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印军第四师通信团团长泰瓦利被俘，他回国后写过一本回忆录，讲述了在中国的生活。

泰瓦利有写日记的习惯，刚进战俘营时还没有纸，他便在上厕所用的卫生纸上记录了许多重要信息。为躲避管理人员检查，他将纸藏在裤腰带里，并让自己的同伙先检查一遍。

战俘营稳定后，管理人员给他们送来一批书籍供平时学习，其中就有英文版的毛主席著作。泰瓦利阅读后如获珍宝，被其中的军事思想所震惊。

泰瓦利还抄了几句带回国内，打算给印度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看看。他在回忆录中说：“要是他们肯花功夫去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就好了。”

后来出版回忆录时，他也将摘抄的几句毛主席的话刊载的书中，想让全印度的人好好看看。

被俘印军指挥官在拉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世界局势骤变。美苏冷战开始向东南亚转移，两个超级大国都希望拉拢印度，给予其大量武器和援助。

印度成为世界的宠儿，心态膨胀，改变了对外政策，尼赫鲁推行所谓的“前进政策”，不断在边境挑起冲突，并蚕食我国领土。

当时中苏关系却开始恶化，中国面临美苏的共同封锁。为了应对复杂局势，中国希望与印度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还主动后撤20公里表达诚意。

不料印度将此视为软弱，变本加厉地侵占我国领土，甚至还导致我军民伤亡。我国先后提出7次严重抗议，均遭印度无视。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毛主席决定进行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1962年10月20日，我军在克节朗地区对印军发动大规模反击。

驻守克节朗河南岸的是印军王牌部队——第4师第7旅。第4师又称“红鹰师”，二战时期跟随宗主国参战，与德意日三国均交过手，号称“打遍欧亚的劲旅”，第7旅则是该师的主力部队。

第7旅分散部署在克节朗河南岸的几个重要据点，但他们被高大的山脉和河流分割开，难以联系。

我军分三路进攻，在发动进攻的前一夜，利用敌军巨大缺口，渡过克朗节河，向其后方穿插。东路大军，也迂回到敌军侧后方的高山上。

战斗一打响，我军已经在印军后方，切断了其退路。河谷中的印军遭到我军炮火打击，手慌脚乱，纷纷躲进碉堡。

我军主力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从正面压来，开战仅1个小时，印军建制全被打乱，8个小时后整个旅完全丧失了战斗力。

当时泰瓦利正在前线的廓尔喀联队检查通信，并准备第二天去拉其普特营。20日拂晓，他被炮火声吵醒，随后四周都是印军喊叫和奔跑的声音。

炮击停止后，泰瓦利赶到通讯处所在的地堡，里面只剩两个通讯员。泰瓦利用无线电告诉旅部，前线遭到炮击。旅部表示，他们也遭遇同样的情况。

泰瓦利意识到这次并非一般的冲突，跑出地堡想去找营长，然而四周空无一人。随即，中国军队从一侧的高山上冲了下来。

据俘虏泰瓦利的战士樊峪榕回忆，他们刚要进地堡时，里面的印军还在反抗，射出了一梭子子弹。幸好几个战士及时躲闪，才没有中弹。

樊峪榕

樊峪榕掏出一个手榴弹，拉掉导火索，在手中停留了三秒，才丢进地堡，免得被印军踢出来。轰的一声吼，地堡内硝烟弥漫，樊峪榕趁机冲进地堡。只见两名印军已被炸死，泰瓦利半截身子钻到床底下，被拖了出来。

印军第7旅的各处战斗其实与廓尔喀联队大致相似，在我军发动进攻后便快速向后溃退。但他们遭到我军穿插部队的阻击，大部分被俘。

在与部队失去联系后，该旅旅长达尔维带着旅部直属人员向后撤，为避免与我军遭遇，他们在深山老林中转了60多个小时。因忍受不了饥饿而钻出山地，不料刚下山就被我军俘虏。

作为印军的王牌部队，甚至都来不及组织反击就被歼灭了。俘虏营中的泰瓦利几乎每天都在反思这场战争，印军到底输在哪里？正是看到毛主席的著作，让他恍然大悟，于是抄了3句话。

我军战士

这句话出自《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 当时解放军正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毛主席提出由内线打到外线去。同时，他也清醒地意识到，敌人的力量仍然很强大。

