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彻底肃清党内不正风气,中共开展延安整风,但王明至死仍不改悔

史海撷英 2025-01-31 22:42:46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2月1日,在延安这片黄土地上,一场影响深远的整风运动正式拉开帷幕。这场由毛泽东发起的思想革命,矛头直指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然而,作为运动的重要批判对象,王明始终拒不认错。即便在被众多同志批评和揭发后,他仍固守己见,坚称自己只是执行共产国际路线。最终,这位曾与毛泽东分庭抗礼的革命元老,在新中国成立后两度前往苏联治病,并在1974年客死他乡,带着未曾认错的倔强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这场围绕着王明错误的斗争,不仅展现了延安整风运动的复杂性,更折射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艰辛历程。

留苏派与莫斯科的纠葛往事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得到确立。但王明的教条主义思想在党内依然有着不小的市场,特别是在他曾经主持工作过的地区。

那个时期,虽然共产国际已经认可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但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之间仍存在诸多隔阂。苏联持续不断地向蒋介石的国民党输送各种援助,却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援助寥寥无几。

民国三十年(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的局势更加微妙。苏联开始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反复要求中共中央下令,让华北地区的八路军立即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目的是阻止日军向外蒙古集结,以减轻对苏联的威胁。

毛泽东对苏联的这种态度很不满意。他深知,如果放弃游击战争,贸然与日军展开大规模正面作战,八路军将面临被打瘫的风险,这样根据地就无法长期坚持。

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情况也不容乐观。许多高级领导干部是留苏人员,他们熟悉斯大林理论教条,却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这些人即使在领导革命过程中犯过各种错误,仍然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对党的各项政策指手画脚。

毛泽东对这种现象深感不满。他讽刺这些人“言必称希腊”,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像“钦差大臣”一样到处飞,专门吓唬那些不懂理论的工农干部和青年学生。

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公开表态:“俄国人的话,不可不听,也不可全听。”他认为,如果不从中国革命的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习惯于唯莫斯科马首是瞬,那么一旦有风吹草动,即使共产国际不干涉,党内也必然会出现严重问题。

到了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外部环境相对稳定,毛泽东的党和军队领袖地位也趋于稳固。为了肃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对80万中共党员进行一次全面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以正确领导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彻底胜利,毛泽东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在延安发起了整风运动。

态度强硬不认错,事态渐起波澜

整风运动从学习和澄清历史是非开始。民国三十年(1941年)5月和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先后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整顿文风。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由此启动。这场运动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澄清历史是非。

早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当年用来打击苏区领导人的所谓“罗明路线”问题至今都没有得到平反,这是说不过去的。为了澄清这段历史是非,毛泽东多次找当时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张闻天等谈话。

博古、张闻天等人很快表态认错。他们承认,共产国际把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机关来,结果就是照抄照搬共产国际的指示,完全没有结合中国的实际,给党带来了巨大损失。

当时的其他领导人李维汉、邓发等也相继检讨了自己的错误。但作为博古中央总后台的王明却始终无动于衷,他认为江西时期博古中央的错误与他无关。

至于毛泽东多次提到的抗战初期的右倾问题,王明也不以为然。在他看来,那只不过是共产国际的主张,要他承认错误,岂不是等于说共产国际犯了错误?

陈绍禹

王明深知毛泽东对他在博古中央时期和抗战初期的表现不满。为此,他表现得格外谨慎,甚至在刘少奇、张闻天、博古等人还没有意识到应该突出宣传毛泽东的情况下,就在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5月4日率先公开作了《学习毛泽东》的演讲。

在演讲中,王明肯定“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方针是唯一正确政治方针”,还号召全党要“始终追随毛泽东,为毛泽东事业而奋斗”。这样做显然是为了取得毛泽东的信任,缓和与毛泽东的关系。但对于自己的错误,王明始终认为自己只是执行了共产国际的路线。在他看来,有共产国际顶着,就用不着自己检讨。所以在博古、张闻天、邓发检讨之后,王明只作了一个自我表白式的发言。

在发言中,王明虽然承认反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对他有很大帮助,也承认自己在莫斯科学的都是些洋教条。但他强调自己比博古、张闻天等人更早回国,参加实际工作的时间也更长,工作作风已经有所转变。

不仅如此,王明还特别提到,他较早就提出了实行统一战线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全套办法。他解释说,当时对中国的实际情况研究还不够,对国内各派人物的情况也不太清楚,后来又一直忙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各种领导工作,导致既没有理论又没有实际。

这种避重就轻、推诿责任的态度,显然无法让人信服。王明的表现,为后来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埋下了伏笔。

