意。

朱镕基现场拍板：他要亲自带队到诸城查清实际情况，看看这个敢于做出头鸟，“卖光国企”的陈光到底是个什么角色。

朱镕基在会上发言

1991年10月，时年才35岁的陈光被任命为山东省诸城市市长、市委副书记，成了正处级干部。

陈光是从共青团潍坊市委书记的任上突然“空降”到诸城的，诸城市是由潍坊市代管的一个县级市，全市面积2183平方公里，人口103万，在人口大省山东几乎排不上号。

一直以来，诸城的经济情况不能算好，90年代初不通铁路，没有高速公路，没有机场、港口、码头，特别是到了90年代，全市的国营经济简直是每况愈下，大多数的企业都在借债度日。

看了市政府财政局给自己交的底，陈光的心情十分沉重，这年诸城市的财政收入一共只有7000万元，政府穷得揭不开锅，眼看市政府干部的工资都发不出，大家很快就要喝西北风了。

怎么能不穷呢？全市150家大型国企，亏损的就有103家，亏损面近七成，账面亏损近1.5亿元，有43家企业资不抵债。

国企是政府最大的税源之一，现在国企亏损得如此严重，政府怎么可能收得上来税？

陈光在大专里是学经济的，在上任诸城市长之前在潍坊市委研究室城市经济科干了近10年，算是半个专业人士。

90年代初的山东诸城

实际上国企亏损的根本原因大家几乎都知道，但没人说破：就是员工工作积极性不强，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在回顾了改革开放十多年来对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之后，陈光认为政府在调动企业积极性方面凡是治标的药方都开遍了：

企业说要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那就扩大企业自主权；企业说政府管得太多，那就简政放权；然后厂长们抱怨收入和付出不成比例，于是又搞了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

照理说政府对国企的控制都让到这个地步了，应该有人干活了吧，但效果依然不理想，因为其实还有那一层薄薄的窗户纸没有捅破：

企业的产权所有人还是政府，有问题政府必须兜底，“政府要给国企员工发工资”，也是许多企业职工心中根深蒂固的观念。

所以企业负责人就养成了这种坏习惯：没事了自己往口袋里搂钱，出事了就往政府推，搞得最后大事小事还是得政府去解决。

当年的国企生产场景

更气人的是：企业干部与党政干部一样管理，只能上不能下。有的厂长搞坏一个工厂就转到另一个企业继续当厂长，搞垮几个工厂就到政府当局长甚至当县长，被老百姓称作“常败将军常挂帅”，群众意见很大。

而企业职工与企业在产权上没有任何关联，企业的生产经营好坏、经济效益高低也就与职工关系不大，反正领导怎么要求我就怎么做，做好做坏都和我无关。

陈光看到了这样一种奇葩现象：政府没有能力把企业管好，企业没有权力把企业做好，职工没有责任关心企业的命运，这样的企业能搞好才有鬼！

所以，陈光给诸城企业开的“治本”的药方，就是以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以推行国家控股为主、个人持股为辅的股份制为主要形式深化企业改革，让职工当家做主，激活大家的创造力、敬业精神。

因为国企改革利益触动太大，而且在当时的社会上是个“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敏感问题，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陈光走得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但是企业的情况都差到这种地步了，不改革只有大家一起完蛋，改革或许还能争得一线生机！

陈光豁出去了！经过一年的准备和酝酿，1992年10月诸城市委市政府决定在诸城电机厂开展首个股份制改革试点。

当年陈光下定决心“突围”

市里的考虑是：这家企业的盘子不大，资产270多万，厂里总共才200多号工人，影响面也比较小，就算改出问题也容易收拾。

而且市里拿出的改革方案也比较保守：把企业全部产权的20%作价50万元卖给职工，政府依然控股；要么把全部资产卖给职工，政府以土地作价入股，也是政府控股。

不料电机厂的职工却不买账，他们认为这两种办法都不彻底，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这样的结果让陈光大感吃惊，但也觉得振奋：工厂员工的改革态度都如此“激进”了，政府不拿出点“干货”怎么能行？