所以，他强调各个部队“必须注意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

今天看来，这句话似乎很简单。但在战场上要做到有“准备”和有“把握”并非易事，必须对敌人有充分的了解，在准确地权衡敌我力量之后，才能做到有把握。

早在6月份，中央就批准组成西藏军区前进指挥部，代号为“藏字419部队”。该部下辖3个团，将近8000人。人数不多，却都是精锐。

这三个团都是在抗战初期建立起来的，大部分干部是红军派来的。其中154团有两个红军连，157团有1个红军连。他们参加过无数战役，经验丰富。

部队组建后进行了细致的思想动员，并严格开展战前军事训练。在得知毛主席有反击印度侵略的意向后，总参谋部立即命令西藏、新疆边防军进入战备状态，并将成都军区和兰州军区一个步兵师调入西藏。

在张国华准备回西藏前，毛主席和有关领导人召见了他。总参谋长罗瑞卿发问：“你有没有把握打赢？”

张国华坚决地回答说：“有！”

作为一个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绝不会吹牛，他认为：

张国华将军

第一，我们面对的虽然是印军的王牌部队，但他们作战能力比不上国军的主力。

印军参加二战是跟着英军跑，武器装备和后勤都由英军解决，缺乏独立作战经验。印度独立后，失去了英军的保障，作战能力肯定要下降很多。

国军虽然败多胜少，但大部分时间是独立作战，后来接受美军训练并装备了大量的先进美械，战斗力肯定要比印军强。这样的对手，解放军都能拿下，印军自然也不在话下。

第二，印军综合素质不如我军。

印军已经很久没有打仗了，而我军刚刚经历了平叛，仍在战备状态。印军第4师全称“第4平原整编步兵师”，是平原部队，缺乏山地作战经验。而我军则常住在高山上，训练也比印军更加充足。

再来看看印度的作战准备：

9月份，印军制定了“里窝那”计划，决定对我国境内的一个据点发动进攻。但印军内部许多将领反对该计划，他们认为难以完成后勤保障，而且经历过裁军，战斗力大大削弱，应该取守势。

印军第33军指挥官辛格中将也不愿与中国抗战，甚至违抗国防部的命令，下令印军后撤了3英里。但参谋总长考尔为了迎合尼赫鲁，执意执行行动，并将辛格调离，又将作战区域从33军划出来，分给第7旅。

第7旅连冬装都没有就直接被派往海拔近4000米的高原，当时正是收割季节，印军根本找不到足够的民工运送物资，只能由每个士兵负重35公斤前进。由于严寒和疲惫，士气非常低落。

印军试图依靠空投解决运输问题，但为了省钱重复使用降落伞，导致空投损失很大，陆军声称最多只有20%的物资到战士手里，而且空投清单上竟然没有冬装和弹药。

泰瓦利的通信团最需要的就是电池、发电机和汽油。最初他们一桶油都没有收到，泰瓦利亲自出面与空军协调，才搞来汽油。但再检查装备时发现电池里面没有电解液，原来民工为了减轻负担，在中途把电解液倒掉了。

印军前线部队与我军发生小规模冲突后，昌德哈尔中校请求旅部的迫击炮和机枪火力支援，以便将部队撤出来。旅长无奈地拒绝了，因为当时他手上只有2门3英寸迫击炮，每门只有60发炮弹，打了也无济于事。

印军如此拉胯的准备，最后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

印军

这句话出自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写于1936年，全面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

文章提到，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拼消耗是不合时宜的，而要打歼灭战。具体来说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军薄弱力量，逐渐消耗敌军，最终改变战局。

中央苏区时期的前四次反“围剿”作战，都是采取这种方针。

第一次反“围剿”作战，敌军调动10万余兵力，而红军只有4万人。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逐渐疲惫敌军。最终在龙冈附近集中主力，伏击了敌第18师，全歼1万多人，缴获大批武器。随后又乘胜追击，歼灭敌第50师3000多人。敌军遭受重大损失，被迫放弃“围剿”计划。

“围剿”失败后，老蒋不甘心，调动了20万大军向中央苏区合围过来。此时红一方面军还剩3万多人。毛主席分析局势，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先打敌军最弱的第五路军。红军诱敌深入，在东固一带埋伏了25天。

最终抓住敌第28师和第47师一个旅，将其全歼。解决掉后顾之忧后，红军乘胜向东横扫七百里，连续打了5个胜仗，共歼敌3万人，缴枪2万多支。不仅粉碎了敌人的“围剿”，自身还得到极大的补充。

