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是孔飞力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其实就是由一个“盛世妖术”来剖析清朝专制暴政制度下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形态。

故事发生于清王朝的经济腹地——江南地区，浙江德清县。1768年，即乾隆33年，浙江德清县修桥，一位姓沈农夫为了发泄对自己侄子的不满，他请求修建石桥的吴石匠在桥桩上粘贴一张写有自己侄子名字的符，并通过敲砸来勾去他的魂魄。

吴石匠有点茫然，不知道怎么办，于是前往县里向官府汇报了此事。官府根本认为这是无稽之谈，于是知县大人打了姓沈农夫25大板。事情就这样处理了，本来只不过是一个乡下农夫由于愚昧无知、迷信鬼神的小事，谁知这样一件小的案子一经上报竟然成为此后系列惊天大案的起始点。随后江南地区各种类似的事件层出不穷，还演变成了“剪辫子”事件。

“剪辫子”事件逐步造成了地方性恐慌，引起了社会的不安，使得人心惶惶。普通民众在相互传播谣言的过程中，不仅对剪辫妖术形成了形形色色的认知，而且还想出了应对诸类妖术的五花八门之法。

各种形式的自我保护，只会让社会状况更加混乱不安，最终引发了社会性恐慌。这种社会性恐慌不受通常的行为规范所约束，是一种自发的、无组织的、无结构的，同时也是难以预测的群体行为方式。甚至在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的利用下，民众的集体恐慌也随之加剧，导致城乡民众彻夜不眠鸣锣巡警，或捕风捉影妄拿无辜，或逞忿挟嫌栽害良懦。

社会底层的民众们为了宣泄他们内心的不安与恐惧感，于是形成了一种恶性互动关系，即人数众多、相对强势的一方强加于相对弱势一方的暴力处理方式。结果处于社会底层、边缘的游方和尚、乞丐成了牺牲品。

大规模妖术恐慌背后的本质是民众对国家深层的忧虑和畏惧，对国家的不信任，对政府的不信任，更是一种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危机，也是社会失序的结果。

社会失序就是指社会秩序出现一定程度或一定范围的紊乱，导致社会失序的原因包括战争冲击、无序的流动人口、突发的自然灾害、盗匪横行，以及政治变革而导致各种社会群体利益的冲突等等。

灾害摧垮了经济，而经济的衰败又加剧了灾害的后果，当时的民众就在这样一种天灾与人祸恶性循环的漩涡中苦苦挣扎着，妖术的发生只是触发这一危机的导火索而已。

妖术恐慌的制造者都是生活于社会底层的人。妖术的制造与传播，实质上是反映了部分下层社会群体的诉求。也就是说乾隆盛世只不过是个虚幻的盛世。

表面上看，乾隆33年，是一个典型的盛世时代。政治稳定，国内没有大规模的动荡。经济繁荣，以长江中下游为代表，整个国家的经济总量高歌猛进。可是具体到普通民众，那个时代是否就令他们感到更加安乐？更加顺意呢？

“叫魂事件”揭示出那个时代民众的真实情况：虽然经济快速发展、商业繁荣，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可以致富或他的生活会变得更加安全，反而意味着在一个充满竞争并十分拥挤的社会中，每个人的生存空间更小了。商业与制造业的发展，使得处于巨大压力下的普通民众能够生存下去，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投入每个人的劳动力。

与此同时，发展带来的物价飞涨，地区间差异造成的不平衡发展，都造成了那个时代的普通民众生活上的痛苦。

而专制暴政和僵化的官僚体制，更加剧了民众的焦虑。生存的巨大压力以及无权的焦灼，使得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社会民众心态的日积月累、层层堆积，最终造成一种来自民众的大释放、大爆发。僵化的官僚体制的僵化又导致妖术的发生与蔓延扩大。

“叫魂事件”发生后，大多数官员都是疲软拖沓，互相推诿，甚至匿不露面，导致事态的迅速扩大。乾隆皇帝之所以对江南起源的妖术深恶痛绝，严查根究，根本原因也在于对江南乃至其他地方官吏这种疲沓推诿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的深怀不满，借机整治。

“叫魂事件”发生的初期，各级官员们自然选择一种常规的操作，那就是息事宁人，安抚恐慌，阻止谣言传播，对无事生非的衙门胥吏进行惩罚，没有人把剪发辫的事情轻易放大。这本来就是常规化权力运作下的冷淡处理，维护社会稳定，不至于引起更大的社会恐慌。

当乾隆皇帝知道此事后，尤其是事件中“剪辫子”所象征的排满反清意义，让他大为惊恐。勃然大怒的乾隆皇帝不得不强化专制，将专制权力发挥到极致。同时，这个事件正好提供给乾隆皇帝一个机会来整饬他的官吏以及张扬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

所以，乾隆皇帝毫不犹豫地下达了对各省妖术进行全面清剿的旨意，这是至高无上的皇权对整个官僚体系所做的权威性决定。而当乾隆皇帝的圣旨下达那一刻时，就预示着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面对皇权以及层层压力，大大小小的官吏们纷纷发动了对“妖人”的大肆围捕，开始运用各种方法使自己不受乾隆的责难，而且以求迅速结案短时间内博得上级的褒奖。

官员们之间为了不断累积政绩，居然互相攀比，看谁处理的多，惩罚的更快、更及时。为了更快能邀功，向上升迁，他们滥用私刑无处不在，各种严刑逼供，结果催生出了许多冤假错案，戕害了许多无辜的生命。官僚阶层的多数官员们更关注的是他们仕途的命运，是自己的乌纱帽，而并非民间疾苦。

“叫魂事件”充分展示了专制暴政带来的巨大危害。专制权力凌驾于法律制度之上且不受法律的限制，即人治高于法治，不加制约的权力更是带来一种空前的遭难和大量无辜的死亡。

其实，无论哪个时代，哪个社会，任何的社会大恐慌、民众恐慌背后都隐藏着统治的合法性危机，尤其是专制统治、人治的危机。专制暴政是社会大恐慌和民众恐慌、恐惧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