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被称为中国历代最有骨气的王朝，不和亲、不纳贡、不割地、不称臣、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比之汉唐和亲，南宋称臣，满清割地，大明在气节上堪称完美，可是这一切其实只是一个美好的假象，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的庚戌之变捅破了这层窗户纸，它掀开了大明强大军事力量的遮羞布！

大明与蒙古各部的战争从明朝建立就没消停过，到了十六世纪初期，蒙古草原上兴起了一个强大的部族——土默特部。部落首领即是大名鼎鼎的俺答汗，他本名阿勒坦，是成吉思汗的十七世孙，在他的带领下，土默特部成为了大明在北方草原的主要对手！

俺答汗为了得到明朝生产的铁器、丝绸、茶叶等，一方面他屡次请求大明朝廷允许双方在长城各边开展互市贸易；另一方面，好战成性的蒙古铁骑频频侵犯大明边境，掠夺人口牲畜。明朝之所以对蒙古各部要求互市的请求置之不理，主要还是因为当年的土木堡之变留下了阴影！当年就是因为大明与瓦剌在互市贸易上屡起冲突，最终致使双方兵锋相对，大明皇帝被俘，五十万大军全军覆没，京师几陷于敌手。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警醒了大明几代人，尽管距土木堡事变已经过期一百年了，但是大明上上下下从没有敢忘记这段刻骨铭心的重大事件。

有鉴于此，嘉靖帝朱厚熜及一干重臣想都没想就回绝了土默特部的互市请求，与此同时，身为天朝上国的大明还做了一件为人所不齿的斩杀来使事件，这一举动直接导致矛盾进一步升级！大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汗率领十万大军犯边，大明军队在这次战争中把无能简直发挥到了极致，致使原本一次普通的边衅几乎演变成亡国危机。

早在嘉靖十三年（1534年），俺答就已开始和明廷接洽通贡事宜。嘉靖二十年（1541年）秋，俺答派使者石天爵“款大同塞”，第一次正式向明廷提出通贡请求。

阿勒坦

在请求中，他描述了先朝在朝贡体制下“汉鞑两利”的好处；其次，他申诉了近来每岁入掠的缘故是由于贡道不通；第三，他展现了允许通贡以后塞内种田、塞外牧马、永不相犯的和平图景。当然，最后的纵精骑南掠之语也确实具有威胁性。

到了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俺答仍不放弃通贡的要求，但他不再派遣使者，而是拥众到明朝军营外，“束书矢端，射入军营中”，同时又利用被掠放回的人传言：“以求贡不得，故屡抢。许贡，当约束部落不犯边。否则秋且复入，过关抢京辅。”翁万达在边防前线得到这个消息，赶紧上奏给明世宗，明世宗则回答说：“求贡诡言，屡诏阻隔，边臣不能遵奉，辄为奏渎，放不问。万达等务慎防守，毋致疏虞。其有家丁通事入等私通启衅者，廉实以闻，重治之。”

从这里可以看到，正是嘉靖皇帝本人，以其褊狭刚愎的性格，顽固地拒绝和蒙古的通贡互市，以至从嘉靖十一年（1532年）以后，整个北边防线上一直是刀光剑影，战争不断，劳动人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最后终于酿成明代北部边防危机的第二次高潮，导致京城被围的“庚戌之变”。

自从嘉靖帝即位以来，边境并没有发生过重大的战事，这就导致军队的战斗力迅速下降，比如明朝最精锐的京营，这支平时宿卫京师，战时作为征讨主力的军队现在早已变得腐烂不堪！最大的问题是吃空饷，原本京师账面上的十万大军，实数只有五六万，这些人去掉老弱，去掉供京师大员们驱使的，能打敢打的更是少之又少！以至于，等俺答汗包围京师之后，嘉靖帝不得不召集锦衣卫、民兵以及在京师考武举的学生去保卫京师。后来的抗倭名将戚继光当时正好就在京师考武举，因此戚继光也被拉上了城墙成了守卫京师的普通一兵。