于是市政府和企业职工代表谈判，最后职工代表们提出的方案是：国有资产由职工全部买断，国家不再控股，土地有偿使用，缴纳土地使用费。

市政府的代表都呆住了：把企业整个卖给职工，这在全国都没有先例，弄不好要犯错误的。

这么大的事情谁也不敢拍板，只能向领导请示，最后还是陈光拿主意：改，就按企业职工代表提的办法改！

当年的电机厂后来成了开元电机有限公司

1992年的最后一天，诸城市在市政府大礼堂举行了新的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大会，工商局长现场颁发了新的营业执照，标明企业性质为股份制（集体性质）。

陈光出席了大会，并对新公司的270名股东说：“这一次的改革和以往的改革不一样，各位股东一定好自为之，齐心协力好好干，千万别把企业搞坏了，搞坏了就没有饭吃了！”

从此之后，政府不再是企业的“妈”，企业挣钱政府收税，股东发财政府高兴，但就算企业破产政府也帮不了，除了表示同情，只能通过社会保障解决保障基本生活问题。

1993年1月1日清晨，当千家万户打开收音机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目时，都听到了这样一条破天荒的消息：山东省诸城市公开出售一家小型国有企业。

其实陈光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他吃不下，睡不好，每天都在关注着电机厂的消息，这次试点到底是喜剧还是悲剧，决定着诸城几十万职工和他们家庭的未来！

很快好消息传来：仅在电机厂改制的第一个月，工厂的销售收入就增长了100%以上，国企全面股份制改革“一炮而红”。

诸城福田汽车厂也是这次股改的产物（与北京汽车合作）

诸城市随后采取了“小步快跑”的办法，陆续试点四家企业皆获得成功之后，到1993年春天股份制改革即全面铺开，仅仅一年半时间，全市288家乡镇以上工商企业中的277家完成了改制。

而这277家中的210家采用的是“卖光”形式，即把原有的国有或集体资产百分之百卖给职工。

1993年年底好消息再次传来：最早改制的10家企业，当年销售收入平均增长了79.8%，职工收入平均增长了36.6%。

1993年这年，诸城全市财政收入比1991年增长100%，达1.4亿元，全市企业扭亏为盈，实现利税1.87亿元，1994年企业利润达4亿元，政府财政收入2.1亿元，又比1993年增长50%。

当时第一轮改革的出资额都比较平均，企业职工的出资基本在1万元左右，到了1997年时普遍分红都在5万元以上，甚至有人拿到了超12万元的分红，投资回报率远远超出预期。

为了真正让企业自主经营、放开手脚，减少政府不必要的职能，陈光砍掉了一批政府机构，裁撤了一些原来的监管岗位，因此得罪了不少人。

有人向中央告状，说陈光犯了“资产阶级私有化”的错误，称他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领头羊”，并且指责陈光为“陈卖光”。

陈光成了“陈卖光”

带着“国企改革到底有没有惠及群众”的最大疑问，1996年3月朱镕基带着工作组到诸城连续调查了3天。

他亲自跑了十多家企业，调查方法非常“接地气”：被调研的企业都是随机点名，不让市委市政府提前安排，还让当地提供了100家企业的原始财务报表。

作为在经济领域干了40多年的大行家，报表有没有问题，是不是造假，朱镕基看几个关键点就能知道。

3天里除了调研，朱镕基先后召开了5个座谈会，首先是两个市属企业座谈会，共有20家企业参加，然后是两个乡镇企业座谈会。

开会也不在政府大楼，会场就摆在工厂的车间里，桌椅没有那么多，就从附近学校里临时借用了一些课桌、板凳。3月份的诸城气温还在零度以下，朱镕基穿着一件普通的棉大衣，和企业干部职工一谈就是半天。

其实就国企改革问题，朱镕基心中的压力和紧迫感更是远远大于陈光：1995年全国国有企业的亏损额已达空前的541亿元，比1994年又攀升了20%，1.1亿企业职工里有3000多万人连基本工资都无法按时收到。