指责同道转矛头,引众怒难自保

王明的态度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不仅拒绝检讨自己的错误,反而突然开始揭发批判李维汉、博古、张闻天等人。他批评李维汉的自我批评态度不诚恳,说李维汉想要马虎过关。紧接着又批评博古、张闻天等人在中央苏区时的所作所为:先是夺了毛泽东的党权,接着又夺了毛泽东的军权,到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时竟连毛泽东在政府中的权力也一并夺走。

陈绍禹

更令人惊讶的是,王明还抛出了一个所谓的“秘密”。他声称,民国二十年(1931年)秋他与周恩来离开上海时,虽然推荐博古、张闻天等人组织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但当时已经说明,将来到了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他们就要将权力交出来。

这个“秘密”在延安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博古、张闻天等人一时陷入被动,不得不重新检讨,除了检讨路线错误外,还着重检讨自己的“篡位”错误。

然而,王明的这一番操作显然引起了“留苏派”的众怒。原本博古、张闻天、李维汉是在自己检讨自己的错误,至于王明愿意怎么承担责任,那是他自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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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王明死活不肯承认自己“总后台”的角色,不肯分担责任,这让其他同志不得不一边检讨一边揭发。博古明确表示:自己所犯的错误确实是政治路线的错误,临时中央政治局进入苏区后不作说明也确实有篡位之嫌,但共产国际和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当时是助长了这种错误的。

张闻天也开口了,他承认当时的路线的确错误,临时中央到苏区后也确有篡位问题,但他质问王明:为什么当时在共产国际的王明不打电报来纠正?五中全会的名单是共产国际批准的,在这些事情上王明当时为什么不起作用?邓发的表态更加直接。他说,对于当时的错误,博古要负第一位的责任,李维汉、张闻天其次,但他质问道:这些错误政策莫斯科是否也批准了?在夸大红军力量、断言党的路线正确等问题上,王明不是也同意了吗?

和王明一起驻共产国际的康生也加入了批评的行列。他指出,王明在莫斯科其实与当时国内博古中央犯着差不多同样的错误,他在个别策略上有对的地方,但基本思想与博古相一致,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康生特别提到了王明在抗战初期的错误问题。他说,王明从莫斯科回延安后,不听劝告留在延安,却非要住在武汉。王明在武汉时期所犯的错误,都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表现。

从实际情况来看,博古、张闻天、邓发、康生等人对王明的揭发和批评,都是符合实际的,并没有夸大和虚构的成分。这样一来,王明成为了众矢之的,不承认错误显然是不行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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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在博古、张闻天、李维汉、邓发等人都承认错误,做了检讨,并取得了大家理解的情况下,王明虽然处境极为窘迫,却依然固执己见,拒不肯承认错误。

二度离华赴苏,客死异国他乡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给予了王明新的政治机会。他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和最高人民法院委员,参与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

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专门讨论了王明问题,通过了《关于王明问题的决定》。会议再次要求王明就自己历史上的错误写一份声明书给中央政治局。

这实际上是党中央给王明的又一次机会。通过公开承认错误,王明完全可以继续在新中国发挥作用。面对中央的要求,王明给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写了一封信,表示因内战时期和抗战初期自己的文献太多,作出检讨和写声明书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毛泽东收到信后立即作出批示,让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协助王明查找相关文献。同时要求王明必须在11月上旬七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完成声明书,并送交政治局。

陈绍禹

面对这样的要求,王明没有任何表态。9月上旬,他突然提出要去苏联治病。考虑到王明确实身体不适,中共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

1950年10月25日,王明踏上了前往苏联的旅程。三年后,也就是1953年12月,他回到了中国。但不到四个月,王明就旧病复发,再次住进医院。他的肝炎、胆囊炎和心脏病接连发作。

1955年10月初,王明又一次向党中央提出赴苏治病的请求。基于他的实际病情,中共中央再次批准了这一请求。1956年1月底,王明第二次踏上了前往苏联的路。

这一次,王明再也没有回来。中共八大召开前,组织上通知在苏联治病的王明,如果身体状况允许,可以回国参加八大。但王明回复说身体状况依然不好,无法返回参加八大。

作为中共中央委员去苏联治病的王明,得到了苏联政府的精心治疗和周到照顾。他的病情很快好转,身体也逐渐康复。但每当组织上询问他的归国意愿时,王明总是强调自己身体还是不行,就是不愿意回国。

1974年3月27日,王明在莫斯科写完《中共五十年》后的第四天与世长辞,终年70岁。他的遗体被安葬在莫斯科郊外的新圣母公墓。

陈绍禹

从延安整风到两度赴苏,从新中国成立到客死他乡,王明始终没有正面回应过自己的历史问题。这位曾经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革命者,带着未曾承认的错误和倔强的态度,走完了他传奇又争议的一生。

王明的一生折射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发展道路上的重要一课。一个政党要走向成熟,必须建立在对本国实际情况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简单照搬他国经验和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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