老蒋再次加码，调动30万兵力发动第三次“围剿”。红军还是老办法——诱敌深入、避其主力，打其虚弱。红军一边阻击一边向苏区中心收缩，深入苏区的敌军很难得到补给，饥疲交困，锐气大减。

红军在莲塘、良村、黄陂取得三战三捷的胜利，歼敌1万余人，缴枪万余支，从被动转为主动。此后又集中主力在东固以南的方石岭一带，截住韩德勤师和蒋鼎文师一部，将其全歼。其他各路敌军见状纷纷撤出红军根据地。

1932年，老蒋调集30多个师，分三路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红军仍然运用此前的成功经验，在黄陂、草台岗两次伏击，歼敌3个师，俘敌1万余人，粉碎了敌人的“围剿”。红军力量空前壮大，发展到近10万人。

战争取胜的本质就是敌人变得越来越少，我军变得越来越多，只有打歼灭战才能达成这个目标。

抗战时期，我军提倡游击战，分散部队，小规模地歼灭敌军。到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实力壮大，开始打大兵团歼灭战。两者的本质其实都是一样，就是不断消耗敌人的力量。

这一思想在克朗节战役中也得到充分体现。从战术看，我军并没有直接从正面强压。一开始就派部队向敌人侧后方迂回穿插，目的非常明显，就是要一口吃掉印军的王牌部队。

印军以参加过二战而自豪，但其实那时他们作为一个师级单位，只能执行战术，并没有制定战术和指挥战役的经验。对战争的理解要远低于我军。

印军完全没有料到，我们并不只是要将他们赶走，而是要将他们歼灭。事实也证明，吃掉了印军王牌，使印度内部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对于整个战局产生了至为关键的影响。

红军剧照

这句话出自毛主席的名篇《论持久战》，写于1938年。当时国军节节败退，失败情绪弥漫，有人提出“亡国论”。后来八路军取得平型关大捷，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又有人提出“速胜论”。

毛主席的《论持久战》驳斥了这两种错误的观点，提出坚持持久抗战，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对于丢失领土的问题，毛主席鲜明地指出“暂时地部分地丧失土地，是全部地永久地保存土地和恢复土地的代价。”

前文提到的四次反“围剿”就体现了这一点，暂时丧失土地只是诱敌深入，使敌人处于不利的位置，以达到歼灭敌人的目的，便能收复土地。

毛主席提出“凡被迫处于不利地位，根本上危及军力的保存时，应该勇敢地退却，以便保存军力”。

在与印度的边界争端中，我们便是采取这种方针。由于国际局势对我不利，我们尽最大程度争取印度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甚至主动将部队后撤了20公里。

这其实可以理解成一种高级版的诱敌深入。印度高层并没有理解中国的用意，反而变本加厉地对我国入侵。使其在国际舆论和军事上都处于极为不利的位置，为我军反击创造了条件。

毛主席得出结论“明明已处于确定了的不利情况，还要争一城一地的得失，结果不但城和地俱失，军力也不能保存”。

解放战争期间，胡宗南大军向延安进攻，毛主席准备撤出延安时告诫干部：“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毛主席的这段话直戳泰瓦利的内心，作为最前线的指挥官，他深知部队处于不利位置，并不认同尼赫鲁的“前进政策”。

印军想来蚕食我国领土，必须爬上高原。这里人迹罕至，事实上直到今天，印军都没有完全解决后勤供应难题，更别提当年。

但尼赫鲁为了争抢一点领土，不惜将没有高原作战经验的部队调到高原，连基本的后勤保障都没有解决，却要不断挑起冲突。这种将领土看得无比重要，害怕失去领土的想法，就是毛主席所说的“拼命主义”。

为了一点领土，忽视了危险，不顾一切要与对手拼命，不可避免地要陷入败局。

被俘印军

然而，尽管失败了，印度高层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也许这就是人性的弱点，不管再伟大、再英明的人，也有一根筋的时候，绕不出固有思维，只会越陷越深。

其实，中印都是大国，两虎相争，必有一伤，以印度的实力，受伤的更有可能是他们。印度高层被某些假象所迷惑，执意要与中国斗争，并非明智之举。

中国在面对强敌时所采取的战略和战术要灵活得多，印度高层却想一条路走到黑。毛主席的著作也许给了泰瓦利一些全新的启发，所以他才希望他的领导们也学一学。

遗憾的是，几十年过去了，印度人似乎并没有吸取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