朱镕基在诸城考察

3000万职工的背后起码有6000万老人和孩子，这就是将近1亿人了，国企如果乱了可不得了！

通过调研，朱镕基对诸城的情况有了底，又做了更加深入的分析，从总体来说，诸城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国企亏损的严重局面，有效地解决了当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这是一件好事。

但是从细节上看问题依然不少，比如市轮胎厂长一个人就买了6万块钱的股份，而员工最多只能买3000元，工厂的分红比例又高达22%，这就导致大部分的利润分红都分给了厂长，员工只能分几百块钱。

朱镕基还了解到，有一些负债率很高的企业采用了现金直接分红的办法，连欠银行的债都没还就把利润分掉了，这一方面导致企业利息负担加剧，另一方面没有积累也不利于后续扩大生产。

他把这种现象概况为“少留多分，搞短期行为”。因此希望当地政府和企业说服职工暂不实行现金分红，把分红作为扩股都暂时留在企业里，扩大企业再生产的积累。

更让朱镕基感到忧虑的是：职工拿出了真金白银，国家交付了实际资产，可是对出售企业收回的大量资金却没能有效管理，而是一股脑地放在了国有资产管理局。

凡事多看一眼，高看一步

国有资产管理局并非专业的投资机构，缺乏资金运营的经验，也不可能实现这些资金的保值增值，朱镕基警告说：

“对于这些资金，其结果可能是按照政府领导的意志或者是随意性加关系学到处放贷，名为优化存量结构，提高资金效益，实际上把企业行为变成政府行为，投资风险很大。”

朱镕基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从1994年开始，全国连续发生大型金融机构违法违规放贷导致资金无法收回的案件，教训深刻，损失惨重。

因此他建议诸城市：不要把出售企业股权的钱交给国有资产管理局或者财政局，而是留在企业里继续使用，用这个钱还掉部分银行贷款，降低负债比例，改善企业基本面。

在调研中，诸城市的负责同志和企业领导把取得的成绩一股脑地都归功于实行了“股份合作制”，但朱镕基却给“股份合作制包治百病”这种说法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尽管诸城当地热火朝天、众口一词地赞扬“股份合作制”，他却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他以罕见的敏锐感和决策高度指出：“从你们的汇报来看，搞得好的企业都得有个好的领导班子，有个好的产品，通过加强管理、增加投入，进行技术改造，才有了这样的综合效果”。

慧眼如炬

从现代企业管理理念来说，优秀的管理、技术和产品，这才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关键！

他提出的第二个犀利问题是：实行一人一股，一人一票的方法真的有利于企业经营管理吗？企业要实现现代化管理，走绝对民主化的道路是背道而驰的。

正如朱镕基所预见的：到了1997年左右，第一批股改的企业因为效益提升，而职工持股比较分散，果然又出现了新的平均主义的问题，风险意识减弱，工作的积极性减退，不得不进行第二轮股改。

最后朱镕基总结道：国企改革绝不是“一卖就灵”，“一股就灵”，提到的“诸城经验”也不能简单地总结为“股份合作制”，还是要继续尝试和改进下去。

所谓“行家一出手，就只有没有”，朱镕基的讲话给诸城的负责同志鼓了劲，又提了醒，诸城市在此基础上不断深化改革，企业效益和政府财政状况持续好转。

到今天为止，诸城的GDP在山东全省县级市中位居前十，在潍坊市下属县级市中仅次于寿光。

而紧跟着诸城的脚步，从1997年开始，朱镕基亲自主导的全国范围内大刀阔斧的国企改革正式拉开帷幕。

如图

到了2002年，国有中小企业户数从24.5万户减少到14.9万户，下降了39.2%，但国有中小企业从1997年净亏损502亿元转为2002年实现净利润286.9亿元，基本面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

这次影响全国上亿家庭，数亿人口的宏大改革，虽始于诸城，但实有赖于朱镕基的魄力、智慧和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