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北大教授陈西滢冲进外国同事的房间，看见了妻子衣衫不整地坐在床上。他神色镇定，给了妻子两个选择，让其一声不吭回了家。

1924年5月初，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问中国，在文坛刮起一阵狂风。林徽因、徐志摩全程陪同泰戈尔，担任翻译，向其介绍我国的风土人情。

作为世界级文坛巨匠，中国文人有许多问题要向泰戈尔请教，徐志摩等再三讨论之后，决定开一个既有中国风格，又不落俗套的座谈会——大家坐在一起，摆茶点，边品茗，边讨论文学。

按照如今的说法，众人打算开茶话会，邀请泰戈尔参加，大家商量一番，决定由凌叔华主持茶话会。凌叔华出身名流，能言善辩，又写得一手好文章，是极富魅力的当代女作家。

5月6日下午，茶话会如约举行，凌叔华优雅地穿梭在一众文人之间，时而谈哲学，时而谈诗书，表现十分得体。

凌叔华风华绝代，倾倒了在场的所有男人。其中，就有北大教授陈西滢，凌叔华未来的丈夫。陈西滢是留英博士，学者兼评论家，不过，世人知道他的“名气”，全是因为他与鲁迅的“论战”。

留学归来后，陈西滢对旧中国的一切十分看不惯，在流传甚广的文学杂志上，陈西滢经常发表一些与时局不相符合的言论，虽然中肯，但人们并不买账。

相比较而言，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更为人们所接受，如此几番下来，陈西滢“自然而然”成了鲁迅笔下讽刺的“正人君子”。

陈西滢也“不甘示弱”，与鲁迅针锋相对，曾多次评价鲁迅的文章“实在没有读的价值”。除了鲁迅，陈西滢还尖锐地批评过徐志摩的文章“堆砌辞藻”等，可以说，只要他看不惯，就要说。

正是这种性格，陈西滢在文学界，或者说在一部分知识分子眼中成了“坏人”。不过，真实的陈西滢并非如此，他批评鲁迅，却在文坛聚会上照常与其谈天说地，他认为徐志摩文章不好，却又肯定了徐志摩对近现代文学的贡献。

陈西滢颇有伏尔泰“虽与你意见不同，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权利”的风格。同样，凌叔华的性格也有些“与众不同”，她欣赏徐志摩，与他的关系“说不清道不明”，参加完茶话会之后，泰戈尔曾对徐志摩说，“凌叔华与林徽因难分伯仲。”

而徐志摩对凌叔华的感情则是“友情至上，恋人未满”，始终在暧昧之中，不做任何表态，况且，此时徐志摩与陆小曼也传出了“桃色新闻”。

对此，凌叔华十分苦恼，恰巧陈西滢的出现，安慰了她空虚的内心。茶话会后，凌叔华与陈西滢的感情日渐升温，两人性格相投，聊得火热，很快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1926年7月，凌叔华与陈西滢结婚。婚后，两人相敬如宾，对生活很是满意。抗日战争爆发前，凌叔华与陈西滢住在武汉，写了大量爱国进步作品，鼓舞了一批热血青年投身国防。

在旁人看来，凌叔华与陈西滢的婚姻是自由恋爱的典范，是人人羡慕的神仙眷侣，可事实真的如此吗？

要知道，凌叔华性格有些孤傲，虽然他对夫人很好，可凌叔华写的文章，陈西滢总是直言不讳地批评。久而久之，凌叔华厌倦了与陈西滢谈书论道。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对陈西滢的感情，在凌叔华心中的定位始终是“第二选择”。特别是1931年徐志摩飞机失事后，凌叔华的后悔与不甘，渐渐占据了内心。

1935年，凌叔华的婚姻生活被一位年轻的英国诗人朱利安·贝尔打乱。朱利安时年27岁，长得高大帅气，与陈西滢、凌叔华等一同在武汉大学任教。

凌叔华是感性的，与朱利安的相处中，她“不受控制”地喜欢上了朱利安。俗话说，“女追男，隔层纱”，两人如“干柴烈火”一般，开始了一段轰轰烈烈的地下恋情。

1936年的一天，陈西滢怒气冲冲地冲进了朱利安的房间，看到凌叔华衣衫不整地坐在床上。陈西滢却没有愤怒，他给了妻子两个选择：一是离婚，二是回家。

碍于面子，凌叔华跟陈西滢回了家。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朱利安与凌叔华的事在武汉大学传得沸沸扬扬，朱利安迫于压力，回到了英国。

经过这件事，陈西滢与凌叔华的婚姻关系淡了许多，或许更多是为了面子，为了孩子，才保持的这一段婚姻关系。十年后，陈西滢与凌叔华由美国前往英国定居。

后来，凌叔华辗转新加坡以及欧洲国家讲学、办画展等，积累了巨额财富。1970年3月，陈西滢在英国去世，凌叔华感到十分孤独，多次表达自己要回国安度晚年的想法。

1989年12月，凌叔华终于回到魂牵梦绕的祖国。1990年3月，她在北京度过了90岁生日，2个月后，凌叔华在北京逝世。

凌叔华的一生爱过，恨过，更爱而不得过，终以笔墨绘尽浮生，笑看云卷云舒，了却半生痴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