明军很快尝到了苦头，俺答汗率先攻打的就是大明北方边境上的军事重镇大同，总兵张达、副总兵林椿两位明军高级将领出城迎战，结果双双战死。明军战斗力的低下在这场战斗中暴露无遗，残酷的现实吓坏了宣大总督仇鸾，他本来就不是大将之才，靠着巴结严嵩、严世蕃父子居然做到了总督级别的封疆大吏！“敌大众犯京师，大同总兵咸宁侯仇鸾、巡抚保定都御史杨守谦等，各以勤王兵至。帝拜鸾为大将军，使护诸军。”慌乱之中，仇鸾这位明军北方边防军统帅居然做出了献重金贿赂敌军的丑事儿，这让俺答汗更加轻视明军。俺答汗不与仇鸾纠缠，转身从长城的古北口防线打进了明朝腹地，沿途明军皆被打散，“敌阳引满内向，而别遣精骑从间道溃墙入。汝孝兵溃，遂大掠怀柔，围顺义，抵通州，分兵四掠，焚湖渠马房。畿甸大震。”就这样，十万蒙古大军兵临北京城下。当年瓦剌大军围攻北京的情况再次出现，可惜这次城里没有于谦！

严嵩

城里当家的是内阁首辅严嵩，明世宗君臣紧急磋商如何处理，大学士严嵩说：“所此抢食贼耳，不足患。”礼部尚书徐阶斥责道：“今虏在城下杀人放火，岂可言是抢食？正须议所以御之之策！”世宗赞同徐阶的话，并询问众臣如何回答俺答书信，徐阶说：“今虏驻兵近郊，而我战守之备一无所有，此事宜权许以款虏，第恐将来要求无厌耳。”世宗说：“苟利社稷，皮币珠玉非所爱。”

据蒙古史料记载，“其后汉国大明汗慑于普尊阿勒坦汗之威名，派来名为杨兀扎克之人，谓‘互相为害不能杀绝斩尽，故不如和好往来买卖通贡。’派名为阿都兀齐者偕同来使前往，将大军撤至墙外开始会谈，以三万户分别进兵逼和，取得极多之田赋之后而回还”。

尽管现在明朝的史料中几乎对此没什么记载，但即便是再三缄其口也无法掩饰这次屈辱的谈判，城下之盟有啥好谈的？明朝被迫同意了俺答汗所提出的全部条件。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八月二十三日，俺答大军带着满满的战利品大摇大摆回归草原。这是自明太祖朱元璋开国以来最屈辱的时刻，在此之前哪怕是大明混得再惨，皇帝被俘，精锐皆殁，大明也没有低下自己高贵的头颅！

八月二十八日，俺答军全部出塞。连日劫掠，鞑靼兵疲惫又要照顾劫掠辎重，队形大乱。但明军不敢进击，只是远远地在后边尾随，直到石匣营（今北京密云北）、古北、张家等口外，看着鞑靼军远去才返回。俺答汗在京城附近劫掠十六天，“诸州县报所残掠人畜二百万”，率领十几万大军的仇鸾向皇帝“报功八十余级，以捷闻”。庚戌之变暴露了明朝统治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所谓的嘉靖中兴，不过是谎言罢了。事后，嘉靖帝处死了兵部尚书丁汝夔，来掩饰自己的不作为！

俺答此次进犯京畿，除进出在边防稍有受阻外，一入内地如入无人之境，欲东则东，欲西则西，烧杀劫掠，任自为之。导致俺答进犯京畿的仇鸾，成了反俺答、保卫京师的功臣，一升再升。俺答进至北京城郊，十几万“勤王”军队竟没有一点战守的办法。严嵩采取“饱将自去”的害民、保己政策，将领们看着俺答劫掠而去，京城士卒一出城门涕泣不止，这一切充分反映了明廷政治腐败、军队将领无能和京城守卫的废弛。编修《明实录》的明朝史臣就庚戌之变一事评论道：“虏自壬寅以来，无岁不求贡市，其欲罢兵息民，意颇诚恳。当时边臣通古今、知大计如总督翁万达辈亦计以为宜，因其款顺而纳之，以为制御之策。乃庙堂不为之主议，既大言闭关以绝其意，又不修明战守之实而为之备，反戮其使以挑之，至于戎马饮于郊圻，腥膻闻于城阙。乃诏廷臣议其许否，则彼以兵胁而求，我以计穷而应，城下之盟，岂不辱哉？”

现在，堂堂大明皇帝，内阁首辅，边关大将，连北方草原上的其中一个部落都搞不定，还被打了个灰头土脸，简直是丢人到了极点，比上次土木堡之变都丢人！好歹，土木堡之变前后，大明军队面对入侵的异族还是敢于亮出腰间的宝剑的，现在连亮剑的勇气都没了，让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